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早在1778年，英国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就曾提议在印度北部种植红茶。1793年，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时，东印度公司的人嘱咐他，一定要多注意茶叶，它的价值很大，如果能在印度移植，就再好不过。于是马戛尔尼就在回国之前购买了一些茶籽，并寄往印度加尔各答，种于皇家植物园

印 度 茶 园

早在1778年，英国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就曾提议在印度北部种植红茶。1793年，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时，东印度公司的人嘱咐他，一定要多注意茶叶，它的价值很大，如果能在印度移植，就再好不过。于是马戛尔尼就在回国之前购买了一些茶籽，并寄往印度加尔各答，种于皇家植物园。

虽然东印度公司于1833年失去了对华贸易的垄断权，但同年颁布的《宪章法案》使得东印度公司实质上成为英国政府在印度殖民地的代理人。次年，东印度公司的复兴者，时任印度总督班庭克选派13名英国人及印度人成立了印度茶叶委员会，其主要任务就是研究中国茶种能否成功移植印度，这一任务既要考察中国茶的种植环境和制茶方法，也要寻找印度境内最适合移种中国茶的地区。

茶叶摄影茶叶素材手工茶叶土特产

1835年，茶叶委员会的秘书乔治·戈登在广州招募到愿意前往印度传授制茶技术的中国茶工，并将8万颗茶种送到加尔各答。随后两年间，这些发了芽的茶树苗被送往印度不同的地区做生长观察，以便获得关于最适宜茶树生长的环境的资料。位于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最终胜出，据说早在16世纪末，荷兰探险家和商人昂·胡根·范·林希霍腾就曾注意到，阿萨姆邦的印度人会将当地野生茶树的叶子当作蔬菜，与大蒜和油一起食用，有时也会烧成汤。试种成功后，阿萨姆邦成为英国人开辟的第一个印度茶园的所在地。

1839年1月，第一批试制成功的阿萨姆茶叶在伦敦拍卖行瞬间被抢空。1839年2月12日，在东印度公司的授权下，英国阿萨姆茶叶公司成立，并在十年内将阿萨姆茶园的产量提高到了58.3万磅（约265吨）。但是阿萨姆红茶闻起来有股浓烈的刺激性气味，尝起来则有股辛辣的烟味。东印度公司投入了上百万资金，也无法使阿萨姆红茶具备上佳的口感，更谈不上能与备受英国人青睐的中国茶一较高下。于是在1848年，东印度公司物色了一位能将更好的中国茶种移植到印度的植物猎人——罗伯特·福琼。

植 物 猎 人

在当时的英国，随着植物商品贸易为大英帝国提供源源不绝的利润，异国植物对于世界格局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19世纪中叶，那些研究它们的植物学家，摇身一变成为采集对于科学、经济与农业具有潜在价值的植物的“植物猎人”。这一职业的含金量如此之高，以至于他们以“勇敢的冒险家与世界的改变者”著称，甚至还被誉为“帝国命运的探索者和驱动者”。

同时，移植成活植物群的新技术也发展得更为先进，特别是19世纪30年代由英国医生纳撒尼尔·沃德发明的“沃德箱”（一种密闭的保护植物生长的玻璃容器，能够保护种在箱子里的植物在长途运输中免受海浪海风的侵蚀，最早应用于英国从南非、澳大利亚等地移植的植物样本），使职业植物猎人们得以采集、运输越来越多的异国植物。

各种各样的茶叶

当时中国严禁茶种外流，对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进行茶叶种植考察更是充满警惕。东印度公司很清楚，通过正常途径把茶种和制茶技术带出中国简直是痴心妄想，但是鸦片战争之后，《南京条约》的签订迫使清朝开放上海、福州、厦门、宁波、广州为通商口岸，这为英国人进入茶叶产区提供了可乘之机。于是，东印度公司制订出了一项在今天看来纯属商业间谍活动性质的计划。

曾就职于爱丁堡植物园，并由崔西克皇家园林协会派往中国三年的罗伯特·福琼被东印度公司选中成为这项计划的执行人。福琼通过乔装打扮成中国人的样子，深入中国的一些重要茶叶产区，亲自与当地茶农打交道，系统地考察江浙地区和徽州的绿茶、福建红茶和广东花茶的制作工艺并获得第一手的考察记录。

