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0年11月5日上午，胡佛总统的政治操盘手詹姆斯·麦克拉弗蒂悄悄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汇报前一晚的中期选举结果。麦克拉弗蒂向总统通报了各项数据。即便算上执政党在中期选举中的固有劣势，胡佛领导的共和党此次的战果也堪称惨淡。民主党赢得了八个参议院席位、五十二个众议
1930年11月5日上午，胡佛总统的政治操盘手詹姆斯·麦克拉弗蒂悄悄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汇报前一晚的中期选举结果。麦克拉弗蒂向总统通报了各项数据。即便算上执政党在中期选举中的固有劣势，胡佛领导的共和党此次的战果也堪称惨淡。民主党赢得了八个参议院席位、五十二个众议院席位和七个州的执政权，其中还包括俄亥俄州和马萨诸塞州。
“盘面很难看，”总统神情黯然地说道。他从椅子上起身，在房间里踱步。他毕竟是工程师出身，正试图理解这组新的约束参数。
与他的老板不同，麦克拉弗蒂是个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前国会议员，尽管没有官方头衔，甚至没有固定薪水，却有权在任何时候不经预约地拜访胡佛。只要有事商议，他便通过一处后门出入，而且往往是在深夜。
在麦克拉弗蒂看来，胡佛对于华盛顿的政治游戏，无异于一个“良心反抗者”。他认为，胡佛不奉承记者，也不屑于遵守那些能让记者工作更方便、报道更友好的“潜规则”，是一种有原则的立场。在他看来，迎合媒体是政治操作，而国家治理是另一个更高层次的领域。既然他已入主白宫，为什么还要玩这种斤斤计较的把戏呢？那些事，还是留到竞选时再说吧。
在光景好的时候，胡佛对媒体的怠慢或许还能相安无事。但在1930年这个声誉如同陷入流沙的年份，这种做法无异于政治自杀。胡佛拒绝对报纸上任何攻击他的言论做出回应。然而，在他坚持自己所认为的“阳关大道”时，他却成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查理·米切尔森所操控的攻击机器的活靶子。“一位总统，出于体面和对其职位的尊严的适当考虑，是无法回应那种东西的，”胡佛后来在评价米切尔森的“作品”时这样写道。
私下里，他根本无法忍受米切尔森，并认为“胡佛村”这个词就是他炮制出来的——这个词被用来形容当时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的无家可归者的棚户区，也成了胡佛本人永远无法摆脱的标签。胡佛的办公桌上摆着一个明代瓷瓶，上面画着一条“丑陋的蓝色小龙”。胡佛对米切尔森的执念之深，以至于他竟称那条龙为“查理”。
到目前为止，1930年是充斥着坏数据的一年。胡佛似乎也明白这背后的政治后果，他一度对同事说：“对我来说，三年半就够了”——这仿佛是在承认，他可能只会是一个一任总统。“我他妈才不在乎，”他说，“我到底能不能获得再次提名。”但在那一刻，胡佛对自己是否诚实，就不得而知了。他的一位助手在日记中写道：“比起任何其他东西，他更想获得连任。”
虽然股市崩盘引发的恐慌，最初只在少数持有股票的民众中蔓延，但随后几个月里的经济痛苦，已经扩散到了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失业人数几乎翻了三倍，从三百万人激增至八百多万人。全美四分之一的工厂工人失去了工作。超过1300家银行倒闭，其中大部分位于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在那些大城市的欠富裕区以及远离都市中心的广大地带，人们的日常生活正在瓦解，其严重程度远非华盛顿或华尔街所能看到或理解。
