摘要：＂不要告诉我这是你亲手绣的嫁衣！＂大姑姐看着我的婚纱，眼神里的轻蔑让整个化妆间的温度骤降。

＂不要告诉我这是你亲手绣的嫁衣！＂大姑姐看着我的婚纱，眼神里的轻蔑让整个化妆间的温度骤降。

我低头看了看身上租来的婚纱，边缘处的蕾丝已经泛黄，这是县城唯一一家照相馆能租到的最好的款式了。

1992年夏天，我嫁给了周家的小儿子周明。

在这个县城里，周家算得上殷实人家，周爸爸是县农机站的老站长，从＂大铁牛＂拖拉机时代一路走来，为县里的农业机械化立下了汗马功劳。

大姑姐周敏作为家中长女，从小被灌输着＂女人得嫁个好人家＂的思想。

她自己嫁给了县供销社的科长，在单位食堂掌勺，每逢过年过节还能从食堂带回些平常人家买不到的糖果点心，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而我，不过是镇上供销社卖布的小职员，工资每月只有五十六块七毛，在她眼里，我嫁给她弟弟，完全是天上掉馅饼。

＂怎么不说话？是不是心虚了？＂大姑姐手里拿着粉扑，在我脸上重重地拍了一下，呛得我直咳嗽。

＂大姐，这婚纱是租的。＂我小声解释道，心里默念着母亲的叮嘱：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认识周明是在一次赶集的偶然。

那是1991年的春天，阳光暖洋洋地洒在街道上，我在供销社门口摆了个小摊，卖些下脚料布头。

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国营供销社的生意渐渐不如从前，领导便允许我们利用边角料自己做点小买卖补贴家用。

他来买布要做教具，说是县实验小学的数学老师，要给学生们做几何图形模型。

＂这个蓝格子布料多少钱一尺？＂他指着一块海军蓝的布问道。

＂一块二一尺。＂我回答，顺手拿起剪刀，＂要几尺？＂

＂先别剪，我得量量够不够做一个圆锥体。＂他从挎包里掏出一个卷尺，认真地测量着。

那时候，一位男老师拿着卷尺的样子，竟让我看得有些入神。

三尺讲台，四季粉笔，那时候的男老师可不就是香饽饽。

我们就这样从春天聊到秋天，从几何图形聊到《平凡的世界》，从农村的变化聊到县城的发展，情愫在不知不觉中生长。

周明向我求婚那天，拿着一枚普普通通的铜戒指，朴素得甚至没有一粒小石头。

＂这是我攒了三个月工资买的，不算什么好东西。＂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我知道，那时候教师的工资也不高，每月七十多块，比我强不了多少。

＂陈雨晴，我想和你一起看日出日落，一起数星星数月亮。＂他这样说，声音有点颤抖。

我哭了，不是因为戒指朴素，而是从没有人这样温柔地对我说过话。

在我们镇上，姑娘们嫁人多半看家境、门第，像我这样的供销社营业员，顶多嫁给个农机厂的工人或者乡镇企业的会计，能嫁给一位县城小学老师，已经算是高攀了。

订婚那天，大姑姐周敏一直打量着我，像是在评估一件货物。

＂我说老弟，你眼光也太独特了，全县城那么多姑娘，你怎么就看上这个卖布的了？＂她端着茶杯，小口啜着茶水，目光却直直地盯着我开裂的手指。

＂大姐！＂周明有些生气，＂雨晴人很好，也很勤快。＂

＂哎哟，我这不是关心你嘛！＂大姑姐装作无辜的样子，＂她做了十年的营业员，手该有多粗糙啊，以后摸着你的脸，跟砂纸似的，多扎人啊！＂

周家父母虽然没说什么，但我能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出一丝迟疑。

母亲常说，嫁人容易做媳妇难，我深知这个道理，所以对大姑姐的刻薄，我只是笑笑不说话。

回家后，我悄悄从柜子里取出积攒已久的十块钱，去百货公司买了一瓶当时最好的＂蜜雪儿＂护手霜，每晚睡前都仔细地涂抹，还戴着线手套入睡。

我们的婚礼定在县城最好的饭店举行，那是1992年县城刚开的第一家能办喜宴的宾馆，叫＂红星宾馆＂，是从原来的招待所改建的，门口还竖着一个红星牌收音机形状的巨大霓虹灯广告。

