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天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做饭，以后别喊我了！＂我把围裙用力摔在地上，转身就走。
＂今天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做饭，以后别喊我了！＂我把围裙用力摔在地上，转身就走。
那是1992年的盛夏，我三十二岁，在县医院做护士。
西北风刮过的日子里，天空像被洗过似的清澈。
楼下广播喇叭里《走进新时代》的旋律飘进窗户，那是最近风靡全国的歌。
我家的四个姑姐隔三差五就来我家＂团聚＂，说是叙旧，其实就是找个地方吃吃喝喝，而我总是那个忙前忙后的服务员。
我出生在沈阳郊区一个大家庭，上面有四个姐姐，老话说＂五女不分家＂，我们家却是例外。
大姐李秀珍比我大十岁，已经是纺织厂的车间主任，一口沈阳味儿的大嗓门，走到哪都是领头的角色。
二姐李秀兰在国营百货公司当营业员，盘算精明，逢年过节都能从柜台底下翻出些稀罕物件。
三姐李秀花在小学教书，说话做事都带着教书匠的腔调，总爱指点别人。
四姐李秀梅赶上了个体户潮流，和丈夫一起开了家小副食店，是家里最早＂下海＂的。
而我，排行老五，从小就被叫做＂小五＂，仿佛这个小名就注定了我在家族中的地位——最小，最好说话，也最容易被忽视。
父亲早年是铁路工人，常年在外，一个月才回来一两次，带回一家老小的温饱。
母亲在酱菜厂上班，天不亮就起来给我们做饭，晚上回来还要洗一大盆衣服。
家里条件不宽裕，但比起那个票证时代的其他家庭，也算得上小康。
我们姐妹五个从小就睡一张土炕，冬天挤在一起，倒也暖和，炕头上放个暖水袋，谁都想抢那个位置。
印象中，母亲总是面带疲惫，但从不抱怨，这种性格好像也遗传给了我。
我结婚后，丈夫张建国在县建筑公司工作，是个老实巴交的工程师。
单位分房那会儿，他愣是不肯走后门，排了三年队才分到这套两居室，虽然不大，只有五十多平，但在当时已经很不错了。
有了这个＂根据地＂，四个姐姐便常常聚到我家来。
那天，四个姐姐又约好了来我家。
早上七点，我刚下夜班回到家，放下护士帽，揉了揉酸痛的肩膀，准备洗个热水澡好好睡一觉。
门铃响了，我趿拉着拖鞋去开门，大姐提着两只老母鸡站在门口，脸上挂着招牌式的笑容。
＂小五，今天咱们炖鸡汤喝！＂大姐笑呵呵地把鸡往我手里塞，身后跟着二姐，手里提着大兜小兜的东西。
我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姐，我刚下班，想睡会儿。＂
＂睡什么睡，睡了大半辈子了！这鸡你先收拾了，等会儿其他人来了，咱们好好聚聚。＂
大姐不由分说地把围裙系在我腰上，那是母亲生前用过的那条，洗得发白，但还算干净。
二姐在旁边帮腔：＂就是，小五，你这护士一天天的闲着也是闲着，给咱们露两手呗！＂
我无奈地走进厨房，开始收拾鸡。
这个厨房很小，只有几平米，但承载了太多的家庭聚餐。
宰鸡、拔毛、剁块，一通忙活，手上都是鸡血和鸡毛，这活儿以前在家都是母亲干的。
刚放到锅里，门铃又响了。
我匆忙擦了把手，去开门，二姐提着两瓶北冰洋汽水和一袋水果进来，身后跟着三姐和四姐。
三姐带了她拿手的拌凉菜配料，四姐则提着几瓶青岛啤酒和一条刚到她店里的新鲜带鱼。
＂小五，这带鱼新鲜着呢，给炖了吧！老杨刚从海鲜市场拉回来的，我特意给你留的。＂
四姐把鱼往我手里一塞，带鱼的腥气扑面而来。