胡佛试图在言辞上引导市场预期的努力，并无说服力。1929年底，他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即避免在公开场合将这次崩盘称作“恐慌”（panic）。他转而开始使用“萧条”（depression）一词，或许是希望这个词听起来不那么煽动。结果，这个词就此流传开来。
事实上，市场一度出现过几次颇具希望的反弹，让大城市的人们以为，持续的牛市即将回归。从1929年10月触及的惊人低点开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稳步回升，到次年3月，已经收复了崩盘时损失的大约40%的市值。包括通用电气在内的一些股票，其股价甚至接近了1929年的高点。这完全合乎逻辑，因为经验丰富的交易员都明白，最好的买入机会恰恰出现在市场最恐慌的时期，那时便可以相对低廉的价格买入蓝筹股。“低价买入”，这条投资界最古老的法则，已经让许多投机客赚得盆满钵满，令人艳羡。
“我相信，只要报纸不再渲染失业问题，我们的麻烦在几个月内就会过去，”胡佛曾对一位采访者说。“市场情绪正在回暖。”
然而，当市场在4月和5月再度掉头向下时，许多这样的交易员都爆仓了。尽管夏季的一次短暂反弹让人们又一次燃起希望，但未能持久。从那时起，市场便一路陡峭下跌，势头未曾中断，一直持续到中期选举。当选民们走向投票站时，道琼斯指数已经比1929年的最低点还要低整整20%。
胡佛向来不信任华尔街。“你知道，资本主义唯一的问题就出在资本家身上；他们实在太他妈贪婪了，”他曾对他的一位密友这样说。
但现在，他需要他们。他需要1920年代牛市曾规律地带来的那种明确无误的乐观情绪。他需要投资者们为经济的长期增长前景下注，从而向整个国家释放积极信号。确实有人这么做了，但他们所能聚集的做多动能，不过是昙花一现。每一次市场反弹最终都逆转了方向——有的持续几小时，有的持续数天，但结局都一样，涨幅迅速蒸发，如过眼云烟。人们将矛头指向卖空者，并且，正如市场恐慌时常发生的那样，政策制定者开始考虑禁止卖空行为。芝加哥著名律师萨蒙·莱文森，便是主张暂时叫停卖空、给市场一个喘息之机的人之一。
“为什么不暂停卖空，比如说，暂停两周？”莱文森问道，“那样我们就能看清楚，究竟是不是这群把股市当赌场玩的赌徒，需要为眼下这种糟糕的局面负责。”
莱文森，无论在华尔街还是在华盛顿都算是个圈外人，但他过往的履历却很有说服力。1928年，他曾成功说服包括美国、法国和德国在内的世界强国，共同签署了《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一项宣布放弃战争的国际条约。从某种意义上说，限制卖空者，也是维护市场和平的另一种方式。
对于是否采取这类干预措施，胡佛内心充满矛盾。他一方面坚信政府不应干预市场，另一方面却又有种坐不住、总想做点什么的冲动。他渴望采取行动。1921年，当他在哈定政府担任商务部长、经济遭遇断崖式下跌时，胡佛就曾迅速行动，邀请商界领袖参加“总统失业问题会议”，并创办了月度《当前商业调查》，以提供最新的经济数据。在他上任之前，几乎没人想过商务部长到底是干什么的。
这些举措对经济究竟产生了何种实际影响，即便有，也无法确切断言。但有一点是公认的：那次经济衰退后的复苏快得惊人。这也让胡佛确信，经济能够、也必将再次迅速复苏。
1929年股市崩盘后，胡佛不乏对策。尽管10月份那四天的恐慌令人心神不宁，但这恰恰是一场他充分预料到、并自认为准备好应对的危机。他迅速采取行动控制损失。他将各大企业的领袖召集到华盛顿，让他们承诺维持工资稳定、不裁减员工。他降低了所得税，将25%的最高税率下调了一个百分点。他成功说服国会将公共工程项目的投资翻倍，他相信这些措施足以刺激经济，帮助国家渡过这个困难时期。此外，他还请求国会批准1.6亿美元的减税计划。
