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根据简牍内容记载，朱建于东汉建武二十九年（53）“以诵书出补乡小史”，次年又“入给廷功曹小史学事”，永平三年（60）“中府为尉曹”，永平八年（65）“□为书佐”，直至永元五年（93）病逝。

1989年

南京市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

在南京江宁湖熟的一座汉墓中

清理出一枚墨书木牍

上面以工整隶书记录了

墓主朱建的生平履历

朱建是谁？

这枚看似朴素的木牍

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

东汉·朱建木牍

南京湖熟汉代朱氏家族墓地M2出土

南京市博物总馆藏

朱建木牍的功用为告地策

上书墓主的行状和下葬年代

作为一种丧葬用具

自西汉起流行于中原及长江中游地区

根据简牍内容记载，朱建于东汉建武二十九年（53）“以诵书出补乡小史”，次年又“入给廷功曹小史学事”，永平三年（60）“中府为尉曹”，永平八年（65）“□为书佐”，直至永元五年（93）病逝。

简牍全文不足百字，却为我们呈现了一名汉代基层吏员几度变迁的仕途经历。生活在东汉初年的南京胡孰人朱建，仕途从乡小史起家，直至中府书佐。如果没有这枚出土的木牍，这位一生劳碌的基层吏员，恐怕将被永远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然而，正是无数像朱建这样默默无闻的书史掾吏，成为汉王朝文书行政的关键。

想成为“书佐”？并不容易

秦汉时期，政治、文化上实现大一统的同时，一套高度完备的文书行政体系随之建立起来。行政文书以统一规范的文字书写在简牍上，按郡—县—乡—里的层级，逐级传递。然而在中央皇权与底层民众之间，需要一个群体将两者有效地联系，以实现政令的上传下达。于是，书史掾吏应运而生。他们作为文书行政的执行者，承担着封建王朝基层书记官的角色，尽管职位不高，但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不容忽视的群体。

朱建的最高职衔为东汉胡孰国一中府书佐。西汉继承秦代文官制度，其基础便是大量识字、善书的基层文职官员“书佐”。据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记载，汉代从中央至县级单位，都有一定数量的书佐。书佐司职文书起草、缮写等书记工作，如公文收发处理、文书起草、缮写、记录、宣读等。而想要成为一名书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律令规定“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之”。对一般吏民尚且如此，对专事书写的书佐，在识字数量和书写规范方面，要求更为严苛。

汉代学童自小学习文字学，接受识字和书写教育。成年后通过考试选拔合格，才能成为郡县中起草和掌管文书的诸曹掾史。他们通常学习汉代识字教科书《仓颉篇》和《急就篇》，要求能够诵读及书写数千字，并且会使用特定的公文书体。汉魏时期，各级官署所见金石简牍文字，多出自书佐手笔，其书法面貌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上流社会的审美标准。

居延汉简甲渠侯官文书册

（图源：甘肃省文物局）

揭秘南京汉代行政建置的钥匙

根据木牍记载，朱建是丹杨（阳）郡胡孰都乡安平里人，这反映出东汉时期南京从郡、县至乡、里的地方行政建置情况。公元前 221年秦并天下，行郡县制，当时在今天的南京立有江乘、秣陵二县。汉灭秦，又分秣陵县置胡孰、丹阳二县。虽然以上建置的四县，其治所均远离今天的南京主城区，但在朱建这样的地方行政书吏的参与下，政令畅通，整个集权国家得以顺利运转。南京作为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形势开始逐渐形成，为后来孙氏家族在建业定都奠定了社会基础。

明《金陵古今图考》中的《汉丹阳郡图》

值得一提的是，木牍中记载的“胡孰”即“湖熟”，历史上二者曾被混用。湖熟位于今南京江宁区，著名的江南土著青铜文化——湖熟文化，便是首先在此地发现并因此命名的。胡孰县为西汉初年设立，先后属鄣郡、丹阳郡。元朔元年（前128）改为胡孰侯国，元鼎年间（前116—前111）又改为县，直至东汉末年废县，改置典农都尉。作为两汉时期在南京地区延续最长的侯国封邑所在，湖熟在南京汉代历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南京湖熟汉代朱氏家族墓地》）然而由于史籍失载，相关史迹早已杳无踪迹。因此，以朱建木牍为代表的考古资料的出土，对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云梦秦简《为吏之道》

湖北省博物馆藏

简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对赓续中华文脉、传承中华文明具有独特意义。202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云梦县博物馆考察出土秦汉简牍时强调，古代简牍非常珍贵，是我们国家信史的重要实物佐证，要善加保护，做好研究。近年来，以云梦秦简、里耶秦简等为代表的一批出土简牍得到大规模系统性整理出版，简牍本体的修复保护和综合利用也在不断加强。

今天，当我们在博物馆凝视这枚墨迹斑驳的木牍，看见的不仅是东汉书吏朱建的人生轨迹，更是一个时代的治理之道与文化基因。简牍展示和传播着文明之美、文化之华，朱建木牍的当代价值，正在考古学家与文保工作者的接力保护修复中，续写着新的篇章，也将在当代的创新创造中焕发新的光彩，实现永续传承弘扬。

来源：江南水乡生活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