＂姐，我刚把鸡弄上，还要炖带鱼啊？灶台就两个眼儿，忙不过来。＂我皱着眉头说。
＂怎么了？不就是炖个鱼吗？又不是让你上手术台！＂四姐撇撇嘴，＂你那医院的伙食比咱家好？天天吃食堂，手艺都生了吧？＂
我深吸一口气，接过带鱼。
厨房里热气腾腾，窗户上蒙了一层水雾，我的额头已经渗出汗珠。
收拾带鱼、切菜、炒菜，一边还要应付锅里的鸡汤，忙得我脚不沾地。
客厅里，四个姐姐已经围坐在茶几旁，打开了新买不久的十四寸彩电，播放着《渴望》的重播。
电视机是去年单位发福利买的，那会儿还不是家家户户都有彩电的年代。
她们边看边聊，不时传来爽朗的笑声。
＂刘慧芳真是的，这男人哪有那么好找啊！＂二姐撕开一包瓜子，嗑得满茶几都是壳。
＂是啊，像咱们小五这样找个老实人多好！＂大姐接茬道，＂建国那孩子老实，就是太闷了点，跟个木头似的。＂
听到她们谈论我和建国，我手上的动作顿了顿。
是啊，在她们眼里，我就是个＂有福气＂的人，嫁了个老实人，有个安稳工作，还有个能让她们聚会的家。
可福气从来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都是自己一点一滴攒出来的。
正想着，锅里的鸡汤沸腾起来，溢出锅外，发出＂滋滋＂的声音。
我手忙脚乱地关小火，同时听到大姐在叫：＂小五，茶几上的瓜子吃完了，再拿点什么零嘴来！＂
我额头的青筋直跳，但还是放下手中的活，擦了把汗，从储物柜里找出花生米和一袋话梅，端给她们。
＂小五，你看你，满头大汗的，去洗把脸吧！＂三姐看着我说，却没有一点要帮忙的意思。
我正要转身回厨房，四姐又叫住我：＂对了，小五，那鱼别炖太烂了，我喜欢吃微微带点硬的。＂
＂姐，鱼要么烂要么硬，不能两样都占吧？＂我忍不住顶了一句。
＂你这丫头，跟姐还抬杠是不是？＂四姐不满地说，＂这鱼我拿来的，我还不能说两句了？＂
我深吸一口气，回到厨房。
窗外阳光明媚，树叶在微风中沙沙作响，楼下孩子们的嬉闹声不时传来，多么美好的周末啊，本该是我休息的时间。
想起昨晚医院里那个车祸病人，我守了一夜的ICU，现在眼睛酸得像灌了沙子，可姐姐们眼里只有美食和闲聊。
中午十二点，我把所有菜肴一一端上桌：红烧带鱼、清炖鸡汤、地三鲜、拌凉菜、醋溜白菜，还有四姐特别要求的蒸蛋。
＂哎呀，小五，你这手艺是越来越好了！跟咱妈当年有得一拼了！＂大姐夹了一筷子带鱼，满意地点点头。
＂是啊，在医院食堂吃多了，自然会做饭了，那食堂的饭，咸了淡了都是常事。＂二姐也附和道，一边往自己碗里夹最大的一块鱼。
我勉强笑笑，坐下来准备吃饭，这一上午连口水都没顾上喝。
＂对了，小五，再去蒸点馒头吧，这菜这么香，光吃菜不顶饱。＂大姐又发话了，好像我是专职厨师似的。
我握着筷子的手微微发抖：＂姐，家里没有发面了，你们就将就着吃米饭吧。＂
＂那去趟楼下小店买点呗，又不远。＂四姐说，＂要不我去？＂
她话是这么说，但屁股纹丝不动，还往电视那边挪了挪，生怕错过了电视剧的情节。
三姐也说：＂是啊，小五，你去吧，你对楼下店熟，知道哪家的馒头好吃。＂
我放下筷子，二话不说，拿起钱包就下楼去买馒头。
八月的太阳火辣辣地烤着马路，热浪滚滚。
我站在小店门口排队，看着前面的大爷手里捏着几张皱巴巴的粮票，心里委屈得想哭。
我还清楚地记得，年轻时姐姐们是怎么照顾我的。
大姐会把自己的新衣服让给我穿，说：＂小五，你穿这件多好看啊，比我穿着顺眼多了！＂
二姐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给我买了双帆布鞋，是那种很流行的＂回力＂牌。