具有丰富园艺经验的福琼还根据中国茶叶产区的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在沃德箱中放置浅层湿润土壤，将茶籽播种至土中，上层再种上一些桑树苗。这样一来，桑树苗的蒸腾可以为茶籽发芽提供合适的水分、稳定箱子内的气温，营造出适合植物生长的微气候，使得经过长途旅行后到达加尔各答的中国茶种还能正常生长。

人 人 都 喝 得 起

实际上，英国在印度茶园获得的胜利，并不仅仅来源于窃取了中国最好的茶种，而在于规模化经营、机械化生产以及资本主义的商业运作模式。“印度茶园采取的是在英国资本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大生产，其规模经济产生的高效率，实非手工传统、分散经营、资金匮乏、厘税苛繁、信息不灵的中国个体茶农可比。”

以阿萨姆茶叶公司的成立为例，之所以在不到五周的时间内，伦敦的商人就筹资50万英镑，依靠的是股票交易，资本金以50英镑为一股，一万股股份很快就认购一空。火热的资本市场为印度茶园的开辟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资金，在阿萨姆以南的卡察地区，仅1862年至1863年之间，向当地政府申请新开垦茶园的面积就多达50万英亩（约2023.4平方千米）。

绿色植物茶叶

中国的茶园经营多以家庭为单位，而印度的茶叶种植园则占用大片土地，雇用数百劳工，以产业化模式经营，实现了效率和产量的最佳平衡。

英国人还改良了中国人的茶叶加工生产方式。原本费时费力的揉搓过程被19世纪60年代卡察地区一位名为尼尔森的茶园主所发明的揉捻机所替代。这种机器利用一块固定、一块移动的薄板碾碎茶叶，将工作效率提高了75%。

之后的工序是用炭火烘烤去除茶叶中的水分，这能终止茶叶的氧化过程，使茶叶的色、香、味维持在最佳状态。最早的烘干机是1875年，由名为塞穆尔·戴维逊的茶园主发明的。“烘干茶叶的速度比用炭快了一倍。等我把烟囱再砌高十英尺（约三米）后，烘干茶叶的速度将会比用炭火烤快两倍”。

19世纪末，印度已实现揉茶、切茶、焙茶、筛茶、装茶等各个环节的机械化，建立起自己的茶叶生产系统，即将碾碎、撕裂和捻卷融为一体的“CTC”制茶法。用这种方法制茶，只需要将茶叶放进旋风机和干燥机，在五分钟内就能完成茶叶的萎凋步骤。随后，由切割机和连杆滚动机来实现原来人力压制的步骤。最后，通过特制的捡茶机按尺寸大小对茶叶进行分类。整个加工过程几乎不需要任何人力，这极大提高了制茶效率，并显著降低了制茶成本。

1889年成为历史性的分水岭。这一年印度对英国的茶叶出口量（7450万磅，合42500吨）首次超过中国（7250万磅，合41600吨）。因为英国进口印度茶是零关税，所以人人都喝得起的印度茶快速占据了英国市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茶叶版图发生根本变化，印度茶在英国市场占领的份额从1866年的4%上升到1903年的60%，而中国茶则从96%下降到10%。

茶 叶 港

1861年，汉口被辟为通商口岸，随着南方各产区的茶叶经由水路汇集于此，汉口茶叶出口量超过中国茶叶出口总量的60%，一跃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茶叶集散地。穿梭往来的运茶船队不断进入汉口港，停泊茶船的码头从襄河（即汉水）绵延至谌家矶，长达30多里，汉口也因此被欧洲人誉为“茶叶港”。

但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汉口茶叶市场就受到了来自国际茶叶市场的猛烈冲击，随着印度茶在英国市场占领的份额节节攀升，中国的茶叶收购价格急剧下跌。英国人虽然走了，但是俄国人对于中国砖茶的强烈需求曾短暂地给日益衰落的中国茶叶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据统计，19世纪80年代至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的近40年间，中国出口茶叶的半数以上，甚至一度有八成都是输往俄国的。

茶叶

19世纪60年代，中俄陆续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等条约，使得俄国茶叶商人获得了在中国直接购买和加工茶叶的特权。

1863年之后，俄商在地处今湖南省赤壁西南26公里处的羊楼洞陆续开设了多个砖茶厂。1877年，俄商将规模最大的三家砖茶厂迁移到汉口，其中顺丰厂设在英租界下属江滩边，新泰厂设在兰陵路口，阜昌厂设在南京路口。当时还有一位名叫李维诺夫的俄国茶商从德国引进了先进的制茶设备，提高了加工茶叶的效率，制定了砖茶的质量标准，使茶叶的外销量大大增加。

