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共产党人彭湃等倡议，国共两党合作开办的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教育机构，培训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推动了各地农民运动发展。1926年3月，毛泽东被任命为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在他的极力推动下，第六届农讲所也由前几期的每期

他是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

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共产党人彭湃等倡议，国共两党合作开办的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教育机构，培训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推动了各地农民运动发展。1926年3月，毛泽东被任命为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在他的极力推动下，第六届农讲所也由前几期的每期近100名学员扩大招生至327人。

河南党组织选送了28名学员参加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在这28名学员中，有一部分人后来在战争年代牺牲了，如箫人鹄、周兴、李鸣歧等，一部分人在大革命失败后脱党了，而历经战火的幸存者并身居高位者很少，其中一位就是来自河南杞县的青年党员吴殿祥。

1926年5月3日，第六届农讲所在广州番禺学宫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讲话，他说：农讲所的使命，是造就农村革命人才，是马列主义培养农运干部的中心，又是按照马列主义研究农民问题，传播和交流农民运动经验的中心，一切教学活动，都围绕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问题。希望在座的同学们，都能成为出色的农运干部。

毛泽东精心设计了第六届农讲所的课程，主要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讲解、对中国农民问题的分析以及对中国革命基本知识的讲授。理论课时间为13周，共设有25门课程，主要内容为农民运动的革命理论与方法。为了使学员毕业后能文能武，成为农民革命武装、农民自卫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农讲所学员军事训练时间则占全部课程的较大部分，达到了10周，学生学习各种战术动作，还到兵工总厂进行实弹射击。

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和“地理”3门课程，其中“中国农民问题”课程的授课时间最长。课上，他将自己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做成讲义，向学员作了专题讲授。

毛泽东非常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经常领导学员深入开展革命实践。第六届农讲所开学后，恰逢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举行，毛泽东便组织学员到现场旁听，学习农民运动经验。6月，毛泽东率领全体学员冒雨参加了纪念“沙基惨案”一周年的反帝示威游行。8月，他又组织学员到开展农民运动卓有成效的海丰县实习两周，调查了解农民的要求和所思所想，学习开展农民运动的方法。

对于这段学习经历，吴殿祥后来回忆道：1926年（农历）二月，党派我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去学习(由上海搭船上广州)。……到广州陈延年同志找我们谈话后，即介绍到讲习所里去。……毛主席曾布置过一次带全国性的关于农村情况的调查，写出题目(如租佃关系等),叫学员根据各地的情形解答。学员们书面解答后，毛泽东因方言的关系看不懂时，便亲自找学员去一点一滴的问，直到完全搞明白为止。

吴殿祥说自己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时还是很粗心的。有一次把一个字条掉了，毛泽东拣起来，认出是他的字迹，就到宿舍送给他，并且说:“你写的啥子!我们是秘密工作呀!可要小心。马马虎虎会惹大祸的!”此事给吴殿祥留下很深的印象：毛泽东做事很细心。

在农讲所里可看的参考书很多，阅览室里几乎集中了当时党内外所发行的一切进步刊物和小册子。在临近毕业的时候，毛泽东亲自带领学员们到曲江、海丰等地，参观学习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在那里住了一个礼拜，使学员们从现场教学中感受组织农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策略和方法。那里农民革命热情很高，给了我们很大鼓舞……。

学员宿舍

每当吴殿祥回忆到这段学习经历时，都激动地说:“我青年时期，只有一股革命热情。通过农讲所的学习，听了毛主席等革命前辈的讲课，才懂得了一些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使我眼前豁然开朗，过去迷惑不解的问题顿觉烟消云散。农讲所学习，可以说是我在思想上一次很大的飞跃。”

第六届农讲所的学员们从东江回到广州，即举行毕业典礼。毛泽东致辞时，第一句话说的是江淹的别赋:“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讲习所还印有同学录，毛泽东亲自为同学录写了序言。

