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施耐庵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的作者，其籍贯归属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成为学术界长期争论的焦点。近日，《光明日报》刊发浙江树人学院林家骊教授的文章，认为“施耐庵是杭州人”。而《中华读书报》2014年刊发泰州兴化文史学者莫其康的文章，从历史文献、田野调查与考古
施耐庵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的作者，其籍贯归属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成为学术界长期争论的焦点。近日，《光明日报》刊发浙江树人学院林家骊教授的文章，认为“施耐庵是杭州人”。而《中华读书报》2014年刊发泰州兴化文史学者莫其康的文章，从历史文献、田野调查与考古发现等维度，论证施耐庵是兴化人，这也是目前的主流说法。今天“泰州知道”一并推送两篇文章，以期于论辩中启新思。
《光明日报》发文：施耐庵是杭州人的依据
《水浒传》是施耐庵编著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关于《水浒传》的作者，明人记载不一。郎瑛《七修类稿》中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李贽《忠义水浒传叙》中提到作者时，说是“施、罗二公”。据记载，水浒原本叫《草莽英雄传》，施耐庵编著，后由罗贯中提议改为《水浒传》。施耐庵是钱塘（杭州）人，罗贯中是山西太原人。在明代，田汝成、汪道昆、胡应麟、王圻等，都一致肯定施耐庵是“钱塘人”“越人”“武林人”，没有任何人提出否定的观点。但后来施耐庵的籍贯出现了分歧，有浙江杭州和江苏大丰两说。笔者支持马成生先生的浙江杭州说，也认同主张杭州说的诸位先生的观点，今试再申述之。
首先，从《水浒传》作者的地理观来看。林冲故事：林冲被刺配沧州（河北），出东京(开封)，经山东聊城野猪林，鲁智深送到离沧州只有七十来里路处。从东京至沧州，完全可以直接走，为何经聊城？这样的行程安排令人费解。又林冲（在沧州）问道：“此间去梁山泊还有多少路？”酒保答道：“此间要去梁山泊，虽只数里，却是水路，全无旱路。若要去时，须用船去，方才渡得到那里。”当时大雪，湖上应该结冰，而书中的描述如江南春暖水景。武松故事：武松在河北沧州柴进处避难，病愈后准备回清河探望哥哥，清河也在河北，直接去就可，但经过山东阳谷，不合常理。宋江江州故事：戴宗送信，该直接从江州到东京，却又经过山东梁山；劫法场后又经揭阳镇（位于广东）再到梁山。再看宋江征方腊故事：《水浒传》作者十分清楚地理位置，东线宋江军，他们沿着运河南下苏州，再取杭州。所经路线为:润州—毗邻郡—吴江县—平望镇—秀州—崇德县—临平山—长安坝—皋亭山—东新桥—杭州。另水军以李俊、阮氏兄弟等为首，行军路线为:润州—江阴—太仓—昆山—嘉定—常熟—海盐—赭山门—杭州。西线卢俊义军行军路线可概括为:宣州—湖州，分两军，林冲军经独松关到达杭州;呼延灼军经德清到奉口镇直达杭州。宋江军与卢俊义军各自为战，最后在杭州汇合。以上四例，前三例可以看出作者对北方及江西、广东地理知识所知甚少，以至于不能一一详细地对地理以及行走路线进行描述，错误百出。而第四例宋江征方腊，从各军行军路线及以后作战情况看，足以说明作者施耐庵是一个精通杭州及其周边地理的人，路线安排合理、细致且准确。