周家办事一向大方，一共摆了二十桌，几乎请遍了全县有头有脸的人物，听说连县长都派秘书来随了礼。

婚礼前一天，一家人在周家吃饭，商量婚礼的细节。

＂爸，妈，我有个想法。＂大姑姐突然放下筷子，意味深长地看着我，＂现在城里流行在婚礼上搞点新花样，我看电视上那些香港明星办婚礼，都有各种游戏和抽奖。＂

周爸周妈对视了一眼，虽然不太懂，但对＂现代＂的东西总是充满好奇。

＂明天的婚礼要有个抽奖环节，让雨晴抽奖，给客人送点小礼物，热闹热闹。＂大姑姐的眼睛里闪烁着我看不懂的光。

＂这提议好啊，前阵子县电影院放映《上海滩》，我和你妈去看，门口就有抽奖活动，可热闹了！＂周爸点头称好。

我隐约觉得不对劲，但又说不出哪里奇怪。

周明握着我的手，对我轻声说：＂没事的，就是个小游戏，大姐可能是想让婚礼更热闹些。＂

在那个录像带刚刚流行、婚庆公司还没有兴起的年代，婚礼多是简单的敬茶拜堂、吃喜酒，能有些新鲜花样，确实是新潮的表现。

婚礼那天，我穿着租来的婚纱，紧张得手心冒汗。

化妆间里，大姑姐特意从县百货大楼买了一套＂友谊＂牌化妆品，说是要给我化最美的新娘妆。

＂来，抹点粉底，遮一遮你晒黑的皮肤。＂大姑姐的手法生硬，像是在揉面团而不是给人化妆。

涂得又浓又重，我看着镜子里陌生的自己，心里发慌。

＂妹妹，你这脸蛋可真白，不过这双手可不像卖布的。＂大姑姐一边给我描眉，一边说道，＂你做了十年的营业员，手却比我还细腻，真是奇了怪了。＂

她拿起我的手仔细打量，我知道她在怀疑什么——她认为我是故意勾引她弟弟，甚至怀疑我用了什么手段让周明对我着迷。

我低着头不说话，手心里全是汗。

母亲从小教我忍让，特别是对待长辈，得敬着让着。

何况是丈夫的姐姐，更得小心伺候。

＂瞧瞧，我给你化的多好看，比那些照相馆的师傅强多了！＂大姑姐得意地说，把手中的粉扑丢进化妆盒。

镜子里的我，脸上白一块红一块的，像是刚从京剧舞台上下来的。

我不敢反驳，只能默默忍受，心想着一会儿偷偷擦掉一些。

宴席进行到一半，红星宾馆的大厅里热闹非凡。

各桌的客人推杯换盏，烟雾缭绕中夹杂着阵阵笑声。

我和周明挨桌敬酒，脸上挂着笑容，心里却想着快点结束这场酒席，回到属于我们的小天地。

就在我们敬到第十五桌时，大姑姐突然拿着话筒，站在了临时搭建的小舞台上。

＂各位来宾，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前来参加我弟弟的婚礼。＂她的声音甜得发腻，与平日里对我说话的语气判若两人。

＂下面有一个特别的环节，请新娘上台来抽奖，给在座的客人送上新婚祝福！＂

大姑姐端着一个彩色纸盒，盒子上还贴着几朵不知从哪里剪下来的红色纸花。

周明搀着我上台。

＂里面有二十个奖券，分别对应每一桌的礼物。＂大姑姐笑盈盈地把盒子递到我面前，＂抽到一等奖的那桌，可以得到一台崭新的＇蜜蜂牌＇收音机！这可是我特意从省城带回来的，县城里还买不到呢！＂

那时候，一台＂蜜蜂牌＂收音机要七八十块钱，相当于我一个多月的工资。

在场的客人都发出赞叹声，气氛一下子热闹起来。

我看着眼前的抽奖箱，心里直打鼓。

大姑姐平日里对我百般刁难，这次突然这么热情，肯定有诈。

但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别无选择，只能伸手进去。

＂记住啊，要抽到写着＇一等奖＇的那张哦！＂大姑姐故意大声说，引得宾客们都笑了起来，好像这是什么有趣的笑话。

她的语气里带着一种捉弄人的得意，仿佛已经预见到我即将出丑的场景。

我的手在箱子里摸索，忽然触到一张质地特别的纸，与其他的明显不同。

这让我想起了在供销社工作时，经常需要用手感分辨不同布料的质地——是麻布还是棉布，是的确良还是涤纶。

十年的营业员经验让我的手指变得异常敏感。

我犹豫了一下，心想大姑姐肯定作了手脚，普通人可能摸不出来，但对我这个摸了十年布料的人来说，这特殊纸张简直就像黑夜里的萤火虫一样明显。

最终，我决定抽出那张特殊的纸条。

＂恭喜十二桌的客人获得一等奖！＂大姑姐接过纸条宣布道，语气里有掩饰不住的得意。

我这才明白，她是故意安排了可以靠触感分辨的特殊纸条，而十二桌坐的正是她的娘家人和同事。

台下的掌声中，我感到一阵羞辱，就像是被人当众戏弄。

周明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握紧了我的手，眼神里充满了歉意。

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大姑姐宣布结果的那一刻，一位穿着朴素的中年男子从十二桌站了起来。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带着质朴的正气。