从此，毛泽东和吴殿祥结下了革命的师生情谊。这一年毛泽东33岁，吴殿祥20岁。

1926年10月吴殿祥回到河南不久，被任命为杞县县委书记，领导当地农民运动，反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1927年春，吴殿祥赴武汉与北伐军联络，迎接北伐军挺进河南。在武汉，吴殿祥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北方农民代表会议，会议决定在豫南、豫西、豫东、豫北各地成立农民自卫军，响应北伐。吴殿祥回到豫东，秘密组织豫东农民自卫军。夏初，北伐军挺进豫南。吴殿祥等人率农民自卫军10000余人先后攻占睢县、杞县、通许、陈留四县县城。后因蒋介石叛变革命，西北军进驻豫东，豫东农民自卫军退出县城，队伍分散到农村。

农民自卫军占领杞县县衙

吴殿祥何许人也

吴殿祥，字芝圃，后废名存字。1906年3月生于河南杞县赵村，家境殷实。其父高小毕业，在农村教私塾，懂中医（解放后曾在河南省中医院当医生）。吴殿祥读过私塾，后到县城上高小、甲种农校，到开封省立二中读高中。1922年父母包办，吴殿祥与地主家女儿安明结婚，5年后，安明病逝。1929年，吴殿祥与中农的女儿宋传芬结婚。

吴殿祥1925年春吴殿祥加入共青团，12月转为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吴殿祥先后在开封、考城、偃师、内黄、汲县、洛阳等地以教师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也曾经到南京、北平、上海等地躲避国民政府的缉捕，并设法寻找上级组织。其间，先后化名杨邃之、吴绍轼、吴邃之、吴念庵、吴纯甫，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他才较多地使用吴芝圃这个名字。

从事地下工作时期的吴芝圃

1937年9月吴芝圃任河南省委委员、豫西特委书记。1938年4月到开封任省委组织部长。5月任豫东特委书记，准备发动领导敌后游击战争。7月，吴芝圃在睢县、杞县、太康组织起了1800余人的豫东抗日第三支队，自任支队长。10月，三支队编入彭雪枫率领的由竹沟出发东进的新四军游击支队，吴芝圃任游击支队副司令员。1939年春彭雪枫部开辟了豫皖苏敌后抗日根据地，9月，吴芝圃任豫皖苏区党委书记，11月任豫皖苏边区联防委员会主任、 参议会议长。1941年后先后任新四军四师政治部主任、津浦路西地委书记、华中分局宣传部长。

吴芝圃（右一）在淮北抗日根据地，左起：刘瑞龙、彭雪枫、邓子恢、张震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豫皖苏边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行政委员会主任、开封市委书记兼市长、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书记、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省军区政委、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八届中央委员。

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表扬吴芝圃的发言讲得很好，应该鼓掌！

1952年11月，中央决定撤销平原省建制，调潘复生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河南军区政治委员。1954年4月潘复生因劳累过度住院疗养。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当选为中央委员。

自1954年以来的三年里，吴芝圃主持河南全面工作，完成了对全省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展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当然，随着社会大变革的深入，河南省同全国其它省市一样，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多地出现群众闹事。

1956年底，潘复生结束疗养，恢复主持全省工作。在对河南前3年的工作估计上以及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处理上，潘复生与吴芝圃以及省委部分领导成员之间出现了认识上的分歧。

潘复生指摘河南农业合作化运动问题不少，搞得过急过快。他批评“盲目地认为社越大越好，过分肯定大社优越性，不利于经营管理，不利于发展农业生产。”

潘复生对省委前段时间处理农民群众闹退社问题，提出批评。他认为“闹退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关于闹退社，简要交待一下。

1956年下半年，临汝县（今汝州市）部分农业社因在分配上没有解决好“国家交多少、社里留多少、社员分多少”的问题，加之社干部作风不民主，不及时公布经济帐目等问题，引发了“闹退社”事件。6月，该县杨楼乡个别村的社员就收入减少问题找社干部讨说法，因话不投机，干部挨了打。但没有引起县、乡领导重视。秋后，杨楼、古城、双庙、高沟等乡的一些农民三五成群、接连不断地到乡、县政府请愿，要求合理解决因经济基础悬殊、农作物种植计划不当等原因造成的收入减少、富裕村吃亏等问题。