其次，《水浒传》中关于梁山泊的描写。《水浒传》作者熟悉西溪。他描写梁山泊景色，很可能是以西溪自然景色为素材的。《水浒》戏写梁山泊：“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高文秀《双献功》）到《水浒传》：“都是茫茫荡荡芦苇水港。”“港汊又多，路径甚杂，抑且水荡坡塘，不知深浅。”“这石碣村湖泊，正傍着梁山水泊，周回尽是深港水汊，芦苇草荡。”（第十九回）；杭州西溪，处处有小渚、滩涂，芦苇连成曲曲折折的小港。这些都是江南水乡特色。《水浒传》书中写梁山好汉两战童贯、三败高俅，其水战场面，似乎都是依照西溪的水网描绘的。书中写道：高俅率领的大海鳅船队进入梁山泊，只见港汊四散错落，芦苇丛中钻出千百只小船，水面犹如飞蝗一般。“看看逼将拢来，一个把铙钩搭住了舵，一个把板刀便砍那踏车的军士。”只听得芦苇中锣鼓大振，舱内军士齐声喊道：“船底漏了”，前船后船，皆尽漏水，眼看就要沉下。四下小船，如蚂蚁般，朝着大船涌来。最终高太尉落水，束手就擒。（第八十回）此种场景，唯有在西溪这般特殊的水网地带才会出现。倘若在宽广的八百里梁山泊水面，不可能有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港汊供飞蝗般小船藏匿，也难以有无处不在的芦苇丛让无数小船钻出。西溪的水网由沿山河、五常港、紫金港、顾家桥港、严家港和蒋村港六条河流纵横交汇，形成了独特的湿地景致，其间水道如巷、河汊如网、鱼塘栉比、诸岛棋布、鱼鳞状鱼塘，水中遍布芦苇和蓼草，形成独特的江南水网。进入水网地带，港、湾、滩、荡、芦苇、杂树等曲折迂回，宛如迷宫。
再次，《水浒传》中诸多地名的来源。《水浒传》里的地理地名、山川形胜、物产民俗，隐含着许多杭州元素与西溪的痕迹。《水浒传》中的部分地理背景取自杭州。隐现的西溪村落：西溪村是《水浒传》中极为重要的故事发生地，晁盖“七星聚义”，智取生辰纲后投奔梁山，在作者所述，隐现西溪的背景。晁盖原是“东溪村”的保正、豪杰，吴学究吴用亦是东溪村人，与晁盖自幼相交。东溪村与西溪村隔溪相邻。蓼儿洼，石碣村：所谓“蓼儿洼”，茫茫荡荡，沟汊纵横，便是今天的西溪湿地，古称南漳湖。西溪湿地涵盖沿山河流域和塘河水网，古时面积达60平方公里，远比现在广阔。《水浒传》中有一重要之地为石碣村，是阮氏三雄的居住之所，在蓼儿洼边上，有如杭州西溪的真实景象描述。所谓“石碣村”为西溪秦亭山下当时的某个小村落。古人传说秦始皇驻跸钱塘，登秦亭山望海，立碣石，建山亭，故而得名。安乐村，黄泥岗：在《水浒传》中，离黄泥岗十里处有一个安乐村，是白胜的住处，也是智取生辰纲七位好汉密谋策划和藏身聚义的一个好地方。书中的安乐村，实际上在杭州真实存在。《杭州府志》记载，安乐山高三十丈，周长三里，俗名唐家山，因“安乐山茶”和“安乐泉”而闻名。晁盖等七位好汉智取生辰纲的黄泥岗，于西溪亦有迹可循，现今在桃花坞的入口处，丛林中仍有一条偏僻小路蜿蜒起伏，经过一个小山岗，再直通山顶，古时是一条泥路，人称黄泥岗，附近村民口中至今仍流传着古时候黄泥岗强盗劫路的传说。
最后，杭州方言在《水浒传》中的显现。杭州浙地方言无处不在，如“家生”：在第二回，史进不肯务农，“只要寻人使家生，较量枪棒”，浙人称枪棒等打人工具为“家生”。如“菜蔬”：在第四回，“春台上放下三个盏子，三双箸，铺下菜蔬、果子、嗄饭等物”。这里说的“菜蔬”，是菜肴的统称，是杭州及浙地方言。“嗄饭”亦为浙语（嗄，杭语与“塞”同音），指下饭小菜。在第二十三回：“果子菜蔬，尽都装了。”如“斫”：在第三十二回，武松大战飞天蜈蚣道人，“让那先生两口剑斫将入来……”“斫”乃杭州及浙地说的砍劈之意。如“回”：在第四十六回，扬雄、石秀在祝家店吃酒，见堂檐下插着许多朴刀，石秀想买一把，与店家道：“与你些银两，回与我一把朴刀用如何？”“回”是杭州浙地方言，指从别人手里转买某样东西。