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性教育是斩断性侵黑手的治本之策。”2025年5月17日，国家健康和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原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如是说。他是在《“女童保护”2024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发布会现场说这番话的。

2022年11月2日，四川省广安市，在双河小学举办的“女童保护”儿童防性侵知识讲座上，社会工作者在为学生演示如何预防和抵抗性侵。（视觉中国/图）

“性教育是斩断性侵黑手的治本之策。”2025年5月17日，国家健康和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原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如是说。他是在《“女童保护”2024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发布会现场说这番话的。

王培安还表示，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眼下已有多地推动构建科学的性教育课程体系，但应进一步推动防性侵教育心理健康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的清单。

“女童保护”团队已连续12年发布系列报告。统计数据基于机构媒体公开报道、各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官网和认证账号公开的案例。

报告显示，2024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性侵儿童（18岁以下）案例205起，受害人数690人。205起案例中，受害人3人以上的案例41起，占比20%；受害人5人以上的案例27起，占比13.17%；受害人10人以上的案例13起，占比6.34%；平均每起案例受害儿童为3.37人。

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女童保护”基金负责人孙雪梅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数据，2024年前11个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性侵未成年人案件4.1万人次。

“在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中，性侵案件占比超过60%，形势十分严峻。我们之所以选取公开曝光这部分案件，是为了让社会大众知道性侵儿童案件的特点，以及如何预防。”孙雪梅说。

最小受害人仅3岁

报告里的205起案例中，有178起写明了受害人的年龄。这之中，14岁以下的占比70%以上，14-18岁占比是29.78%，而年龄最小的受害人只有3岁，施害者为其邻居大爷。

“关于未成年人性侵犯罪，以前大家会说，要预防坏叔叔。但现在也有坏哥哥、坏爷爷。”孙雪梅表示，205起案例当中，施害人年龄最大的超过66岁，最小的施害人是13岁。

在城乡差异上，“女童保护”统计，205起性侵儿童案例中，有136起表明了城乡地域分布。在136起案例中，发生在城市的91起，占比66.92%；发生在县城的32起，占比23.53%；发生在农村的13起，占比12.5%。与2023年数据相比，发生在城市的儿童被性侵案例比例有所提升，2023年为53.73%。

但孙雪梅提醒，“（城市）曝光的更多，是因为对城市孩子我们的监护能力和社会媒体司法能够介入的程度都更高，而农村因为留守儿童居多，监护缺失，他们即便受到性侵，很可能不会被发现，所以会持续更多年。”

利用互联网的性侵犯罪也不容忽视。

孙雪梅表示，一种情形是利用网络进行隔空猥亵，另一种是通过网络约到线下来性侵，“这种情况下性侵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报告显示，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案件中，通过网络实施的案例共有44起，占全部案例的21.46%。其中部分案件的作案时间跨度超过5年。在这些案例中，有11起案件的受害人数达到5人以上，单案受害人数最多达79人。

2024年2月，浙江警方通报的一起“隔空猥亵案”中，犯罪嫌疑人陈某发布赠送游戏皮肤的“钓鱼”信息，寻找并引诱未成年女孩给其发送不雅照片或视频，受害人数多达30人。

“女童保护”分析，网络性侵害的成因较为复杂，一方面，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薄弱，缺乏识别网络诱导和操控行为的能力，容易在虚拟关系中陷入依赖与迷惑；另一方面，网络平台监管存在漏洞，实名认证不严格、内容审查不到位，为施害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此外，从社会大环境来看，性教育的缺失和家庭沟通的封闭，使许多受害者在遭遇侵害后羞于启齿、不敢求助，导致侵害长期持续。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构成了当前网络性侵害行为频发、隐蔽性强、持续时间长、受害人数众多的现实困境。

“女童保护”统计，205起案件中，有35起存在复合型犯罪特征，涉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18起，其中包括校园欺凌7起、强制卖淫4起。“女童保护”认为，综合来看，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复杂化趋势，实质上是社会结构性问题在儿童保护领域的投射。

2025年5月17日，“女童保护”团队发布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分析报告。（南方周末记者陈怡帆/图）

校园、培训机构为案件高发场地

“女童保护”统计，在205起媒体报道的案例中，明确提及性侵发生场所的有162起。其中，发生在校园、培训机构的有36起。与此同时，139起熟人作案的案例中，教师、教职工（含教练、家教、补习老师等）作案42起。

孙雪梅表示，这一定程度上与教师特殊身份容易引起媒体关注报道有关，不代表所有性侵儿童案中教师施害人最多，“另一方面，确实说明老师有接触孩子的便利，所以他们容易做到监守自盗。”

例如，2024年10月曝光的一起案例中，某省一位女生在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均遭受培训教师性侵，父母发现时已经怀孕19周，后流产。

“我建议，不仅仅是提高对老师的法律要求和职业道德，还需要从保护教师声誉的角度做更多的倡导和制度建设。”孙雪梅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所研究员卜卫表示，近年来她在乡村地区为校长开展防欺凌、防性侵及校园性骚扰应对机制建设的培训过程中，发现存在两方面突出问题。一是在认识层面，不少校长对何为暴力，尤其是“基于性别的暴力”缺乏清晰理解。例如，“说‘男孩子娘娘腔’‘女孩子像男孩子’，还有老师认为是玩笑，被受暴的人，他如果自己觉得受伤害了，这就是暴力。”

二是在制度与信息层面。卜卫表示，许多基层学校的校长并不了解未成年人保护法自2021年修订实施以来，已明确要求学校建立防性侵、防性骚扰、防欺凌的专项制度。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教育官员苏文颖对此也深有体会。她在工作中与一些校长和老师沟通时也发现，他们对相关法规政策的了解有限。

苏文颖表示，当前我国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顶层设计已初具框架。从刑法、司法政策到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都对校园欺凌、防性侵、防性骚扰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

她建议，我国在推进校园防性侵教育时，可以借鉴域外做法，将性教育、防性侵等内容系统性地融入日常教学课程中，而非仅依赖性健康教育手册或防性侵宣讲资料。事实上，现有课程体系中已有诸多可以融合相关内容的空间，例如引导学生学习如何建立平等、信任、积极的关系，如何处理冲突与情绪，如何理解性别平等与个人边界等。

“未成年人可能受到性侵性骚扰的风险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也是我们一些社会问题的折射，需要更长效的教育机制去解决。”苏文颖说。

南方周末记者 陈怡帆

责编 钱炜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