与此同时，豫东永城、夏邑、虞城、民权、中牟等11个县的300多个高级社和30多个初级社也先后发生了“闹社”风波，涉及8、9千家农户,有的社员到乡、县、专区甚至到省告状、请愿，造成局部生产秩序混乱。

1956年12月，省委派人调查了解临汝县“闹社”事件，并向省委作了《关于临汝县“闹社”问题的报告》，《报告》认为“大部分社基本上是属于内部纠纷”，主要是“我们工作上有严重的缺点”造成的，但认为“一部分社已经发展成为坏分子利用社员群众的合理要求，利用一些人对合作社的不满，利用社内和党内的矛盾，发动反对合作化、反对党和人民政府的小型骚乱，”“其目的是反对社会主义的”。

1957年1月，河南省委下发了《关于临汝县“闹社”问题给各级党委的指示》，肯定并采纳了《报告》的意见和建议，要求全省农村在春节期间开展一次广泛深入的宣传攻势，反对一切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谬论，“坚决镇压反革命的现行破坏活动。”

据此，临汝县委抽调百余名干部深入到闹社的乡、社，组织和发动群众揭发“坏分子”的破坏活动，逮捕了15名带头“闹社”的农民。永城、夏邑、民权等县在处理“闹社”事件中，则发生了对闹社群众进行批斗、游街、捆绑、吊打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

这种简单粗暴的办法虽然暂时平息了“闹社”风波，但“闹社”群众上访、告状、请愿的事情仍接连不断。

1957年4月1日，潘复生主持省委工作不久，即指示有关部门接待好因“闹退社”问题的上访群众，安排他们住进宾馆、招待所。他对商丘专区在处理“闹社”事件中发生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问题作出四点电话指示意见，要求对在押的“闹社”群众除现行反革命和持械行凶者外，一律“宣布无罪释放”；对死者进行抚恤，对伤者免费医疗，对因伤误工者酌情补偿，对受害人陪情道歉，对被开除的党团员重新审查。4月下旬，省监委根据省委指示，对民权、永城、夏邑等县在处理“闹社”事件中发生的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问题进行了调查和处理。

5月下旬，省委又派工作组对临汝县“闹社”事件进行了再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对“闹社”事件进行了重新处理，纠正了在事件定性和处理上的错误，宣布15名被捕农民全部无罪释放（包括提前释放的14人），承认原来省委在处理临汝“闹社”事件的指导思想上是有错误的，要求各级党委从中吸取教训。

潘复生（前左）

潘复生主持省委工作后，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搞“整风、反右”。1957年7月13 日，潘复生主持的河南省委发出了《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严肃批评和纠正了荥阳县委决定在县直机关、中等学校和广大农村“发动群众彻底揭露和打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做法。

省委的《指示》认为，荥阳的做法违背了省委关于目前开展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决定，会直接影响当前生产和打击落后农民，必须坚决纠正。《指示》要求农村各级党委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和贯彻省委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认真作好秋田管理、防汛防涝和粮食购销等工作。绝不能采取荥阳县委那样划出半个月时间专门进行反右派斗争的做法。

但是形势发展很快，潘复生也成为了反右派的对象。

1957年8月4日至14日，在第一届省委第五次（扩大）全会上，揭发批判了省委和省委主要领导在粮食问题、党内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等问题上的“右倾错误”。潘复生在会上作了自我检讨，承认上半年省委在分析农村形势、处理农村“闹社”、确定农民口粮和开展反右派斗争等重大问题上犯了所谓的“右倾错误”，并承担了主要责任。

全会决定“立即收回1957年7月13日所发《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并按照中央的最新部署，对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重新作了安排。