又杭州方言中的儿缀词出现甚多。如第三回：“又只一拳，太阳上正着，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如第二十三回：“武松正走，看看酒涌上来，便把毡笠儿背在脊梁上，将梢棒绾在肋下，一步步上那冈子来。”如第二十四回：王婆告诉西门庆，我与这雌儿说道：“有个施主官人与我一套送终衣料，特来借历头，央及娘子与老身拣个好日，去请个裁缝来做。”“雌儿”指的是潘金莲。如第六十回：“交锋尽是哥儿将，上阵皆为父子兵。”如第六十六回：“背后又是插翅虎雷横，将引施恩、穆春，各引一千步军，前来截住退路，却似虾儿逢巨浪，兔子遇豺狼。”如第七十四回：店小二道:“休道别人取笑!那货郎儿是一个小小后生，做得甚用!”如第四十四回连用15个“儿”字描写潘巧云的形象。如第八十四回：“青毡笠儿，似千池荷叶弄轻风；铁打兜鍪，如万顷海洋凝冻日。”
本文来源于《光明日报》（2025年09月22日13版）
《中华读书报》发文：施耐庵到底是哪里人?
莫其康
目前，关于施耐庵籍贯的多数研究，倾向于“江苏兴化”为施耐庵的出生地，同时认为他可能曾在钱塘等地生活或游历。本文通过梳理历史文献、田野调查与考古发现可以发现，施耐庵为江苏兴化人的论断拥有更为坚实的证据链。本文综合考察施氏后裔口述传承、兴化施家桥村现存“砚台地”故居遗址、《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等出土文物，以及专家组的调查结论，同时辨析古白驹场与今白驹镇的历史地理关系，论证施耐庵虽曾流寓杭州，但其出生地、定居地及主要活动区域均在元代白驹场（今属兴化市新垛镇施家桥村）。
有关“施耐庵故居”的争议
施耐庵是兴化人，这是后裔们一代代口口相传、字字相承下来的遗存。2014年初，我们赴兴化市新垛镇施家桥村调查，在采访施耐庵后裔施宝安、施祥松、施祥凯、施恂广、施恂辉、施恂银时，这6位老人一致认为：“始祖耐庵公出生地和定居地都在白驹场倪卲庄（今施家桥），直至第九世奉桥、隆桥、石桥、板桥、柳桥老祖，始有分支迁出，但‘施家三桥’仍是施氏族人的主要聚居处。”施奉桥地券中出现的“白驹场街市居住”字样，是九世孙施奉桥迁居白驹场街市的最早物证。施氏第18世孙、83岁的施宝安老人重申：“施耐庵故居‘砚台地’位于施家桥村河西40号，与施耐庵墓地同处一条水平线上，一西一东，两处相距350米，这绝不是偶然的。”而1989年12月由大丰县白驹镇编志委员会编纂、内部印行的《白驹镇志》却将施耐庵故居说成在白驹，该志第377页有述：“白驹镇北街的施氏宗祠是施公耐庵故居改建而成”。这一说法后成为浦玉生所著《施耐庵传》引据的“史料”。历史的真相是，清咸丰五年施埁（峻峰）所撰《建祠记述》（《施耐庵研究》，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中说：“其祠由国朝乾隆戊申，先君文灿公与族伯美如公侭族祖奠邦公宅所改建者也。”施氏宗祠，明明是由施耐庵第十二世孙施“奠邦公宅”改建，怎么到了《白驹镇志》修志者笔下就改为“施耐庵故居”？施氏族长施祥恺强调指出：“施家三桥及周边的张舍、清水湾、何家桥、施童、圣家舍等8个庄舍（分属兴化新垛、大营两镇），聚居着施耐庵后裔700多户、3000多人，合陈镇施氏后裔也有100多户，而大丰白驹本街不过几十户。我们从未到白驹祭过祖，只有外地的施氏后裔到施家桥施耐庵陵园来祭祖，因为施氏的总根子在施家桥。”现在无论是出土文物、古籍文献，还是早年的民间传说，都找不出浦玉生所著《施耐庵传》中记述的关于“施耐庵出生在白驹场街市”、“出生在茅家园”、“在白驹场街市有茅屋三间”的任何证据。
两谱、两志与遗址
