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里常有人说，一家人不认一家人，那才叫奇怪事。可在我们镇上，大伯一年不见人影，这事儿早就不新鲜了。

村里常有人说，一家人不认一家人，那才叫奇怪事。可在我们镇上，大伯一年不见人影，这事儿早就不新鲜了。

我叫老二，在镇上开了家小超市，日子过得还算安稳。

去年夏天，嫂子带着两个孩子回了娘家。那天雨下得特别大，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超市门口的塑料棚子被风吹翻了一角，雨水漏进来，把刚进的那箱康师傅泡面全泡了。

嫂子回娘家那事，村里人议论了好几个月。大嗓门王婶子站在我超市门口，边买五块钱的散装饼干边说：“你说说，女人家离婚，哪有带着孩子回娘家的道理？”我没吱声，只管给她称饼干。王婶子又补了一句：“那两个孩子，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正是要钱要人看的时候。”

我把称好的饼干装进塑料袋里，沉默地递给她。

其实嫂子为啥离婚，村里人不知道，我却清楚得很。

大伯从小就是我们村的骄傲，高考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毕业后去了深圳做生意。十年前回来，开着辆黑色奥迪，村里人都说他发达了。那时他娶了嫂子，嫂子是隔壁李庄的姑娘，模样清秀，说话声音细细的，总是笑眯眯的。

婚后他们在县城买了房子，大伯还在村里给父母翻修了老宅。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两个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出生，大伯脸上的笑容那几年就没断过。

可人这一辈子啊，顺风的船也会遇到逆流。

三年前，大伯的生意出了问题。听说是合伙人卷钱跑路了，欠下一屁股债。大伯那段时间整个人都憔悴了，我去县城看他，他坐在沙发上，眼神空洞地盯着天花板上的吊灯，那灯罩上落了一层灰，看着就刺眼。

“二弟，我这次真的栽了。”大伯抽着烟，烟灰掉在裤子上都不知道。“欠了一百多万，房子估计保不住了。”

我那会儿刚开始做小超市，手头也紧，只能拿出两万块钱给他。大伯接过钱，眼圈红了，拍了拍我的肩膀，没说话。

后来的事情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糟。大伯把县城的房子卖了，带着一家人回了村里的老宅。村里人背后嘀咕，说大伯从天上摔下来了。那段时间，我去老宅看他们，嫂子总是笑着说没事，可我看得出她眼睛里的疲惫。

大伯开始喝酒，一喝就是一整天。有次喝多了，把家里的电视机也给砸了。嫂子领着两个孩子躲在邻居家，直到半夜大伯睡着了才敢回去。

去年夏天那场大雨之前，嫂子来我超市买东西，我注意到她脸上有一块淤青。她见我看，赶紧用头发遮住，说是不小心撞到门上了。

我知道不是那么回事。

“嫂子，”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开了口，“有啥事你就跟我说。”

嫂子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但她很快擦干，“没事，二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两天后的那场大雨，嫂子带着两个孩子回了她爹妈家。我去老宅找大伯，看见他坐在堂屋里，桌上摆着半瓶白酒和一个脏兮兮的玻璃杯。屋子里一股发霉的味道，墙角的电风扇吱吱呀呀地转着，却吹不散那股闷气。

“大哥，嫂子…”

“滚。”大伯头也不抬，“都滚。”

他倒满一杯酒，一口闷下去，然后抹了抹嘴，盯着杯底看了好久。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或许杯底有另一个世界吧。

然后，大伯就消失了。字面意思的消失。第二天一早，村里人发现老宅的门开着，大伯不见了。他没带多少东西，只是人不见了。

我们报了警，可警察说成年人失踪超过24小时才立案，而且看这情况，很可能是自己离开的，不算走失。最后也没立案，只是记录在案。

嫂子听说后，哭得昏了过去。虽然她和大伯感情已经破裂，但毕竟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两个孩子还小，大伯这一走，等于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她。

日子还得过。嫂子在娘家住了一个月后，带着两个孩子搬到县城租了间小房子，找了份超市收银员的工作。我每个月偷偷给她一些钱，帮着照顾两个孩子。孩子他爹不在，总不能让孩子们连学都上不成。

村里人还是有闲话。“看看，男人跑了，女人带着孩子找娘家，这日子可怎么过啊？”我听到这些话，心里难受，但也无能为力。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眨眼间，大伯失踪已经一年多了。

我们都以为他可能永远不会回来了。

昨天下午，我正在超市里补货。最近镇上修路，生意不太好，货架上东西摆得稀稀拉拉的。桑塔纳的喇叭声在门口响起，我没当回事，继续低头清点方便面的数量。

“老二。”