三姐教我写作业，虽然有时候严厉了点，但都是为了我好。
四姐总是偷偷塞给我几块钱，让我去买冰棍吃。
可是，什么时候开始，她们变成了这样，把我当成了理所当然的服务者？
等我拎着热腾腾的馒头回到家，四个姐姐已经吃得差不多了，电视里《渴望》的片尾曲正在响起。
＂小五回来了，快吃吧，菜都要凉了。＂大姐笑着说，好像没看见我额头上的汗。
我坐下来，看着桌上所剩无几的菜肴，强忍着没说话。
这时，三姐的目光落在我客厅的新电视机上。
＂小五，你这电视是新买的吧？彩电啊，这么清楚，挺不错的。＂她眼睛一转，透着算计。
＂嗯，去年单位发福利，优惠价买的，自己还搭了不少钱。＂我夹了一筷子已经凉了的菜，有气无力地回答。
＂那你这旧电视打算怎么处理？＂三姐接着问，眼睛都不眨一下。
我愣了一下：＂放在卧室里了，建国有时候喜欢躺在床上看。＂
那台黑白电视是建国的父母送的结婚礼物，虽然不值钱，但有纪念意义。
＂那多浪费啊，放着不用多占地方，反正你们也用不上两台。我家那台黑白的闪得眼睛疼，你要不送我算了，反正是旧的。＂三姐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我正要说什么，四姐插嘴道：＂三姐，你别急，我记得小五家还有台缝纫机，那才是好东西。＂
缝纫机是母亲生前用的，老式上海牌，虽然笨重，但能用。
＂我开店经常需要改衣服，小五，那台缝纫机你还用吗？＂四姐眼睛放光。
＂我妈留给我的，虽然不常用，但...＂我心里一阵酸楚，这是我和母亲为数不多的联系了。
＂不常用就是不用嘛，放着多占地方啊，不如给我，我天天用得着。＂四姐大大咧咧地说，好像那缝纫机本来就该是她的。
二姐也不甘示弱：＂小五，你家那套茶具我可是看中好久了，送我得了。＂
那套茶具是建国单位发的，不值钱，但很少用，一直放在橱柜里。
＂姐，那是...＂
＂是不是建国父母送的？他们又不来你家喝茶，放着积灰多可惜。我们单位经常有客人来，正好用得上。＂二姐说着，已经站起来要去柜子里拿。
我手中的筷子＂啪＂地一声掉在地上，像是某种隐忍已久的情绪终于找到了出口。
大姐看情况不对，赶紧打圆场：＂好了好了，别为这些东西伤了姐妹感情。小五，你看你，毛毛躁躁的，把筷子都摔了，能不能稳重点？＂
我弯腰捡筷子，眼中的泪水差点掉下来。
起身时，我看到茶几上散落的瓜子壳、烟头和喝了一半的啤酒，再看看厨房里堆积如山的锅碗瓢盆，突然一股无名火起。
这些年，我在医院照顾病人，回家照顾丈夫，姐姐们来了还要照顾她们，似乎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我应该这样。
我解下腰间的围裙，重重地摔在地上：＂今天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做饭，以后别喊我了！＂
那条围裙在地上像一面无声的旗帜，宣告着我的决裂。
四个姐姐愣在那里，大姐先反应过来：＂小五，你这是怎么了？好好的发什么脾气？是不是那个查房大夫又批评你了？＂
＂我怎么了？＂我的声音有些发抖，手指着她们，＂我从早上忙到现在，你们坐在沙发上吃喝玩乐，还嫌这嫌那。＂
眼泪终于决堤而出：＂我是你们的妹妹，不是你们的保姆！＂
＂谁说你是保姆了？我们就是来看看你，顺便聚聚...＂大姐试图辩解。
＂看看我？＂我苦笑一声，＂你们有哪一次是真心来看我的？不都是为了吃顿好的，说点闲话？菜做好了，你们吃得差不多了才让我去买馒头。我回来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你们却惦记着我家的电视、缝纫机、茶具...＂