施耐庵是兴化人，不仅有两谱（《施氏家谱》、《施氏家簿谱》）两志（《施耐庵墓志铭》、《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可证，且有兴化市新垛镇施家桥村“施耐庵故居遗址”尚存。拙作《1952年、1982年施耐庵身世调查成果的检阅与思考》（《贵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已予考辨，兹不赘述。1978年出土的《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有“彦端会元季兵起播浙遂家之及世平怀故居兴化遂白驹”的砖刻记载，上述“怀故居兴化遂白驹”（承前省略，说明白驹属兴化）。1928年11月8日《新闻报》所刊胡瑞亭的《施耐庵世籍考》记述得很清楚：“今秋瑞亭奉公调查户口，迤逦长途，按户编籍，至兴化属之白驹镇有施家桥者，见其宗祠中，所供一世祖，讳耐庵，心窃疑焉，询其族裔，乃悉即著《水浒》之施耐庵。”1943年抗日民主政府兴化县县长蔡公杰在施耐庵古墓前建坊所撰碑文中亦记述：“邑之东北隅有施家桥者，施氏之故庐也。考施氏族谱所载，先生避张士诚之征而隐于此。”丁正华、苏从麟的《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1952年第21号《文艺报》）篇首就指称“施耐庵故乡——兴化县老圩区施家桥”。徐放的《再次调查有关施耐庵历史资料的报告》（《明清小说研究》1986年第2期）开篇亦认为“施氏故乡兴化县”。《钱锋谈1952年施耐庵身世调查》(《博览群书》2012年第6期)说得很清楚：“兴化施耐庵墓我们去看过……施耐庵脚印的具体地点回忆不起来了，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有一家房子很旧，据说施耐庵在这住过（笔者按：即施家桥“砚台地”施耐庵故居遗址），正好走到那，有个街道，我们也把脚印伸进去量一量，记得当时是聂绀弩先量脚印的，我是最后一个量的。我记得量过后还风趣地说：‘乖乖，施耐庵大文豪脚也大，我是小作家所以脚不大。’”“施耐庵在兴化一带，有子孙后代，有宗祠，有坟墓，我们认为施耐庵确实是兴化人。”
古白驹场与今白驹镇
施耐庵是兴化人，也是对当前施学研究中一些似是而非说法的匡正。容易让人迷糊的是，多年来有人将白驹、白驹场草率地说成是“今大丰市白驹镇”、“白驹场（现属盐城市）”、“古白驹场即今白驹镇”，这些说法纯属误导，应予澄清。拙作《古白驹场及施耐庵籍贯考辨》（《博览群书》2013年第2期）对此辨析得很清楚：古白驹场与今白驹镇是两个概念，不能混同。一是白驹（场）、镇成名时代不同。白驹场成名于元代，古白驹成名更早，白驹镇则成名于晚近。二是区位不同。从嘉靖白驹场图和今白驹镇地图对比中可以看出，古白驹场域大部分在范公堤以西，今白驹镇域大部分在范公堤以东。三是面积不等。据明嘉靖《两淮盐法志》记载，当时的白驹场域面积为180平方公里；据1988年底修编的《白驹镇志》记载，白驹镇总面积则为58平方公里；区划调整后，对外公布的白驹镇总面积是113平方公里。四是白驹场域大部分今天仍在兴化市域内。据《白驹镇志》载“宋元时期地方文献无征，白驹场西部具体边界不可考，但白驹场西部有盐灶应属于白驹场，是大体可信的”；又据清咸丰《重修兴化县志（卷一）·四境全图》标记，范公堤以西的上五灶、下四灶等皆在兴化市境内，今新垛镇施家桥村无疑在白驹场域内。白驹场今跨越兴化、大丰两市，且大部分今天仍在兴化市境内，这是不容置疑的。还有一种说法，也是经不住推敲的：“施耐庵生活着的时代这儿不叫‘兴化白驹场’，而称泰州海陵县白驹场，《中国历史地图集》也是这样标注的。”