这个声音让我手一抖，方便面掉在了地上。我抬头，看见大伯站在门口。

他比一年前瘦了很多，皮肤黑了，头发也白了不少。但整个人看起来精神多了，眼睛里有光。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衬衫，袖子挽到手肘，手腕上戴着一块看起来不便宜的手表。

“大…大哥？”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大伯冲我笑了笑，那笑容让我想起了十年前他刚回村时的样子。“出去一趟，回来看看。”他说这话的语气，就像只是出门买了包烟回来一样平常。

我站起来，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是该质问他为什么一声不吭就消失了一年？还是该告诉他嫂子和孩子们这一年过得有多艰难？

“他们还好吗？”大伯问，声音有些发颤。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过得不算好，但也活着。”

大伯深吸一口气，“带我去见他们。”

此时窗外响起了李大娘的大嗓门：“哎哟，这不是老田家大儿子吗？这一年跑哪去了？听说你媳妇带着孩子自己过日子去了…”

大伯冲窗外点点头，算是打招呼，然后对我说：“咱们走吧，别耽搁了。”

我匆忙关了超市门，跟着大伯上了那辆桑塔纳。这车看起来有些年头了，但保养得不错。车里有股淡淡的烟味和一种说不上来的陌生感。

路上，大伯一直看着窗外，不说话。镇上的景色其实一年来没什么变化，只是多了几家店，少了几棵树。

我忍不住问：“大哥，你这一年…”

“等会儿再说。”大伯打断我，“先去见他们。”

车开到县城，我指路到了嫂子租住的小区。那是一片老旧的居民楼，外墙的瓷砖掉了不少，楼道里没有灯。屋主不许改装，每次夏天来，都能闻到一股霉味，冬天则冷得要命。

上楼前，大伯打开后备箱，拿出一个黑色的公文包。我注意到后备箱里还有几个大纸箱，但他没让我看里面是什么。

爬到五楼，大伯的脚步明显变慢了。站在门口，他犹豫了好几秒才按响门铃。

开门的是大侄子，今年十四岁了，个子蹿得比我还高。他看见门口的大伯，先是一愣，然后”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屋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和窃窃私语。大伯站在门口，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过了大约一分钟，门又开了。这次是嫂子，她的手明显在发抖。她变了不少，头发剪短了，人也瘦了，眼角的皱纹比一年前深了许多。

“是你？”嫂子的声音很小，像是不确定眼前的人是不是真的。

大伯点点头，“是我。”

沉默。长得令人窒息的沉默。

最后是大伯先开了口：“孩子们都好吗？”

嫂子冷笑一声，“现在想起来问了？”

我站在一旁，感觉自己像个多余的人。但又不知道该不该离开。

“能进去说吗？”大伯问。

嫂子侧身让出一条路，大伯走了进去，我犹豫了一下，也跟了进去。

屋子不大，两室一厅，收拾得很整洁。客厅的角落堆着几个纸箱，应该是嫂子做手工活的材料。沙发有些旧了，上面铺着一条花布遮住磨损的地方。茶几上摆着几本作业本，旁边是一盘削了一半的苹果，已经开始氧化变褐。

大侄子站在卧室门口，表情倔强；小侄女探出半个脑袋，怯生生地看着这个一年未见的父亲。

“爸爸去哪里了？”小侄女小声问，声音像蚊子一样。

大伯的眼睛湿了，他半蹲下来，想摸女儿的头，但小侄女躲开了。

“爸爸…爸爸去工作了。”大伯说。

“骗人。”大侄子突然说，声音已经变声，有些沙哑。“你是不是不要我们了？”

大伯站起来，深呼吸了几次，然后把手里的公文包放在茶几上，“不是那样的。我…我去赚钱了。”

他打开公文包，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一沓沓存折和一些文件。

嫂子愣住了，“这是…”

“一百三十二万，”大伯说，“全部都是你们的。”

屋子里安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窗外传来邻居家的电视声，好像在播什么综艺节目，笑声和掌声一阵阵传来，显得格外讽刺。

“这钱哪来的？”嫂子声音发颤，“你该不会…”

大伯摇摇头，“正经钱。我去了新疆，在一个工地上当翻译。后来认识几个做水果生意的，跟着他们跑了几个月。运气好，赚了一笔。”

我看着那些存折，有些不敢相信。大伯继续说：“这些钱，有一部分是还以前欠的债，剩下的给你和孩子们。县城西区的那个新小区，我看上了一套三居室，首付我已经交了，你们可以搬过去住。”

嫂子双手捂住嘴，眼泪顺着指缝流下来。她没说话，只是一直摇头。

大伯转向两个孩子，“爸爸这一年不在家，对不起。但爸爸一直在努力，就是想给你们一个好一点的生活。”

大侄子还是一脸冷漠，但眼睛里的敌意似乎减弱了一些。小侄女已经悄悄走到大伯身边，小手拽着他的衣角。

“你肯定不是做工地翻译那么简单，”嫂子突然说，“工地翻译能赚这么多钱？”