1957年11月12日至12月2日，中共河南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郑州召开。大会再一次揭发、批判了省委及其主要负责人在上半年特别是6、7月间犯的所谓严重“右倾错误”。

省委的工作报告认为潘复生在对待“荥阳县委决定开展反右派斗争”的问题上犯了“否认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错误”；在重新处理临汝、民权、永城、夏邑等县的“闹社”问题上，“否认了两条道路的斗争”和合作化的优越性；在“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的文件中，“反映了富裕中农的思想，是站在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张目。”等等。并认为“省委过去在指导思想上是有原则分歧的。这种分歧的实质，是社会上两条道路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1958年5月，吴芝圃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言，介绍了他和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作斗争的情况。毛主席一边为吴芝圃鼓掌，一边说:“讲得很好，应当鼓掌!”还说:潘复生不是闹分裂，他是搞右倾路线。5月24日，新华社报道了河南代表团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同“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候补中央委员、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同志”作斗争的经过。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潘复生的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被撤销，吴芝圃荣升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毛泽东说：“状元三年一个，美人千载难逢”，河南是第一嘛！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这篇社论批判了右倾保守，号召在生产建设战线“来一个大跃进”。于是，全国各地掀起了来势汹涌，一浪高过一浪的“大跃进”热潮。

河南省在大跃进运动中新招层出不穷，屡屡受到毛泽东的夸奖。1958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话，对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的跃进目标十分赞赏，针对其他省区也提出类似的计划，说道: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能实现这个目标，大家都说一年。河南是第一嘛，总得有个第一，“状元三年一个，美人千载难逢”，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如果一年内能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也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我们做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毛泽东在成都

1958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把河南作为高举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试验场，特别关注在河南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这年4月15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满怀深情地向全国推广河南封丘县应举合作社的先进经验，他说应举社反映了共产主义精神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1959年2月毛泽东在郑州与吴芝圃及四位地委书记座谈

4月，河南遂平县成立起一个由27个小社合并起来的大社，共有9369户农民参加。此举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赞赏。5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向全国推荐河南省长葛县深翻土地夺取粮食高产的经验，要求全国各地向长葛县学习，用三、五年时间把土地全部深翻一遍，并说：长葛县委能够这样做，难道别的县委就不能这样做吗？

7月《红旗》杂志发表陈伯达的文章，公开了毛泽东的设想:“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遂平县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在全国成立了第一个人民公社——卫星人民公社。随后，河南各地纷纷建立人民公社。

毛泽东为河南出现的大好形势兴奋不已，他要亲自到河南农村来看看，为人民群众鼓劲加油。8月6日—8日，毛泽东不顾烈日炎炎，视察了河南新乡县、长葛县、襄城县和商丘县农村。

1958年毛泽东视察河南农村

毛泽东在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时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

8月9日，毛泽东赴山东历城县视察，当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汇报说该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再次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毛泽东的这番话见诸报端后，全国立刻兴起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

毛泽东在河南视察期间，省委负责人把《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简章》送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看了“如获至宝”。8月17日—30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人民公社问题。17日，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向与会同志推荐河南办人民公社的经验，在会上印发了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的简章。21日，毛泽东指示《红旗》杂志立即刊登嵖岈山公社（即卫星人民公社）章程。9月1日、4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先后发表《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

8月29日，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此时，河南全省农村已经公社化，共建立1378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99.9%，不久，河南城市也实现了公社化，建立494个城市人民公社，入社人口占城市人口的97%。河南正全速向“共产主义”迈进。

毛主席批评吴芝圃“撞了南墙也不知道回头”

1958年10月，毛泽东对各地传来的大跃进“喜报”产生怀疑，经过调查研究，发现了许多问题，他亲自主持召开两次郑州会议，开始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错误。在这个过程中，吴芝圃转弯子比较慢，还是坚持冒进的做法，这令毛泽东很不满意。