事实并非如此，施耐庵生活的时期，历经元朝元贞到至正十四朝直至明洪武三年，复旦大学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时期图组编例中注明：“前期全图以1280年（至元十七年）为准，后期全图以1330年（至顺元年）为准”。元前期1280年施耐庵还没有出生，元后期施耐庵生活的时期，白驹场隶属于扬州兴化的行政区划又迭遭多次演变。清顾祖禹撰，贺次郎、施和金点校的《读史方舆纪要》卷八第355页转载：“元志：‘至元十年，尝置河南等路行省于襄阳，十三年又置淮南行省与扬州，寻皆改废。至正中复置淮南行省于扬州。’”而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元后期仅有一份图组，将施耐庵生活时期的白驹场位置标在“河南与江北行省”显然是不全面的，是不能说明问题的，不足为据。我们专此致函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请教，时任《中国历史地图集》分主编的老专家赵永复先生复函指出：“《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清图按体例只画路、府、直隶州界，不表示属州、县级界线，县级以下地名，不能反映其属县。”因此，所谓“泰州海陵县白驹场”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学界、调查团的考证
施耐庵是兴化人，无论从籍贯，还是从故里来考证，都有可靠依据。北京大学侯忠义教授所撰《施耐庵的故里在兴化》和上海大学朱恒夫教授所撰《〈水浒传〉作者为江苏兴化人》，均持论公允。至于有人以为“在大丰市白驹镇建有施耐庵纪念馆，那施耐庵就是今大丰市白驹镇人”，这种认识也是片面的。殊不知，在山东潍坊市和河南省范县都建有郑板桥纪念馆，并不能证明郑板桥是潍坊人或范县人一样，郑板桥依然是兴化人。据南京知名学者告知，省里原定将施耐庵纪念馆建在兴化，而兴化时任领导不重视，执事者没有大丰人积极，以为兴化历史名人多，以致旁落。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其实，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教科书就称“施耐庵为元末明初兴化县白驹场人”，这是客观准确的表述。若如有人所言，施耐庵是泰州白驹场人，为什么历代《泰州志》对施耐庵无载，而民国《兴化县志》对施氏列传及墓志有载！毋庸讳言，张士诚是地地道道的泰州草堰人，无怪乎清道光《泰州志》等对张士诚有载，而历代《兴化县志》对张士诚无载。张士诚是亭人应归于灶籍，施耐庵是耕读之人应归于民籍，二者迥异，彼此不同的身份籍贯怎么可以混淆？张士诚是泰州人，施耐庵是兴化人，泾渭分明，有人将张士诚、施耐庵的里籍混为一谈，认为是同乡，都是泰州白驹场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只能自证其谬。
施耐庵是兴化人，是因为1952年中央文化部调查团南下兴化开展的施耐庵身世调查和1982年江苏省社科院邀请全国16位《水浒》研究专家开展的施耐庵文物史料的调查，皆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两次调查都肯定了兴化施耐庵的存在，在施耐庵研究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用系统研究的方法来分析，《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施让地照》是“地下之材料”，《施耐庵墓志》、《故处士施公墓志铭》是“纸上之材料”，山东、江苏、浙江绵延千里、流传百年的施耐庵轶闻传说是“口述史料”，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支持，是有机的整体。