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3年冬天，徐团长一家四口裹着棉被，从福州坐上西去的闷罐车，七天七夜晃到乌苏，再换卡车，最后一段路是马拉爬犁。下车第一眼，白茫茫的戈壁，风刮得脸像刀背抽。徐太太当场把围巾往上拉，只露俩眼，心里咯噔一下：这地方，说话都得靠吼，往后怎么活？

“福建人听不懂新疆风，新疆人听不懂福建话，可两家人的娃照样一起掏鸟蛋。”——133团场老职工回忆徐团长一家，总爱用这句话开头。

1963年冬天，徐团长一家四口裹着棉被，从福州坐上西去的闷罐车，七天七夜晃到乌苏，再换卡车，最后一段路是马拉爬犁。下车第一眼，白茫茫的戈壁，风刮得脸像刀背抽。徐太太当场把围巾往上拉，只露俩眼，心里咯噔一下：这地方，说话都得靠吼，往后怎么活？

还真不好活。连队给的地窝子，半截埋土里，门朝北，一刮风，灶膛倒烟，眼泪鼻涕一起流。徐团长先被分去挖排碱沟，一天挣6个工分，合人民币一毛二。手底下全是昔日兵，如今拿铁锹，谁也别笑话谁。干了仨月，营部发现老徐算盘打得噼啪响，字也写得端正，于是调他去管账，摇身一变成了“徐会计”，工分翻一倍，关键是不用再泡冰水。

可家里那口子更难。徐太太不会普通话，去买盐，比划半天，供销社营业员递给她一碗白糖；第二天做包子，全家齁得直灌水。后来邻居教她一句“我要咸盐”，她学成了“我要闲言”，一开口全场笑，干脆大门不出，把福建带来的紫菜、虾皮锁进木箱，只在过年掏一小撮煮汤，味道一飘，满院子孩子蹲门口咽口水。

孩子反倒成了翻译官。老大兰新，1956年生在南昌，名字是徐团长在火车上听广播“兰新铁路通车”现起的；老二铁路、老三通车、老四建国，干脆一路“通车建国”。四个娃一落地就双语切换：家里闽南语，外头新疆普通话，还会学当地哈萨克大叔弹舌头骂羊。老师家访，愣是听不出这家人打哪儿来，只觉得娃们名字像口号，点名像开大会。

1972年，团里分甘蔗种，要试种南方水果。徐团长半夜偷偷在账本背面画格子，算行距，第二天领着知青把地整成“福建规格”。有人笑他瞎折腾，结果那年收了几千斤，全团啃得嘴角冒泡。指导员拍拍他肩膀：“老徐，你这‘国民党残渣余孽’还挺能整事儿！”一句话，全场哄笑，徐团长咧了咧嘴，没敢笑出声，回家却多喝了两杯地瓜酒，醉倒在土炕，梦里用福州话喊“娘”。

暴躁只留给自家人。娃写字歪一点，他筷子头就敲上去；老婆煮面条下多了水，他摔门去羊圈转圈。可第二天一早，他又把烧好的煤块拣进老婆炕洞，黑着眼圈不说话。邻居说他“家里雷公，外头菩萨”，他听见只装耳聋。那年代，成分像影子，越跑越黏，他得把尾巴夹紧，给娃留条活路。

1985年，兰新铁路真的通到乌鲁木齐，通车、建国兄弟俩挤上首班车，一人抱一只哈密瓜，说要带回福州给外婆。列车启动，汽笛长鸣，站台上的徐太太突然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大喊：“建国——下车！”晚了，车已滑出，她愣了两秒，转身把脸埋进围巾，肩膀一抖一抖。旁边老阿姨递过一块手帕：“妹子，哭吧，这里风大，没人看见。”

小儿子建国后来真留在福州，娶了当地姑娘，卖鱼丸。剩下哥仨，一个在团部开拖拉机，一个承包葡萄地，大姐兰新成了团小学的音乐老师，教娃们唱《青春舞曲》，开口仍是闽南腔。徐团长老两口没再提回乡，户口、坟地、老邻居，全扎在133团。2010年，老头儿在账本上记完最后一笔，合上钢笔，第二天没醒来。葬礼按福建规矩：烧纸屋、撒纸钱，可戈壁风大，纸灰一飘，混着沙尘，像一场小型沙尘暴。徐太太跟儿女说：“就这样吧，你爸当了一辈子的兵，最后也算守着边疆。”

如今，团部史馆里摆着他那把铁算盘，标签写“原国民党投诚人员 徐××”。讲解员补一句：“老人家把福建甘蔗种到了戈壁，甜了半座团场。”游客拍照发朋友圈，配文“最硬核改行”。可老邻居知道，徐团长最怕听“改造”俩字，他觉得自己只是换了个阵地，继续打卡上班，领工资，养娃，等铁路，等风停，等一个永远回不去的故乡。

甘蔗根，年年还从沙土地里钻嫩芽，砍了一茬又一茬。有人好奇，这戈壁滩咋能长南方果？老职工咧嘴：“人都能从福州晃到天山，甘蔗为啥不能？”说完指指地窝子旧址，“只要心里那点火不灭，哪儿都是熟地。”

来源：单纯香瓜HA6s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