＂等一下！这位新娘子，我想请你再抽一次。＂男子的声音不大，却格外清晰，仿佛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湖面。

全场顿时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这位突然发言的客人身上。

＂我叫李守义，是咱们镇上的邮递员。＂他继续说道，＂刚才我看到这位大姐姐在箱子里动了手脚。我这辈子遵纪守法，从没占过别人的便宜，作为一个正直的人，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奖品。＂

大姑姐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像是被人当众打了一巴掌：＂你...你胡说什么！箱子一直在我手里，我怎么可能作弊！＂

场面一时有些尴尬，宾客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就在这时，县电影院的王院长站了起来。

王院长是周伯山的老友，两人是从知青岁月一起回城的同伴，关系非同一般。

＂既然有人提出质疑，不如咱们公平一点，重新抽一次。＂王院长笑呵呵地说，＂这次，让新郎来摇匀箱子，再请新娘抽。大家觉得怎么样？＂

宾客们纷纷鼓掌表示赞同，大姑姐面色铁青，但在众人的注视下，不得不同意。

周明接过箱子使劲摇晃，然后递给我：＂雨晴，你来抽吧。＂

我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伸手进去，随意抽出一张。

＂十七桌，恭喜获得一等奖！＂王院长接过纸条宣布道。

十七桌坐的是谁？

我定睛一看，竟是刚才站出来说话的邮递员老李和他的家人。

＂我...我中奖了？＂老李站起来，脸上写满了惊讶和喜悦，仿佛没料到命运会如此眷顾他。

＂这是天意啊！＂有人在台下喊道，引得众人都笑了起来。

老李是个传奇人物，从我有记忆起，他就一直是我们镇上的邮递员。

无论刮风下雨，他都骑着那辆被太阳晒得掉漆的自行车，穿梭在镇上的各个角落，挂着邮差包的瘦小身影是镇上最熟悉的风景线之一。

二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老李送出的信件从未出过错。

就在大家都为老李祝贺时，他却走上台，把收音机递给了我：＂新娘子，这收音机还是你留着吧，就当是我送给你们的新婚礼物。我每天送信都听着我那老式＇红灯＇收音机，都快十年了，已经习惯了那个声音，换新的反而不习惯。＂

老李这番话说得在场的人都感动不已，就连大姑姐的脸色也缓和了几分。

我正要婉拒，周明的父亲——周伯山走上台来。

＂老李啊，你的心意我们领了。不过这奖品既然你抽中了，就是你的。＂周伯山拍拍老李的肩膀，然后转身对所有客人说：

＂各位，大家都知道，我家小子从小就爱听广播，高考的时候，我给他买了一台＇熊猫牌＇收音机，让他听英语广播。当时可是花了我一个月工资啊！＂

宾客们都笑了起来，当年＂熊猫牌＂收音机确实是稀罕物件，尤其是能收听外语台的那种。

＂现在县电台开办了＇致青春＇栏目，专门播报青年人的故事和心声，正好缺个女主播。＂周伯山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在我身上，＂我提议，让我这个新媳妇去试一试，怎么样？她声音这么甜，普通话这么标准，做播音员再合适不过了！＂

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我惊呆了，目瞪口呆地看着公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县电台的播音员，那可是多少姑娘梦寐以求的工作啊！

我虽然只有中专文凭，但普通话标准，从小就喜欢模仿广播里的播音员说话，这份工作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

大姑姐的脸色变了又变，从震惊到不甘，最终挤出一丝笑容，但眼神里的嫉妒却怎么也掩饰不住。

就这样，我在自己的婚礼上，意外地得到了一份珍贵的礼物——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婚后第三天，我忐忑不安地来到县电台。

电台位于县政府大院的西北角，是一栋两层的小楼，墙面漆成了米黄色，门口挂着＂xx县人民广播电台＂的牌子，看起来既庄重又神秘。

我穿着结婚时买的那套藏青色的确良旗袍，是我所有衣服中最体面的一套了。

电台台长是周伯山的老同学，当年一起插队，后来一个回城当了农机站的站长，一个进了文化系统，成了县电台台长。

＂小陈，坐。＂台长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头发已经花白，但精神矍铄，＂伯山和我提起过你，说你声音挺好听的。＂