眼泪顺着脸颊滚落，我也不去擦：＂我下夜班，守了一整晚的病人，眼睛都睁不开了，你们谁关心过？只顾着看电视、嗑瓜子！＂
四姐脸一沉：＂小五，你这是什么话？我们是亲姐妹！你有这么多东西，分享一下怎么了？＂
＂对啊，＂三姐也帮腔，＂咱爸妈在的时候，家里的东西还不都是大家一起用？＂
我摇摇头：＂爸妈健在时，是一家人。可现在，我们各有各的家，各有各的日子过。你们什么时候把我当妹妹了？只顾着自己舒服，从来没想过我的感受！＂
三姐站起来，脸色不悦：＂好好好，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们就走，以后不来了！＂
＂走就走，谁稀罕你们来？＂四姐也站起身，一把抓起自己的包。
大姐看局面越来越僵，急忙拉住她们：＂别这样，都是一家人，有什么说不开的？小五，你也是，这么大人了，还跟小孩子似的...＂
我打断她的话：＂姐，我不是小孩子，我是个成年人，有自己的生活和尊严。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这是亲情，可现在我终于明白，这只是你们的习惯和我的退让。＂
说完，我转身走进卧室，＂砰＂地一声关上门。
屋外一片寂静，然后是窸窸窣窣的声音，四个姐姐低声说着什么，之后是关门声。
她们走了。
我躺在床上，泪水浸湿了枕头。
十几年来，我一直是那个听话的小妹妹，任劳任怨，从不抱怨，就像当年的母亲一样。
她们是否真的在乎过我的感受？
我想起小时候，大姐背着我上学，走过长长的土路；二姐给我买的那双帆布鞋，我穿了整整一年；三姐教我做作业时的耐心；四姐给我的冰棍钱...那时候，我们不是这样的关系。
建国回来时，看到我红肿的眼睛，什么都明白了。
＂又是你姐姐们来了？＂他轻声问，递给我一杯热水。
我点点头：＂我跟她们吵了一架。＂
＂该吵。＂他难得地支持我，＂她们太把你当回事了。＂
我笑了：＂你的意思是，她们太不把我当回事了吧？＂
＂不，就是太把你当回事了——太把你当成她们理所当然的付出者了。＂他拍拍我的肩膀，＂休息一下吧，我去收拾厨房。＂
看着他忙碌的背影，我心里一阵温暖。
也许，有些事情需要说出来，才能让对方明白；有些界限需要划清，关系才能健康发展。
接下来的日子，四个姐姐都没再联系我，好像我们真的决裂了一样。
我在医院忙碌，偶尔听说她们的消息，但谁都没迈出第一步。
直到一个月后，我上班时接到医院前台的电话，说有人找我。
走到前台，我惊讶地看到四个姐姐站在那里，每人手里都提着东西，面色有些尴尬又带着期待。
大姐第一个上前，递给我一个保温桶：＂小五，姐给你炖了鸡汤，你最喜欢喝的，放了枸杞和红枣。＂
二姐拿出一盒点心：＂这是你爱吃的鲜花饼，我排了一小时队买的，丰泽园新出的。＂
三姐则递给我一件崭新的护士服：＂我让裁缝特意做的，比医院发的好看多了，面料也好。＂
四姐最后上前，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封面有些旧：＂这是我记的菜谱，都是你小时候爱吃的，给你。＂
我看着她们，一时语塞，心里的坚冰开始融化。
大姐红着眼圈说：＂小五，这些天姐姐们想了很多。是我们太自私了，总是想着自己舒服，没顾及你的感受。＂
她拉起我的手：＂小时候，是我背着你去上学，看着你一点点长大。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忘了你也是需要关心的人，把你的付出当成了理所当然。＂