问题在于，联邦政府缺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些计划的资源。当时，华盛顿的预算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几个百分点。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大规模扩张联邦预算，要么从其他渠道寻求资金，比如慈善机构，甚至是地方和州政府。胡佛选择了后者，在整个冬天和春天，他投入了惊人的时间和精力，不断催促各州州长们放宽财政。这个过程不仅缓慢，而且基本上收效甚微，因为无论是市长还是州长，手头都没有多少余钱。他们和所有人一样，也在困境中挣扎。与此同时，胡佛却继续公开为经济唱多，即便当时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情况在好转。
中期选举日益临近，胡佛努力让自己保持振作，他始终坚信，媒体上那些无休止的谩骂并不能代表美国人民的真实想法。然而，11月5日的选举结果揭示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他已经失去了民心。
最沉重的打击来自纽约——这场金融危机的中心。他曾向那里派遣了一支由他的国务卿、战争部长和财政部副部长组成的“大军”，试图帮助共和党击败正在竞选连任的州长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而后者早已对更高的职位虎视眈眈。
早在1928年赢得第一个州长任期后，罗斯福就迅速成为民主党在1932年大选中击败胡佛的最大希望。然而，胡佛却极为轻视罗斯福，以至于最初还鼓励他追逐总统梦，认为他根本不堪一击。罗斯福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与这位现任总统截然相反，他是一个形象多变、善于应变的人，尽管出身贵族，却养成了亲民的姿态。走出办公室，与公众会面，和各行各业的人闲谈、建立联系——这些都是他最为享受的工作内容。而且，他还有一个懂得如何将这些才能发挥到极致的团队。
罗斯福的政治顾问路易斯·豪，是一个个子矮小、行为古怪的人，据说他可以连续几天都穿着同一身衣服。豪最初为罗斯福规划的首次总统竞选是在1936年。因为早在1928年共和党取得压倒性胜利之前，人们普遍预测胡佛会在白宫干满两届任期，并成为一位成功的总统。但是，1929年10月的黑暗岁月，让罗斯福的竞选时间表大大提前了。
1929年12月，当人们对股市崩盘的恐慌记忆犹新时，罗斯福州长前往芝加哥，在一天之内发表了三场演说。其名义上的目标，是为民主党在次年的中期选举中夺回国会控制权而造势。但一个心照不宣的议程，则是将罗斯福展示为一位全国性的候选人，并提出一套不同于共和党“自由放任”商业政策的替代方案。
罗斯福凭借其华丽的修辞，将矛头对准了金融工程那“看似有魔力”的力量，他讽刺道：“任何六家衰败、垂死的企业，只要把它们各自的债务和低效简单地捆绑在一起，就能以一个‘联合体’、一个‘并购’或一个‘控股公司’的名义，吸引公众的资金去购买它们发行的任何股票。”相比之下，农民“无法被剥削、被打包发债，或被合并成股份公司……如果今天农民挨饿，那么明天我们所有人都将挨饿。”
1930年，罗斯福竞选州长连任，胡佛和共和党人都明白，他们必须阻止他继续上升的势头。他们的策略，是把罗斯福和坦慕尼协会——纽约市那个根深蒂固的政治分赃机器——的腐败联系在一起。
一位政治上更精明的总统，或许能意识到这项任务的根本性困难，并亲自前往纽约，为罗斯福那位强大的共和党挑战者查利斯·塔特尔助选。但胡佛却不愿亲手弄脏自己。他只是在白宫隔岸观火，眼睁睁看着自己派出的三名得力干将惨败而归。在整个竞选过程中，罗斯福对那些针对坦慕尼协会的攻击基本不予理睬，直到最后关头，才用华丽的言辞将其斥为拙劣的抹黑手段。选举日当天，他以23个百分点的巨大优势，轻松战胜了塔特尔。
1930年12月10日，胡佛和白宫得到消息，在布朗克斯区的南大道和弗里曼街的交叉口，一家名为“合众国银行”（Bank of United States，注：这是一家私人商业银行，与美国中央银行无关）的分行门口，聚集了据称多达两万五千名民众。
当天早些-—位储户来到这家分行，想要卖掉他持有的该银行的股份。柜员试图劝说他不要出售，声称这只股票是项不错的投资。这位储户离开银行后，在向别人转述这件事时，对自己的回忆稍加修饰：他告诉一些同事和朋友，银行拒绝让他卖出股票。