我有些紧张地点点头，递上自己准备的简历。

＂中专毕业，供销社营业员，嗯...＂台长翻看着我的资料，神情有些犹豫，＂我们电台虽然小，但也是党的喉舌，要求还是挺高的。＂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看来公公托关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不过，机会还是要给年轻人的。来，读一段稿子我听听。＂台长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稿纸递给我。

那是一篇关于县农业丰收的报道，我深吸一口气，放慢语速，一字一句地读了起来。

声音因为紧张而微微发抖，但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气息，想起了曾经偷偷用录音机录下播音员说话，然后反复模仿的日子。

＂嗯，音色不错，普通话也标准。＂台长沉吟片刻，＂不过，广播不是念稿子，而是和听众交流。要有感情，要让听众感觉你就是他们的家人、朋友。＂

我点点头，心里却没底，不知道自己能否胜任。

＂这样吧，你先当实习播音员，每周六的＇致青春＇栏目，轮到你试试。三个月后再评估。＂台长最终拍板，＂工资比你在供销社多不了多少，都是国家统一标准。＂

我如获至宝，连连道谢。

出了电台大门，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望着湛蓝的天空，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和责任。

回家路上，我特意拐到供销社，买了一斤最好的麦芽糖——那种黄澄澄的，拉丝起来能有一米长的麦芽糖，准备给大姑姐送去。

虽然她在我婚礼上为难我，但没有那场＂闹剧＂，我也不会有这个机会。

大姑姐家住在县供销社的家属楼里，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建的红砖房，走道里飘着一股混合了煤油、白菜和腊肉的复杂气味。

她正在厨房切菜，听到我敲门，擦了擦手出来开门。

看到是我，她愣了一下，眼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大姐，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谢谢你。＂我把糖放在桌上，努力挤出一个笑容。

＂谢我什么？＂她放下菜刀，语气依然带着一丝尖刻。

＂如果不是你在婚礼上安排那个环节，我也不会有机会去电台。＂我真诚地说。

大姑姐没有接过糖，她擦了擦手，沉默了一会儿。

屋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只听见墙上的＂上海＂牌挂钟滴答作响。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你吗？＂她突然问道，声音低沉。

我摇摇头，内心却猜测可能是因为我配不上她弟弟，或者是她觉得我心机重。

＂因为你太顺了。＂她拿起一块萝卜继续切，刀锋落在菜板上的声音格外清脆。

＂我嫁给你姐夫时，才二十一岁，比你现在还小。＂她的目光穿过厨房的窗户，落在远处，仿佛在回忆往事。

＂婆家人不满意我的学历，说我初中毕业算什么，配不上他们家的大学生。结婚第一年，我天天凌晨四点起床做饭，晚上十点洗完衣服才睡。＂

听着她的诉说，我第一次看到了她坚硬外表下的柔软。

她不是天生刻薄，只是生活的磨砺让她变得尖锐。

＂生孩子那年，婆婆住院，我月子没坐全就去照顾她。那时候医院条件差，晚上连热水都没有，我得自己烧开水端给婆婆洗脸。＂大姑姐的声音有些哽咽。

＂你这丫头呢，一来就讨了全家人的欢心，公婆疼你，老弟宠你，连工作都这么轻松就到手。＂她看着我，眼里有一丝我读不懂的情绪，＂我承认，我是嫉妒你。＂

我没想到她会这么坦率，一时不知如何回应。

＂是吗？我也有不容易的时候啊。＂我想起自己这些年的经历，也不禁苦笑，＂我爸走得早，妈妈一个人拉扯我长大，我初中毕业就去了供销社，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去批发市场进货，晚上八点才能回家。＂

院子里，隔壁的孩子在追逐打闹，欢笑声透过窗户传进来，与我们之间的沉默形成鲜明对比。

＂不过，你确实有本事。＂大姑姐话锋一转，＂那天婚礼上，你是怎么知道哪张是做了记号的纸条？我特意用了一张从省城带回的铜版纸，县里根本买不到。＂

我笑了笑：＂卖了十年布料，手指早就练出来了。不同纸张的质地、厚度，一摸就知道。就像你闭着眼睛也能分辨出鸡肉和猪肉的区别一样。＂

大姑姐也笑了，是我第一次见到她真心的笑容：＂行啊，有两下子。以后播音做得好，记得给我们家小侄子报个生日祝福。这孩子可喜欢听广播了，每天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