1958年11月13日下午，第一次郑州会议刚刚结束，毛泽东在离开郑州赴武汉的前夕，召集吴芝圃等河南省委领导人谈话，就提醒他们：河南500万人在山上炼钢，要搞好过冬的吃饭、睡觉、取暖、医药卫生。不顾广大群众的生死，就要灭亡。如秦始皇搞几百万人去修墓，做苦工的人刘邦、陈胜等就干起来了。隋炀帝修运河，结果弄得天下大乱。他们都是大调动群众，死不回头。我们的好处是一年抓四次，不至于天下大乱。有问题就来解决，不要闹得像历史上那样天下大乱。这些要给地市委书记讲明白。

毛泽东参观郑州工业展览馆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吴芝圃及河南的几为地委书记谈话，要求河南纠正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吴芝圃听不进去。毛泽东说： “如果你们再这样搞下去，人民公社不崩溃我不姓毛。”“农民最后要点火烧房子”。“芝圃同志，你要改变政策!”

但是，吴芝圃带着河南急急忙忙往前赶，1959年庐山会议后，河南又是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又是持续大跃进。毛泽东批评他：有的人不撞南墙不回头，你吴芝圃撞到南墙都不知道回头！

但是老人家批评归批评，心里还是爱护他的，说他身边有几个坏参谋，给他出的是馊主意。

当历史的车轮转动到1959年的终点，“大跃进”在河南造成的恶果开始显露出来。从1959年冬至1960年春，河南农村的许多地方发生饥荒、浮肿病和饿死人的现象。1960年河南人口比1959年减少161万人。

河南省委负责人没有将这些严重问题及时如实报告中央。1960年3月中央从群众来信中得知信阳发生饿死人问题。4月刘少奇来河南视察，希望河南省委要正视存在的问题，敢于揭露矛盾，勇于纠正错误。5月，毛泽东在郑州住了七天，省委也只是避重就轻地向他报告河南这两年在安排群众生活问题上有经验教训，工作有缺点，信阳问题严重，已造成损失，要执行纪律。毛泽东说:主要是总结教训，积极想办法解决。直到后来中央得到信阳有大批人口被饿死的报告，才引起高度重视，立即派人到信阳调查，并令河南省委迅速如实报告灾情。

1960年5月吴芝圃陪同毛泽东视察郑州燕庄麦田

7月22日至30日，省委在信阳召开信阳地委常委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和省委对处理信阳事件的指示精神，改组地委领导班子。

10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到河南视察，批评省委的“左”倾错误，指出：领导机关听不到反面意见，这是危险的。

1960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4名干部将《关于河南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报送给李富春，24日李富春将此材料报送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十分震惊。他在26日批示：“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

1960年10月28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陶铸、宋任穷、李雪峰、刘澜涛开会,研究全国粮食调配问题，以及山东、河南两省的问题，食堂问题。从10月开始，毛泽东开始吃素，不吃肉了。他对护士长说: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同渡过难关，不要给我肉吃，省下来换外汇。

省委于11月1日作出《关于信阳事件的检讨》。几天后，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等人赴信阳农村视察，了解真实情况。于11月12日—14日参加了在省委二所西楼会议室召开的地、市委第一书记会议，听取地、市委书记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中央农工部副部长廖鲁言、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王从吾、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王从吾是河南内黄县人，徐子荣是河南确山县人。

1960年5月毛泽东在省委北院接见河南省直机关干部

11月13日，吴芝圃在会上介绍信阳情况。他说信阳事件是个惨案，信阳地区死80万人，占总人口的10%，好几个县全部搞坏了，严重地损伤了元气，惨绝人寰。总的来说，现在情况很严重，有恶化的危险。主席、总理和中央书记处的负责同志，以及中南局的负责同志，一方面信赖、爱护我们，叫我们努力挽回，另一方面，也很担心，唯恐灾情严重，怕我们搞不好。最近毛主席对我们的情况和报告，都是亲自看，亲自问。