历次调查所获取的出土文物、家谱和民间传说等多重证据，在兴化施耐庵身上大体上都能合榫，可以判定元末明初兴化人施彦端即施耐庵，就是《水浒传》的作者。从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视角看，兴化位于江苏中部、长江三角洲北翼，东临黄海，西依运河及高邮湖，北枕淮水，南频长江，地处江、淮、湖、海之间，里下河地区腹部，四面环水，具有“水浒摇篮”赖以产生的锅底洼、荷叶地、芦苇荡、水浒港等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可谓“枕吴楚之交，襟江淮之风”，享天地之灵气，得文化之精华，是运河和江淮流域的“水文化”滋育了《水浒传》，为施耐庵创作提供了养分和素材。
“施彦端”与“施耐庵”
施耐庵是兴化人，是因为施耐庵确实流寓过钱塘（今杭州），有史料可稽。章培恒先生在《复旦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3期撰《施彦端是否施耐庵》一文中认为：“说施彦端就是施耐庵，本来很难使人相信。因为《水浒》旧本署‘钱塘施耐庵的本’，其人自当为钱塘人，与白驹的施彦端什么相干？但是，前几年出土的《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却有这样的记载：‘……生曾祖彦端。会元季兵起，播浙，遂家之。及世平，怀故居兴化，遂白驹。生祖以谦。’可知彦端确曾长期‘家’于浙。因此，他曾被视为浙江人甚或曾经入籍浙江，都不是不可能的；而钱塘正是浙江的省会。这样，施彦端跟施耐庵不可能是同一个人的最根本的原因，就不复存在了。”“总之，我的看法是：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今天可以承认施彦端即施耐庵。”山东大学袁世硕教授在《东岳论丛》1983年第6期撰《〈水浒传〉作者施耐庵问题》一文中认为：“原籍兴化、流寓江南的施耐庵与钱塘施耐庵，在里籍上并无矛盾。”海峡两岸合作发展基金会顾问、台湾专栏作家协会秘书长、前《中央日报》总经理、山东郓城人李在敬先生于1992年11月20日在台湾《中央日报》上撰《梁山泊是施耐庵的故乡》一文中认为：“兴化县即是梁山泊。施耐庵的故里兴化县施家桥，据查勘其地理环境，为四面环水，周围阡陌纵横，如不熟悉路径，很容易迷路，而这水乡泽国的风貌，与《水浒传》中对梁山泊的描述非常相似，施氏笔下的梁山泊似是以其故里为蓝图而撰写的。根据此一发现，《水浒传》七十回本，似应为施耐庵所作无误，同时也可证明，他写《水浒》虽以位在山东西南部的梁山泊为《水浒传》的地理背景，但他未到梁山泊实地勘察地形，而以故乡施家桥的地理环境为设想，而加以构写的。古时交通不便，文人闭门虚构，写的又非正史，应是常有的事，文采如苏东坡，他所写的赤壁赋，地理环境就不对，可为一大例证。”由中宣部批准，文化部、中国文联、财政部主办，中国美协承办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2012年5月25日公布的第131项选题关于“四大名著”的简介中，将“钱塘施耐庵”与“兴化施彦端”认定为同一个人：“施耐庵（公元1296—1371年），名耳，又名肇瑞，彦端，字子安，号耐庵。”这是权威部门对主流学术成果的认可，是对先贤的告慰。
本文来源于《中华读书报》（2014年12月10日05版）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