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时间看起来很长，对我来说却恍然如昨。他敏捷的身形、爽朗的笑声、丰富的表情，还有对任何事情特有的果断主见，不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和梦境中。每当想起他，眼前总是朦胧一片；每当梦到他，总遗憾这夜晚是如此地短暂。

陪父亲看病

文/荣德亮

父亲离开我已经31年了。

这时间看起来很长，对我来说却恍然如昨。他敏捷的身形、爽朗的笑声、丰富的表情，还有对任何事情特有的果断主见，不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和梦境中。每当想起他，眼前总是朦胧一片；每当梦到他，总遗憾这夜晚是如此地短暂。

1993年春节前，正值假期，母亲告诉我，说父亲近一段时间吃饭有卡的感觉，有时吃到一半就不能下咽了。考虑到马上要过节了，于是决定过了年陪他到医院做一个检查。在家一向什么事都由他做主的父亲，这次居然也在我们的劝说下，同意去看病了。时间就定在正月初六，原因是这几天主要的亲戚也来过了，我们能清心地好好准备一下。还有一层考虑，就是借“六顺”这个说法，希望一切都顺利。父亲也说，检查完后，自己还要到我的姑姑家以及姐妹家走亲戚，这几家都要赶在正月初十前走完，然后再去耧地，为返青的小麦松土。

初六这天，天气很好。我比往常起床早了一点儿，准备好需要带的钱和可能用到的物品，还总想着缺了什么。简单吃了早饭，父亲在家里边照看火炉，边逗引他的孙子玩耍。这时间，我去另一条胡同叫堂弟过来一起出发——前两天提前给他招呼过这事儿。爷仨每人骑一辆自行车，出了门，上了街，一路向县城奔去。由于我提前给自行车的链条和轴承添加了润滑油，所以骑起来显得格外地轻便。

高小文化的父亲当过17年大队书记，他的学历在其同龄人中算是比较高的。全村人没有不认识他的，人缘和口碑都特好。在众人眼里，父亲至性天植，其为人处事可称“公勤可则”“乡党矜式”。这时，街上不少人——有的称“二哥”，有的喊“二叔”，有的叫“二老爷”——遇到便打招呼，“过年好”“您这是干什么去呀？”他都是笑呵呵地回应：“这几天吃饭有点儿不顺溜，我儿子带我到城里去看看。没什么大事，不看也没事儿！”那回答信心满满，那语气还带有当干部时养成的决然底气。时而遇到他十分要好的老街坊，别人给他一棵烟，或者他给别人一棵烟，吸上几口，再闲聊几句。不长的街道走了近半个小时，一路上笑声连连。

我们家离县城约十五里路，不到一个小时便到了县医院。挂了号，进了消化科，向医生介绍了父亲病情的大体情况，然后按照安排作钡餐透视。对这个检查我也提前作了个了解，它就是通过口服造影剂来显示消化道的病变，这是当时检查上消化道病变最好的方式。这个时节，看病的人比较少。当时农村里有一个期望吉利的习俗，就是过年前后家里不留药片，也尽可能不在年前年后看病，更遑论在医院里住院了。患者少了，所以我们检查的一切流程也就比较快捷、顺利。

转了几个弯来到透视室，我帮父亲把身上多余的东西拿下来后，就按医生的要求到走廊上的长凳上坐等。这时间好像有点儿长，想着父亲身体不会大的问题，我便计划看完病后，拿点消炎之类的药，再回家做几个好菜，浅斟酒醴，深杯满引，陪他喝上二两。他酒量不大，本也喝不了多少，就是让他放松一下，我也跟着快乐一番。

十几分钟后，检查完毕，父亲从透视室里走出来，边擦嘴边说：“那个白色的东西不好喝，什么味儿都没有，很难咽。”一会儿，一位男医生出来问：“谁是家属？进来一下。”特想知道检查结果的我连忙跑过去，随他进了房间。他关上门，对我说：“病人的情况不太好。食道癌，中晚期。”

不多的几句话，对我不啻于五雷轰顶！

我一直想像着，父亲的病因可能是因天干而上火，或者是食道发炎，就是没有与“癌”联系起来，况且直系亲属里也从未有人患过这个大病，不应存在遗传因素。癌，这本如似远在天边的传说，遽然来到了眼前并让父亲成为了主角。依当时的医疗条件，得了癌无疑就是得了不治之症。猝不及防的结果，令我手足无措。此时的我，嘴在颤抖，手在颤抖，腿在颤抖，浑身都在颤抖。大脑失去了方向，不知道如何思考，也不知道从哪里思考。泪在眼窝里打着转，但不敢让它流下来。我知道，如果流下来，我会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和思维，会破防溃决的。看了看左边，墙壁上除了几张张贴图，没有其他；看了看右边，墙壁前除了几个医药橱，没有其他；又仰头看了看上边，天花板上除了两盏吊顶灯，没有其他，方知自己确实在医院里，没有什么依靠，必须独自面对眼前的这一切。百般慌乱且挣扎中，终于理清了要与医生交流的问题。

心存侥幸地问：“会不会误诊了？”虽然这问题有对医生专业的冒犯或不礼貌，我还是万分地期待他给出一个带“可能会”的字眼，或者其他模糊的回答。

医生不带任何犹豫的回答，彻底打破了我的幻想：“错不了，一定是！”

又退一步，想抓住一根稻草般地再问：“能不能治好？”

医生回答：“如果动手术的话，有些可能。但中晚期的不好说。”