1960年12月26日毛泽东亲自布置身边工作人员到河南信阳了解真实情况。毛泽东写信给林克等:“林克、高智、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封、汪东兴七同志认真一阅。除汪东兴外，你们六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次如何用药法。淮河流域气候暖些，比山东好一月二日去北京训练班上课两星期，使你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请汪东兴同志作准备。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信阳报告一件，认真一阅。”

1961年1月1日，毛泽东修改审定中共中央转发《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指示稿，指示稿中说:“在一切社队，都必须一边抓整风整社，一边抓生产救灾。这两件事，必须同时结合起来，同时做好。”毛泽东在“一边抓生产救灾”后，加上“一边抓群众生活”;将“这两件事”改为“这三件事”。

根据中央和中南局的指示，1961年1月25日—2月12日，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揭露河南省委的“左”倾错误，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二书记王任重亲临会议坐镇。王任重首先讲话，他要大家“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揭开盖子，放下包袱，肯定成绩，纠正错误。”

陶铸

吴芝圃在会上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精神，代表省委检查了大跃进以来省委常委在指导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承担了责任。之后，省委书记处其他书记也作了检讨，书记处书记之间开展了批评。地市委书记先后发言揭露和批评省委领导的错误。

会上，大家批评吴芝圃在出现大饥荒问题以后，遮遮掩掩，从“密县事件”到“信阳事件”，一误再误，铸成大错。

“密县事件”。1958年夏密县已经发生了浮肿病和人口非正常死亡的严重问题。1958年12月5日，密县由开封地区划归郑州市。在办理移交时，开封地区领导向郑州市委谈到密县浮肿病死人的问题。12月7日，市委派派出工作组去密县检查，发现密县问题已很严重，发生浮肿病、痢疾等多种疾病32000多人，死亡6900多人（密县总人口40万），主要发生在七、八、九三个月。当时有人向中央告状，县委很害怕，压力很大。后来县委给省委写报告，给吴芝圃汇报过一次，但他强调是没有经验，生活管理没有搞好，卫生工作没有搞好，没有给县委处分。

“豫东事件”。1959年3月，吴芝圃的家乡杞县有人给他写信，反映当地食堂已经开不了伙，发生了浮肿病，甚至饿死了人。吴芝圃把这封信批给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赵文甫，让他到豫东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赵文甫带着秘书王宏范和省委办公厅的领导一行多人去了豫东，到那里一看情况确实非常严重，浮肿病，饿死人，而且还在继续浮夸。

王宏范回忆说：

文甫书记虞城县，县委书记给他汇报工作，还是在吹牛。文甫书记发火了，说：“你再胡吹，我就把你抓起来！”县委书记害怕了，说了县里的真实情况：征购的粮食多了，现在群众不够吃。文甫书记就到村里检查，问群众生活情况，好多妇女躺在地上大放悲声，全县非正常死亡二万多人，浮肿病二万多人。虞城谷熟公社死亡2600余人。文甫书记就问县委书记：“现在仓库有没有粮食？”县委书记说：“有。”文甫书记说：“你现在马上把仓库里的粮食发给群众，每人一天一斤。保证不能饿死人。”

文甫书记他在商丘给省委常务书记杨蔚屏打电话，他说：我们当年革命是为了人民，现在把群众弄成这个样子，咱们咋交代啊！他给杨蔚屏说了他在这里采取的措施，给群众发粮食，不能饿死人。他还提出来要解决高指标的问题。接着他又给吴芝圃打电话，吴芝圃当时在上海参加中央全会。他对吴芝圃说：请你如实给中央反映，咱们河南豫东的情况很严重。可是，吴芝圃不仅没有向中央汇报，反而在庐山会议以后，省委开三级干部会议时，找文甫书记谈话，说：你今年春天对形势的看法右了！还要求文甫书记作了个检讨。

后来在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几个地委书记都当着吴芝圃的面说如果密县事件引起重视，就不会出现豫东事件。如果豫东事件引起重视，加以解决，就不会发生信阳事件了。吴芝圃也说，是这个道理。可他为什么就不能那样做呢？

