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鲁迅与郭沫若，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有生之年，他们也曾有过相交、相见的愿望，但最终他们还是一生素未谋面。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因为对文学和政治的态度不同，曾有过一场针锋相对、有来有往的“骂战”。
鲁迅与郭沫若，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有生之年，他们也曾有过相交、相见的愿望，但最终他们还是一生素未谋面。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因为对文学和政治的态度不同，曾有过一场针锋相对、有来有往的“骂战”。
郭沫若笔调刻薄，还骂鲁迅是“衣冠禽兽”。而鲁迅先生的回击也很有力，他用了五个字：“才子加流氓。”
关于郭沫若与鲁迅的笔墨官司，我们想要从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社团——创造社说起。这是一个由纯留日学生组成、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团体，成立之后一直活跃在东京、上海两地。创造社的发起成员，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成仿吾等。
按说，鲁迅与他们没什么交集。创造社在东京、上海，鲁迅长居北平；创造社早期侧重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而鲁迅创作的多是冷峻、阎肃的现实主义作品。
若说这是鲁迅和郭沫若的交集，那唯一的关联者就是郁达夫。鲁迅对创造者的人都不理，只跟郁达夫交朋友，毕竟，他们分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小说和第一本小说集。郭沫若什么人都不服，就佩服郁达夫。在郁达夫去北平跟鲁迅成为好友前，郁达夫和郭沫若在上海一起办杂志，《创造日》、《创造季刊》、《创造周刊》等，开辟了创造社早期的黄金时代。
时间到了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政局动荡不安。文坛也风声鹤唳，一片沉寂，鲁迅也在这年10月迁居上海。创造社的理念也发生了改变，从“为艺术而艺术”变成了“为革命而艺术”。
提出这一新主张的元老成仿吾，为了改变文坛低迷的状态，到东京为创造社吸纳了两位新成员：冯乃超、李初梨。据冯乃超回忆：“在日本留学生活中差不多有这么一条规律：每当祖国在政治上受到一次外来的侮辱时，就有一些爱国学生起来抗争——弃学回国。”
冯乃超和李初梨，就是弃学回国的留学生之一。作为创造社的新成员，他们认为创造社在过去的几年里给新闻台掀起了无数创造飓风，但如今却戛然而止。究其原因，是没有新的创作定位。时局变了，创造社必须要拿出新思想。他们回国时，日本正流行马克思主义，于是他们决定，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
当时的国内文坛，在新文化运动以后基本定型，最初的先锋人物如今已成文坛名宿，有自己的领域和读者群。冯、李二人没有代表作，没有名气，想要振臂一呼，根本没有受众。即便是他们想打着创造社的名气，读者也只买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的账。
也就是说，冯、李二人想要短时间内在文坛站稳脚跟，必须制造一个轰动话题。于是他们决定，彻底清算五四旧文坛，具体的“作战方针”就是攻击老作家，主要的批判对象是：鲁迅、茅盾、叶圣陶、郭沫若、郁达夫。而鲁迅之所以成了漩涡中心，是因为这五人中他影响力最大，是社会上公认的“青年领袖”。
1928年初，冯乃超在《文化批判》上发表了《艺术与生活》，打响了清算旧文坛的第一枪，主要批评的对象就是鲁迅。文章发出后果然吸引读者的注意，李初梨趁着热度写出了《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请看我们的Don Quixote的乱舞》，继续抨击鲁迅。
创造社的元老，也加入其中，成仿吾写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在文中称“阿Q时代已经死去”。郭沫若写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针对性地批判鲁迅的标志性文章《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称鲁迅是“资产阶级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他的思想是“二重的反革命”，并指责鲁迅的创作具有“法西斯蒂”倾向。郭沫若揪住鲁迅文中的“气量”一词，攻击鲁迅“连自己的年纪都不清楚，还能清楚地知道中国的阶级关系吗？”
而在私下的言论中，郭沫若也曾因鲁迅与朱安同居的事，骂他是“衣冠禽兽”。
这种琐碎化、咬文嚼字的批判方式，其实恰恰暴露了创造社革命文学理论的不成熟——将语言细节上升到政治立场的高度，试图通过标签化首都窜否定鲁迅的文学、文化价值。
鲁迅也不甘示弱。关于创造社主张的文学应该成为阶级斗争工具的理论，鲁迅在《文艺与革命》中给出了反驳：“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指出文学的艺术性与宣传性不可割裂。
关于郭沫若写文抨击鲁迅为“封建余孽”，其实本来都不用鲁迅下场还击，因为这个论调首先有自我指涉之嫌疑。郭沫若称鲁迅是“封建余孽”，而他自己同样出身晚清士绅家庭。
鲁迅在《上海文艺一瞥》中，讽刺郭沫若和创造社诸君是“才子加流氓”。论“毒舌”，鲁迅先生绝对没有对手。流氓尚且不说，就连才子一词也不算好话。当代作家叶兆言曾说：“按照传统读书人的观点，才子并不是什么好东西，只是民间故事中识几个字能弄些淫词艳曲的轻薄文人。”
文人相轻，中外皆有之。美国文坛的海明威和福克纳，也是素未谋面，互有微词。林徽因和冰心的龃龉，至今还在被人探讨。鲁迅和郭沫若的争执，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对文不对人。
1936年鲁迅病逝后，郭沫若一改往日作风，对鲁迅的评价开始不断升级，甚至有些言过其实，调子拔高得过于离谱。在给鲁迅的悼文中，他称鲁迅的死，是“不可测算的重大损失。”在悼念会上，他甚至说：“中国之伟大人物，过去人都说孔子，但孔子不及鲁迅”。
参考文献：
《文教资料》2015（20）
来源：历史定哥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