我轻轻地点头，突然想到一个主意：＂大姐，我有个想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参与。＂

＂什么想法？＂她疑惑地看着我。

＂我们电台要做一个关于家庭主妇烹饪技巧的节目，我知道你在食堂炒了这么多年菜，手艺肯定很好。要不要来做个嘉宾，教听众几道拿手家常菜？＂

大姑姐明显地愣了一下，继而眼睛亮了起来：＂真的？你不是哄我的？＂

＂当然是真的！电台台长正在找有特色的内容呢。＂我兴奋地说，虽然这个想法是我刚才临时想到的，但我相信台长不会拒绝这样有生活气息的节目。

＂那...那我得好好准备一下。＂大姑姐的态度一下子变得积极起来，＂我有几道招牌菜，保证让听众听了就会流口水！＂

就这样，我和大姑姐之间的关系开始缓和。

从那天起，我每周六主持＂致青春＂栏目，讲述年轻人的故事、读家乡的来信。

我把自己的经历也编成故事播出，当然隐去了真实姓名。

大姑姐每月来电台一次，录制＂家常美食＂的小节目，她的红烧肉和糖醋鱼做法成了听众们热烈讨论的话题。

三个月后，我收到一封听众来信，信封上没有署名，但字迹我一眼就认出来是大姑姐的。

信中只有简短的一段话：＂节目做得不错，比我想象的要好。人生没有容易的成功，但总有意外的惊喜。加油，小雨。PS：下次节目讲讲怎么给宝宝添加辅食吧，你嫂子有经验。＂

那一刻，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温暖和力量。

生活如同广播，有时信号会被干扰，有杂音，有停顿，但只要我们愿意倾听，总能找到共鸣的频率。

1995年，我从实习播音员转为正式员工，主持的＂致青春＂栏目在全县小有名气。

周明在县实验小学评上了优秀教师，被破格提拔为教导主任。

我们买了一套六十平米的小两居，在县城新开发的小区里，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再也不用和婆婆争抢同一个厨房，也不用挑着水桶去公共厕所了。

大姑姐的儿子从普通高中毕业后，考上了省城师范学院，成了继周明之后家族的又一个大学生，大姑姐逢人就夸，脸上的皱纹里都盛满了笑意。

2000年春节，全家聚在一起吃团圆饭。

这顿饭是在周家老宅吃的，因为按照老传统，大年三十晚上要在老人家吃团圆饭，所有的子女都要回来。

那天，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佳肴，有大姑姐拿手的红烧肉，有我学会的糖醋排骨，还有婆婆特制的四喜丸子。

大姑姐端着一盘她拿手的红烧肉放在我面前：＂多吃点，你这嗓子眼儿得养着。这猪肉可是我特意挑的后臀尖，最嫩的部位。＂

饭桌上，周伯山举起了装着二锅头的小酒盅，脸上带着岁月留下的皱纹，却依然神采奕奕：

＂这八年，咱们家真是红红火火，小两口都有了稳定工作，大姐家的侄子也考上了大学，还是师范生，将来有编制。来，为咱们周家越来越好，干一杯！＂

我看着满桌笑脸，白炽灯的光线在每个人脸上投下温暖的光晕。

我不由想起那个婚礼上的抽奖环节。

如果不是大姑姐的＂刁难＂，如果不是那位正直的老李，如果不是公公周伯山的机智，我的人生会是另一番模样吗？

大姑姐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轻轻碰了碰我的杯子，低声说：＂真正的好运气，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你有能力把坏事变成好事。这八年，你做得很好，比我强。＂

我微笑着点头，感激地看着她。

是啊，生活给我们设置障碍，也给我们创造机会。

重要的不是我们遇到了什么，而是我们如何应对这些遭遇。

那晚回家，躺在我和周明一起攒钱买的席梦思床垫上，我翻开日记本，写下这样一段话：

＂人生如同频率，找对了就能听见最美的声音。大姑姐曾经是我生命中的＇杂音＇，但现在，我们已经能在同一个频道里，聆听彼此的心声。也许，每个人都需要一点＇杂音＇，才能辨别出真正的美妙旋律。＂

窗外，是2000年的第一场雪。

我和周明依偎在一起，听着收音机里传来的《常回家看看》，那轻柔的旋律让我想起了当年我们初识时的模样。

只是这一次，我不再是听众，而是声音的传递者。

人生没有谁对谁错，只有不断调整的频率，和逐渐清晰的信号。

而那个曾经想要为难我的婚礼抽奖，却成了我命运的转折点，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有时候，看似的不幸，恰恰是幸运的开始。

来源：笑到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