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

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吴芝圃你不要觉得犯了错误就矮人三分，坐到前排来！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了贯彻落实这一方针，毛主席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直接组织和指导3个调查组，分别前往广东、湖南、浙江三省，开展调查研究。他本人于1月25日晚离京，经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长沙，一路考察，于2月13日抵达广州。通过调研，毛主席发现人民公社化中的平均主义问题仍未完全解决，存在两个“平均主义”，即小队与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

为解决这一问题，1961年3月 毛主席先后在广州主持召开“南三区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制订《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次会议集思广益，调整政策，迅速作出了符合群众要求的正确判断，在仍保持人民公社总体框架的前提下，纠正了公社化以来突出存在的若干问题，解决了当时群众意见最大最紧迫的问题，重新调动起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

吴芝圃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省三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检讨以后，情绪低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开会时总是坐在后排，低头作笔记。

一天，毛泽东在会上说起前几年的问题。他说前一段整出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整错了，把好人、说老实话的人整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凡是冤枉的都要平反。在讲话中专门提到河南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他说：跟我们现在的六十条比，耿起昌就是完全正确的，他有先见之明，比我高明。但是把他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要给他恢复名誉，还可以当地委第一书记。

毛主席说到这里，用目光在会场上寻找吴芝圃，看了一会儿才发现吴芝圃在会场后排就座，低着头作记录。于是毛主席大声说道：吴芝圃同志，为什么要坐在后面？大家都不理你了吗？来，换个位置，坐到前面，有问题大家帮助，要挺起腰杆子，不要觉得犯了错误就矮人三分抬不起头，不要气馁。

自1961年1月开始，中央和中南局一步一步对河南省委领导班子进行调整。1961年1月中央给河南调来了两位山西人。一位是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文敏生，调任河南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另一位是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仰峤，调任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委秘书长。

1961年6月中央决定调他刘建勋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改任省委第二书记。1962年4月，中央调原广州市书记兼市长、汝南人何伟任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被免去省委第二书记职务，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7月，文敏生接替了吴芝圃的河南省省长职务。

其间，杨蔚屏被免去河南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职务，保留省委常委职务，后来又被任命为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宋致和被调离河南，到中央党校学习，随后参加社教，直至1965年出任国家物资部副部长。省委书记初书记史向生调离河南，到中央党校学习，参加社教，直至1965年任北京农业大学常务副书记兼常务副校长。省委书记处书记处书记李立调任中南局监委书记。

在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期间，省委于7月2日召开地市委第一书记座谈会，李先念、谭震林、陶铸出席了这次会议。李先念在会上说:河南这二年犯了错误，中央批评了，你们自己也批评了。中央有责任，宋致和同志有错误，我也有责任。……去年我来这里住过几天，听到那个情况，住的几天中，还到处打死人。过去我未流过眼泪，西路军那么惨没有流过泪，中原突围那么苦也没有流过泪。到光山看看，我流了泪。没有一点阶级感情还行?

李先念

吴芝圃在座谈会上再次诚恳检讨，承担责任。他说李副总理讲得很好，他分担责任，使我很感惭愧，河南的错误完全是省委的责任，我的责任。一是，我没有对两个地区的关系警惕够（指1952年平原省撤消，豫北地区划回河南，河南干部和平原干部的团结问题），二是对反倾向斗争的恶果未估计到，弄得干部积极性大受损失。我的个人主义还不少，要继续消除。

吴芝圃的理论文章

吴芝圃中学学历，但是喜欢读书学习，对国学情有独钟，据说他的工资除了吃饭，其他部分都拿去买书了。毛泽东来河南，聊起经史子集，诗词歌赋，能搭上话的，也只有吴芝圃了。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吴芝圃在淮北抗日根据地作演讲，一篇叫《共产党人的享乐观》，另一篇叫《反对不良倾向，铲除个人主义》，这两篇演讲在淮北和华中局的刊物发表后，反响很好。后来被中央确定为全党整风学习材料，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和地方的一些理论刊物还重新发表吴芝圃的这些文章，继续作为干部思想修养的读物。