大伯笑了笑，“确实不只是翻译。我做过搬运工，卖过水果，后来认识了一些做国际贸易的朋友，帮他们联系了一些俄罗斯的客户。一来二去，也就…”

“那你为什么不联系我们？”嫂子打断他，“一年啊，一点消息都没有，你知道我们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吗？你知道孩子们怎么过来的吗？”

大伯低下头，“我怕自己又失败。上次创业失败，欠了一身债，连累你们跟着受苦。这次我想等有了成果再回来…而且…”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组织语言，“而且，我知道我做错了很多事。喝酒、发脾气、甚至…”他看了看嫂子脸上早已消失的淤青的位置，声音哽咽，“我不配做你们的丈夫和父亲。我想，如果这次我能成功，至少能弥补一些过错。”

嫂子的泪水流得更凶了，“你知道那天晚上我有多害怕吗？我以为你去死了！”

大伯沉默了。

我觉得自己真的不应该在这里，正想找个借口离开，大伯却突然对我说：“老二，去帮我把车里的东西搬上来吧。”

他把车钥匙递给我。我如释重负地接过钥匙，赶紧出门下楼。

桑塔纳的后备箱里果然有几个大纸箱。我打开看了一眼，是一些礼物，有玩具、衣服、还有一些书。我搬起两个箱子，往楼上走。

回到屋里时，气氛似乎缓和了一些。大侄子坐在沙发上，正翻看一本大伯带来的相册；小侄女已经坐在大伯腿上，嫂子站在一旁，眼睛还是红的，但不再哭了。

“这些都是给孩子们带的礼物，”大伯对我说，“还有两箱在车上。”

我点点头，把箱子放下，“那我先回去了，你们慢慢聊。”

大伯和嫂子都没挽留我，我悄悄退了出来。

下楼时，我碰到了住在四楼的王奶奶。她大概八十多岁了，耳朵不太好使，说话声音特别大。

“小田啊，刚才那是你大哥吧？回来了？”

我点点头。

“他媳妇和孩子还要跟他吗？”王奶奶一针见血。

我愣了一下，“这个…我不知道。”

王奶奶摇摇头，“这世道，男人不容易，女人更不容易。孩子最不容易。”她拍了拍我的肩膀，慢慢上楼去了。

我站在楼道里，透过窗户看着外面的天空。天很蓝，没有一丝云。

回镇上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大伯这一年到底经历了什么。人为什么会变？是因为失去了才懂得珍惜，还是因为内疚而寻求救赎？

也不知道嫂子会不会原谅大伯。人这一辈子，有些伤痕是不会消失的，就像刻在木头上的刀痕，木头可以继续生长，但刀痕永远在那里。

我回到超市，发现钥匙忘在嫂子家了。看来今天是开不了门了。我坐在超市门口的台阶上，点了根烟。

手机响了，是嫂子发来的信息：“明天你来县城吃饭吧，大哥说要好好谢谢你这一年对我们的照顾。”

我回复：“好的。”

然后又补了一句：“大哥还好吗？”

嫂子回：“人都会变的。”

我想了想，又问：“你们和好了？”

很长时间，嫂子都没回复。我以为她不会回了，正准备起身去找钳子撬开超市门锁，手机又震动了一下。

嫂子发来一张照片，是大伯蹲在地上，和小侄女一起拼乐高。照片里大伯笑得像个孩子。

嫂子只回了四个字：“且行且珍惜。”

我把烟掐灭，看着远处的夕阳。天边的云被染成了金红色，像是燃烧着的海。村庄的轮廓在暮色中渐渐模糊，只有几处炊烟还在袅袅上升。

世间万物，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就看你愿不愿意迈步向前。

后来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大伯真的在县城买了新房子，一家人搬了进去。他没有再做生意，而是开了一家俄语培训班，教人们外贸俄语。嫂子在家带孩子，偶尔也去培训班帮忙。

大伯变了很多，再没喝过酒，每天准时接送孩子上下学。村里人都说，这是老天给他的第二次机会。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重新开始，但我知道，生活就是这样，没有标准答案，只有走下去的勇气。

前些日子，我去县城看他们。晚饭后，大伯拉着我出去散步。路过一家银行，他停下脚步，指着ATM机说：“老二，记住，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

我点点头。大伯又说：“更重要的是，人心是最难买回来的东西。失去容易，挽回太难。”

月光下，大伯的侧脸线条硬朗，眼神却很柔软。我突然发现，他的白发又多了不少。

人啊，总是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好在，有些东西，虽然千疮百孔，却还能重新拼凑起来。

就像大伯后备箱里那一叠存折，虽然只是简单的金钱，却承载了一个男人的忏悔和救赎。

来源：云朵棉花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