二姐接着说：＂以前家里条件不好，我攒了三个月工资才给你买那双鞋，看你穿着蹦蹦跳跳的样子，心里比什么都高兴。可现在有条件了，反而忘了那种分享的快乐。＂
三姐也低头说：＂小时候我教你写作业，总嫌你笨，可你后来考上了中专，我比谁都骄傲。这次看你发那么大火，我才意识到，你早就不是那个跟在我们后面的小尾巴了。＂
四姐上前一步，有些别扭地说：＂我这人嘴笨，不会说好听的，但我知道错了。那天看你气得摔围裙，我想起了咱妈，她在世时从来不发火，只知道默默付出。你像极了她。＂
听着姐姐们真诚的话语，我心中的坚冰彻底融化。
虽然她们做得不对，但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无法割舍的。
我们之间的矛盾，不过是成长的必经之路。
＂姐，我也有错。那天太累了，说话太冲。＂我说，目光落在那本菜谱上，那是母亲的笔迹。
＂不，你没错。＂四姐难得地认真起来，＂是我们太把你当成理所当然了。咱妈走得早，我们做姐姐的没照顾好你，反而让你照顾我们。＂
大姐从包里掏出一张照片，是我们五姐妹小时候的合影，我被大姐背在背上，其他人围在周围，笑得灿烂。
＂记得这张照片吗？咱爸说，姐妹五个要互相照应，一辈子不分离。＂大姐说，＂可我们忘了，照应是相互的，不是一个人单方面付出。＂
我们五姐妹站在医院走廊上，相视而笑，又相拥而泣。
周围路过的病人和家属投来好奇的目光，但我们不在乎。
那之后，我们的聚会有了新规矩，不再是我一个人在厨房忙活。
每次轮一个人主厨，其他人负责洗碗收拾。
有时在我家，有时在姐姐们家。
我们不再只是吃吃喝喝，而是真正地交流生活和情感。
三姐不再惦记我的电视，而是带来她学校里有趣的故事；四姐不再提起缝纫机，而是告诉我哪家店新开了，有什么好东西。
我们开始互相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就像小时候一样。
去年春节，我们姐妹五个带着各自的家人聚在大姐家。
院子里贴上了大红的春联，电视里放着春晚的彩排。
四姐从她的小本子里找出一道菜谱：＂这是咱妈生前最拿手的糖醋鲤鱼，今年我来做！＂
我们一起在厨房忙活，有说有笑。
看着满桌的美食，听着家人的欢笑声，我突然明白：亲情不仅仅是血缘关系，更是彼此之间的理解、尊重和平等。
那个被我摔在地上的围裙，大姐后来捡起来，洗干净，挂在了她家厨房的墙上。
每当我们姐妹齐聚，都会轮流戴上它，那已经不再是负担的象征，而成了我们和解的证明。
如今，我已经四十多岁，在县医院当了护士长。
姐姐们也各有各的变化：大姐从纺织厂退休了，开始跳起了广场舞；二姐的女儿考上了大学；三姐成了学校的副校长；四姐的小店扩大成了小超市。
我们依然会聚在一起，依然会有分歧和争执，但我们学会了表达，也学会了倾听。
人生如茶，需要慢慢品味。
有时，一场冲突反而能让我们看清彼此的心意，让亲情变得更加醇厚。
如今，每当我系上围裙，想起那个夏天的争吵，都会心生感慨：成长，有时就是学会说＂不＂，而后学会理解与包容。
在这纷繁世界里，亲情是我们最温暖的依靠，哪怕偶有风浪，终将平息于岁月的静好之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每份感情都值得被尊重。
这些道理，我在三十二岁那年，通过一条被摔在地上的围裙才真正明白。
来源：那一刻旧时光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