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初文人高兆所著的《观石录》，是中华玉石文化史上专论寿山石的开山之作，开创了品鉴寿山石的先河，标志着寿山石从天然“美石”升华为承载中华文明的“文化瑰宝”，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审美趣味与文人雅趣。

北京故宫博物院“杨玉璇”款寿山石伏狮罗汉坐像

清初文人高兆所著的《观石录》，是中华玉石文化史上专论寿山石的开山之作，开创了品鉴寿山石的先河，标志着寿山石从天然“美石”升华为承载中华文明的“文化瑰宝”，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审美趣味与文人雅趣。

福建寿山石与浙江青田石、浙江昌化石、内蒙古巴林石并称中国“四大印章石”。寿山石因产自福州市晋安区寿山乡寿山村而得名，是福州特有的宝石，素有“福石”之美称。因质地佳、色彩艳、品种多，寿山石被誉为中国的“国石”，享有“石中之王”“天遣瑰宝”的美誉。

寿山石雕刻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距今约1500年前的南朝墓葬中，便已出现以寿山石雕琢的石猪。到了唐代，寺院大量开采寿山石，并将其雕刻成佛像、花瓶、香炉等，流传各地。宋代以降，寿山石逐渐受到文人雅士的青睐，梁克家在《三山志》中赞其“洁净如玉”“柔而易攻”。祝穆《方舆胜览》更是将寿山石与荔枝、素馨、茉莉、海盐并列为福州的著名土产。南宋名士黄榦第一次以寿山石为题材赋诗《寿山》，留下“石为文多招斧凿，寺因野烧转荧煌”的佳句。

明代，文彭、何震等篆刻家倡导以石治印，寿山石因质地细腻、易于镌刻，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铜、玉等硬质材料。寿山石不仅风行于文人案头，还进入宫廷用于制作皇室印玺。《福州府志》就有崇祯年间“复行采取，嵌饰什器，并磨石龙作印”的记载。

《观石录》编撰者高兆（约1620—1680年），字云客，号固斋居士、栖贤学人，明末清初福建侯官著名文人。他“六经子史，无不涉猎”，工文翰，擅诗词，与彭善长、陈越山、许友等并称“闽中七子”，著有《遗安草堂集》《端溪砚石考》《观石录》等。高兆尤嗜寿山石，自言“不敢久视，恐相思耳”。

《观石录》成书于清康熙七年（1668年），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定稿。该书有抄本和刻本两种：一是清乾隆年间侯官郑氏注韩居所藏《观石录》抄本，一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檀几丛书》本、清嘉庆年间《借月山房汇钞》本、清道光年间《昭代丛书》本等刻本。1928年，《观石录》被收入黄宾虹、邓实合编的《美术丛书》，得以广泛流传。

高兆在《观石录》中主要采取“以人记石”的方式，通过记述其在陈越山、林道仪、彭十厓等11位友人及斋馆肆处的赏石经历，生动展现了当时文人圈的藏石风尚。“首叙140余枚寿山石之种种佳处，次言鉴赏之法，末一跋述各友之存亡兴衰，石之聚散完毁”，系统介绍了寿山石的“石品”“石色”“石工”。

《观石录》根据寿山石形成的地理环境、地质条件的不同，提出“三坑分类法”（田坑、水坑、山坑），同时借鉴张怀瓘《画品》、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与黄休复《益州名画录》的画品分类，将田黄、芙蓉、高山等寿山石分为“神品”“逸品”“妙品”及不入品四等，初步构建了寿山石的收藏鉴赏标准。其中，作者极为推崇田黄，称其“如蒸栗，润若凝脂，他石莫能及”。崇彝《说田黄补》所载“一枚田黄章，重不过一两四钱，竟以二百五十元取之”，直接印证了田黄作为“石帝”的至尊地位。

高兆在《观石录》中不惜笔墨勾勒寿山石色彩之丰富，又摹其姿态之万千，皆显示出寿山石“天然去雕饰”的无言之美。这种温润如玉的质感与绚烂的色彩，正与中国传统“以石比德”的审美观高度契合。高兆在文中强调寿山石的“灵性”，直言“石虽无言，然其纹理、色泽皆可通人意”。这种“以石比德”的观念，正是承袭自宋代米芾“拜石”的典故，体现了文人雅士寄情于物、托物言志的深厚文化传统。

古有“重道轻器”的观念，工匠及其技艺在历史长河中长期处于“无名”的状态，几乎不为史籍所载。《观石录》则明确提及杨璇、潘子和、谢奕3位当时著名的寿山石雕刻艺人，总结其雕刻寿山石的“相石”“解石”“磨光”等技法；还为后世留下了11位寿山石收藏者的姓名，然多数今已无从稽考，唯高兆以“吾友”相称的陈越山、王君宠等人尚有零星记载可寻。其中，陈越山“担石入京”的轶事至今为人所乐道，反映了寿山石既“上伴君王”又“下亲庶民”的独特品性。

有清一代，专论寿山石的著作除《观石录》外，还有毛奇龄《后观石录》、郑杰《寿山石谱》、龚纶《寿山石谱》等。其中，《后观石录》与《观石录》渊源颇深。相传“西河先生”毛奇龄在品读《观石录》后深为叹服，遂效仿高兆，对自己珍藏的49枚寿山石进行评鉴，撰成《后观石录》。该书被纪昀收录于《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与《观石录》并称为清代早期寿山石文化研究的“双璧”。

文人雅士、豪商巨贾热衷收藏品鉴寿山石，帝王将相更是视之若珍宝。康乾盛世以来，大量珍品被列为贡品，秘藏宫廷。其中，“石帝”田黄身价倍涨，故有“黄金易得，田黄难求”之说。据《秘藏田黄石印谱》《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等记载，康熙设“造办处”专司雕刻，雍正200余方印玺中寿山石占160余方，乾隆收藏了609枚寿山石章，其珍爱的“乾隆御用田黄三联玺”堪称这一时期工艺与审美的杰出典范。

寿山石之所以成为文人墨客、皇室贵族雅玩的重要对象，与其独特的艺术特征和文化象征息息相关。古人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石不能言最可人”。文人钟情于石，在方寸之间品“掌中山河、案上乾坤”之趣。寿山石雕刻艺术又是一种“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创作。匠人们巧妙利用寿山石天然的色泽和纹理，“因样取材，因材施艺”，赋予其“福、寿、禄、喜”的美好寓意，譬如田黄象征“福寿田丰”，芙蓉象征“君子比德于玉”，艾叶绿则被视为祥瑞之兆。最终，一方小小的印石或摆件，成为承载人们祈福、怡情、明志的艺术品。

来源：东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