吴芝圃向往共产主义，1958年有几位中央领导人来河南吹风，让河南先试试怎样过渡到共产主义，他就很卖力地搞实验。

1958年，吴芝圃在河南省委理论刊物《中州评论》创刊号发表他的哲学著作《跃进的哲学和哲学的跃进》，1958年《哲学研究》第6期转载了吴文，《哲学研究》作为国家级学术期刊的转载，标志着该文被纳入主流理论宣传体系。

吴芝圃的“跃进的哲学” ， 强调“大跃进”运动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不是渐进式的，而是通过“飞跃”（质变）实现的。文章将当时工农业生产的激进目标（如粮食高产、钢铁产量翻番）视为一种符合历史规律的“革命性跃进”。

吴芝圃的“哲学的跃进”， 提出哲学本身也需要“跃进”，即打破“保守”的理论束缚，推动思想解放。文章批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主张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如群众运动、破除迷信）加速社会发展，甚至超越客观条件的限制。

吴芝圃过于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决定性作用”， 突出“人定胜天”的思想。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的集体意志和实践可以克服物质条件的不足，创造“奇迹”。这一观点直接呼应当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

吴芝圃上述观点的理论依据是:

——列宁关于“发展是螺旋式上升”和毛泽东《矛盾论》中“质变”的理论，将“大跃进”描述为生产力突破生产关系束缚的必然飞跃。

—— 强调矛盾（如先进制度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需要通过激进手段解决。

——中国革命的类比。 以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快速夺取政权的历史为例，论证经济领域同样可以通过“革命式”运动实现超常规发展。

——群众运动的经验总结。吴文列举当时部分地区农业“放卫星”（虚假高产报告）和全民炼钢的“成果”，将其归因于群众动员和“社会主义优越性”。

——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吴文将反对冒进的声音斥为“教条主义”，认为这些观点低估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潜力。

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在第1版发表社论《哲学的跃进与革命的实践》，该社论旨在配合八届三中全会后对“持续跃进”的舆论动员，与吴芝圃文章形成理论呼应。社论呼应吴芝圃的论点，强调“主观能动性”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动力，称赞“跃进的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作为中央权威党媒，此文将吴芝圃的理论上升为全国性宣传口径，在全国影响很大。

吴文是1958年“大跃进”意识形态宣传的典型产物，试图为脱离实际的高指标、浮夸风提供理论支持。这是他的理论，也是他的悲剧。

1981年《红旗》杂志发表《总结历史经验，坚持实事求是》的文章，指出“跃进的哲学”脱离唯物主义基础，是“左倾空想主义”的表现，间接批判了吴芝圃等人的理论。

吴芝圃在河南老百姓中口碑不好，不过也有老干部说“吴芝圃是好人，就是有些学究气，不善变通。”

吴芝圃在广州

吴芝圃被老干部们称道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他那位由父母包办的半小脚妻子，从他搞地下党、到打游击都跟在身边过着动荡的日子。吴先生进了城，当了大官，还是没有换老婆，一辈子不改初心，也是难得。

1966年9月郑大联委发出《火急呼吁书》，称：多年来，河南省搞得很不像样子，五千万河南人民被穷、白两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尤其从1958年以来，出现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问题和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对五千万河南人民犯下了种种罪恶。我们最最强烈地要求，立即把吴芝圃从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的宝座上揪回来，交五千万河南人民审判。

1967年2月，吴芝圃被造反派强行从广州押回河南，行至信阳，周恩来得知后，经请示毛泽东同意，指示武汉军区派人拦截，又把吴芝圃保护起来，送回广州，化名住进解放军177医院。此后几个月里，吴芝圃的病情每况愈下，1967年11月病逝。

吴芝圃调离河南后，经常反省自己，多次给中央写检讨，直到去世，他深感对不起河南人民。

来源：河之洲He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