1689年，《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打开了中俄贸易的大门，瓷器、绸缎和家具等来自中国的商品源源不断地进入俄国，其中也包含少量的茶叶。1716年，茶叶正式进入俄国商队的采购清单。1728年中俄又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并于恰克图开辟了买卖城。不过直到1753年，俄国商队购买茶叶的交易额也只是皮毛布匹贸易额的十分之一。

18世纪下半叶的俄国，喝茶的习惯逐渐从贵族阶层传入普通家庭。有资料显示，18世纪末，茶叶已成为西伯利亚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以至每次中俄之间发生冲突，恰克图市场关闭，都使许多家庭因缺茶叶而贫困下来。由于俄国人不能因恰克图闭市而停止饮茶习惯，遂被迫购买从英国、荷兰、丹麦等国运来的茶叶，付出高三、四倍的代价。

万 里 茶 路

恰克图贸易时期，中俄之间的茶叶贸易牢牢掌控在晋商手中。山西商帮深入华中地区的茶叶主产区，将茶叶集中到汉口一地，由汉口溯汉水运到樊城，转唐河到达赊旗店后改陆路运输，由马匹驮运北上，过平顶山、洛阳，渡黄河入太行，穿晋城长治出祁县子洪口，然后在鲁村换畜力大车，经太原、大同到张家口或者是归化，再换驼队，穿越戈壁沙漠经库伦到恰克图进入俄境。

通过汉口-樊城-太原-恰克图的贸易路线，中国茶被运送到圣彼得堡，这条被誉为“万里茶路”的商路一走就是近200年，而且这条中俄之间的万里茶路与其他西方国家引进中国茶不同，后者为海上贸易，前者为陆路通商，正因为如此，被贩运至俄国的砖茶质量上乘，“因陆路所历风霜，故其茶叶反佳，非如海船经过南海暑热致茶味亦减”。

《茶园》

19世纪初，中俄恰克图的茶叶贸易进入黄金时期。据研究者估算，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恰克图贸易的海关税收额占俄国海关收入的15%至20%。与此同时，中国的茶商也从中赚取了巨额的中间差价，所以急需压低成本与西欧国家展开竞争的俄国人在1851年与中国签订《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恰克图的茶叶贸易额逐渐分流至伊犁和塔城。

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从汉口采购的茶叶可以经太平洋、印度洋、阿拉伯海、红海、地中海，再通过黑海敖德萨港运抵俄罗斯，无需再经过恰克图。1871年后，俄国人又开辟了一条更为便捷的海上运输路线，茶叶由汉口装船东下，从上海到天津进日本海，再从黑龙江入海口溯江北上进入乌苏里江，转陆运到达贝加尔湖南端的伊尔库茨克。

1906年京汉铁路建成，1914年西伯利亚铁路建成。茶叶由汉口到北京，再到天津越海经大连输出到海参崴，最后通过西伯利亚铁路运送至俄国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喧嚣一时的恰克图茶叶贸易最终落下帷幕。

与英国人一样，俄国人也一直试图将茶树移植到自己的领土。早在1847年，高加索总督乌热特佐夫就下令在与中国江南产茶区气候相似的黑海沿岸港口城市赫尔松的植物园里试种茶树。1884年，国际植物园艺展览会在圣彼得堡召开，有学者在会上作了关于茶叶栽培的学术报告。有一位名叫索洛夫左夫的俄国茶商在听了这个学术报告后受到启发，随即前往汉口购买了“12000株茶苗和成箱茶籽，在今格鲁吉亚黑海沿岸的恰克瓦、巴统地区开辟了一个小茶园，从事茶叶栽培。”10年后，一位名叫刘峻周的中国茶师也来到这一地区，并在此地留下一段关于“刘茶”的百年传奇。

19世纪，随着茶叶的全球化种植、加工，中国茶不再是“一家独大”，印度茶不仅供养英伦三岛，而且让阿拉伯半岛的普通民众都喝上了物美价廉的茶。除此之外，英国人还将英国国内滞销的中国绿茶运往非洲的摩洛哥。苏伊士运河开通后，俄国装载茶叶的船只可以直接抵达与土耳其一海之隔的敖德萨港，再加上格鲁吉亚的巴统市往南15公里便可到达土耳其。于是，土耳其人不仅采购大量茶叶，而且引进了格鲁吉亚的中国茶种。可以说，世界茶叶版图的改变也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其巨大的影响力至今仍未消逝，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留下了印记。

来源：中国非遗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