怎么办？怎么办？站在原地来回地想，来回地想，最终还是决定这个结果暂时不能告诉门外边的父亲。以前听说，有的家庭家人生重病时不让本人知道患的什么病，怕其接受不了，反而加重病情。不曾想，现在我也在做这样的事情了。长久以来，家中的大事都是由父亲来做决定，我就光上班，生活在所有事务的空闲里和他的庇护之下。此刻，是29岁的我由生以来第一次要自己做一个大的的决定，也是第一次瞒着父亲决定事情，而且还是关乎他本人生死的事情。在医生办公室费了好大力气，才总算收回眼泪，用力整理好表情，又一边把检查结果严严实实地装进里层衣服的口袋里，一边编着将要对父亲说的话。出了透视室的门，对父亲说，检查的结果是食道发炎，拿点消炎药，少吃辣椒，过段时间就好了。说完这些假话，就去拿药，我不敢看他。

同去医院的三人中，只有我一人知道父亲病情的真相。返回的路上，让父亲和堂弟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怕的是掩饰不好自己的语言和情态。回到家，把这个消息告诉妻一人，决定这病情对父亲能瞒一时就算一时，尽最大努力去治疗。午饭时，端起饭碗，却无论如何也装不下去了。于是放下饭碗，跑到野外空无一人的麦田里，放开情绪低声啜泣高声痛哭一场。接下来的几天夜晚，便以外出找朋友玩的名义，把这个情况依次告知了舅舅、姐妹，还有我的表哥——父亲的外甥。一致商定，大家近一段时间都先不主动过问他本人病情，尽量向后拖延。以前不解宋朝唐琬《钗头凤》中的“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景象，如今这压抑的情形，重复那词中的描述也实难详尽。

我尝试着动员他做手术。他不同意，还说：“周总理那样的大人物，得了癌症都治不好，别人谁能治得好？”他在担心什么？是手术的病痛造成的折磨？是手术后病态恹恹遭人嘲笑失去了尊严？抑或就是治病将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都不得而知，他终究没有同意做手术的提议。后来表哥仝传成对我说，以父亲对事务的认知，患病的他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也知道结果是什么，只是也不愿意揭开这层窗户纸以至于让大家为他担心罢了。

那些治癌药的服用也终没有维持多长时间，父亲的病情恶化得很快。正月初六确诊，闰三月底去世，前后相距112天。自此，他赴仙山，我失依怙。

父亲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我们是父子，他含笑接我来，我洒泪送他去；我们是父子，他拥我入襟怀，我捧他赴黄泉。从前看他似山，如今看山如他。多年来，每逢想到父亲，胸臆里就有一种沉重、一种痛楚。工作中、生活中每每遇到坎坷时就想：如果他还在多好，能够听我的倾述，当我的字典；能够看我的前行，做我的靠山。

在我刚记事的时候，父亲就是生产大队的干部，整天不在家，开大会开小会干工作。家里没有自行车，到哪儿都是凭两条腿跑来跑去，直到我的表哥想办法给他搞来一辆旧自行车。不过，每天能够听到他的声音，这就是他在大喇叭上向全体社员讲的话。除此以外，我能记得的他的成绩，是1974年县广播站在家家户都有的小广播上，向全县宣传他的先进事迹，还有大队5间办公室墙壁上悬挂的满满的锦旗和奖状。家庭中，有两件让父亲颇引以为傲且笑声传遍庭院和大街上的事情：一件是他成了当年全村唯一一个大学生儿子的父亲；另一件是他当上了自己孙子的爷爷。现在，料想远在仙境的他最希望的应该就是，他的亲人们每天能够过着幸福安康的生活，便胜过万千祭奠他的纸钱。

父亲去世后，镇党委和村党支部送来了花圈，或许这是对他为革命辛勤工作的肯定吧。我看到的官方资料对他的记载，是《东疏镇志·行政村》上对其任职的记录：荣东柱，曾任东疏后村党支部书记。而我在某些可能的时候，也尽力记录下他的过往。2021年主修本邑族谱，以及后来参加第九次续修全国《荣氏宗谱》时，在有限的页面上，对其经历多加了几句说明。2023年夏天，帮助村里撰写《村庄简史》，于“历史遗存”栏目中写上了他的一段工作经历：“1974年，在村东划拨良田50亩作为‘农业科技实验田’，由时任党支部书记荣东柱带领，以生产大队农业技术员仝会明等为骨干成立科技队，在省农科所指导下开展小麦新品种培育实验。实验成果通过认定后，被命名为‘东疏1号’小麦。1980年，该品种选育获泰安地区科技成果奖。”

父亲一生总是秉持一个公正，为公事奔走、为他人着想。还有就是，他对任何事情总想领先，决不服输——这是他留给我的两个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写过不少长文短篇，最想写又最不忍写、几番起意又几番搁笔的便是关于父亲的过去，似乎他的故事太多怎么写也写不完，似乎又不愿戳到自己心中最软最痛的那一块，还怕这写在纸上的文字被止不住的泪水打湿而玷染了那故事。而今，“君向潇湘我向秦”（唐·郑谷），行不相依，梦不相接，“行也思君，坐也思君”（明·唐寅《一剪梅》）。夜色下，泪眼中，尽力抑压着微痛的心、把牵着跃动的情，竭力平静地写下几行纪念父亲的文字，让他的身影常在，愿他的笑貌永存。

父亲族谱序次七十四世，生于1930年农历6月22日，卒于1993年农历闰3月29日，享年6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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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齐鲁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