不出几小时，一个谣言就在整个社区传开：合众国银行已经资不抵债，储户无法取出现金。
谣言的传播速度之快，引发了一场全面的挤兑恐慌，储户们纷纷涌向银行提取存款。警察骑着马赶到现场维持秩序。有一位储户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只为了取出自己储蓄账户里的两美元。随着消息不断扩散，人群也开始向该银行的其他分行聚集。
这场风波来得实在不是时候。当时，一连串的银行挤兑正有演变为一场全国性风潮的危险。年初的几个月，银行倒闭的数量平均为每月60家；到了11月，这个数字飙升至254家，而在接下来的12月，更是达到了344家。而眼下这一家，看样子将是其中最严重的一例。
合众国银行曾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成功典范。该银行成立于1913年，其业务根基是新兴服装产业中的移民工人。它拥有全国最庞大的储户基础，多达四十万人，尽管大部分账户的金额都很小。在其鼎盛时期，该银行的股价曾高达每股240美元；而到了1930年12月10日，股价已跌至11.5美元，并且还在快速下跌。一个月前，当一波银行倒闭潮席卷数州之时，《纽约时报》对各州银行监管专员的调查，得到的还只是一些空洞的安抚之词：“基础稳固……基本面健全……正在回归常态……已接近正常……没有特别需要担忧的理由……状况比过去十年任何时候都好。”然而，公众已经不再愿意轻信银行家——或者媒体——的说法了。
12月10日晚，几十位银行业最有权势的人物，匆忙赶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大楼十二楼的理事会议室，召开紧急会议，试图挽救合众国银行。这样的场景，对他们来说早已司空见惯。查尔斯·米切尔、蔡斯银行的阿尔伯特·威金都出席了会议。托马斯·拉蒙特则与欧文·杨一同姗姗来迟。他们中的许多人，将在那里一直待到凌晨三点。
合众国银行与其他三家银行之间一场筹划了数月的合并案，恰好在挤兑恐慌爆发前几天被取消了。围绕该银行的账目问题太多，其中包括它向五十七家子公司提供的约两亿美元贷款。其偿付能力也备受质疑，难以辩解。
从纯粹的商业角度来看，在座的银行家没有一个愿意接手合众"国银行这个烂摊子。但他们都清楚，它的倒闭将对所有人构成威胁。他们必须阻止这场挤兑。最终，他们筹集了约5000万美元来拯救这家银行。为了拯救一个中等规模的机构，这笔钱堪称巨款。但如果5000万美元能保全整个银行体系，那这显然是一笔划算的买卖。然而，谁也无法保证这笔钱就一定能守住防线。合众国银行是一家经营混乱的机构；在座这些尊贵的先生们，是绝不会把自己的钱托付给它的。用自己的声誉为它赌上一把，真的值得吗？
最终，各方达成了一项折衷方案，即提供贷款来覆盖银行一半的存款，希望能以此平息储户的恐慌。但这并未奏效。银行分行门外的队伍依然排着长龙。12月20日，布朗克斯区的另一家分行被迫关门后，五千名民众聚集在银行外，其中一些人高举着“我们要我们的钱！”的标语牌。有六人被警方逮捕。最终，合众国银行还是倒闭了。
在1929年股市崩盘一周年之际，《纽约时报》的金融编辑亚历山大·D·诺伊斯曾谨慎地评论道，与以往的金融恐慌不同，1929年的这次危机“并未拖垮一系列大型银行和商业机构”，而这一事实“或可被视为潜在经济实力的证明”。
然而，连华尔街的巨头们联手都无法阻止合众国银行的覆灭，这个事实为即将到来的更大灾难提供了一场令人不寒而栗的预演。在美国各地，商人和银行家们不约而同地得出了同一个结论——眼下唯一审慎的做法，就是蛰伏自保，不惜一切代价保全资本。
人们对新一轮牛市即将来临的希望，一直维持到将近1930年的尾声。但现在，这希望已然破灭。在这一点上，所有人都达成了共识。一个新时代，已然来临。
来源：蓝天大海沙滩上的猫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