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10年，17岁的毛主席离开韶山冲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第一次接触到新式教育。此时，一本《曾文正公家书》悄然走进他的精神世界。多年后，他在《讲堂录》里写下：“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

毛主席与曾国藩同为湖南人，老人家对曾国藩这位同乡前辈的认识经历过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生动展现了毛主席作为伟大政治家的思想演进与历史纵深。

1.早期曾经的“独服”。

1910年，17岁的毛主席离开韶山冲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第一次接触到新式教育。此时，一本《曾文正公家书》悄然走进他的精神世界。多年后，他在《讲堂录》里写下：“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字里行间满是对这位晚清名臣的推许。

1917年，青年时代的毛主席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此时的他在探索救国道路，他眼中的曾国藩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典范。曾国藩组建湘军、推行洋务的实践，契合了当时的他对“经世致用”的向往——一个书生在乱世中整肃吏治、练兵安民，这种“知行合一”的力量令他深感震撼。

他曾将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与《曾国藩家书》置于床头，书中密密麻麻的批注见证了他对曾氏“扎硬寨、打死仗”精神的钻研。他甚至模仿湘军的“民兵制”，在湖南组织工人夜校时采用“寓兵于民”的思路。

2.革命视野下的批判性重构。

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确立，毛主席对曾国藩的评价发生了历史性转折。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他尖锐指出：曾国藩是封建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维护的是腐朽清王朝的利益。他用一个犀利的比喻说：“曾国藩像一棵盘根错节的老榕树，看似枝繁叶茂，根系却紧紧缠绕着封建制度的顽石。太平天国的火焰本可烧毁腐朽的丛林，却被这棵老树用纲常名教的藤蔓死死绞杀。”

他深刻剖析了曾国藩的两面性。一方面曾国藩提倡勤俭廉劳，另一方面对农民起义展现铁血手段。在延安窑洞里，他对郭沫若有段著名评论：“曾国藩是地主阶级的武装教皇，他用孔孟之道当袈裟，用湘军刀剑做权杖。

抗战时期，毛主席在延安窑洞里读《曾文正公全集》，对警卫员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的鹰犬，但他有两点值得研究。一是治军，他说‘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把士兵当人看，不是当炮灰；二是用人，‘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注重实际能力。”这些评价已褪去个人情感，转为对历史人物经验的客观提炼。

3.政治哲学中的辩证审视。

毛主席始终以辩证法看待历史人物。1949年后他仍多次提及曾国藩，其评价呈现三重维度。其一是战略家层面的借鉴。曾国藩“结硬寨、打呆仗”的军事思想，被毛主席转化为“持久战”智慧。他曾说：“蒋介石学曾国藩剿太平天国，我们也要学曾国藩——学他如何以弱胜强，但要把刀锋掉转对着反动派。”

其二是阶级立场的批判。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毛主席将曾国藩与蒋介石并列，指出他们都是“压迫人民的工具”。这种批判直指本质：无论个人才能多杰出，若站在历史潮流的对立面，终将被人民抛弃。

三是文化基因的扬弃。曾国藩的修身之道被毛主席创造性转化。1964年他谈及干部教育时曾说：“曾国藩的家训可以批判地读，他教子弟不做八旗纨绔，我们的干部更不能变成糖衣炮弹的俘虏。”

1944年，他在《学习与时局》中提到：“所谓‘圣贤’、‘豪杰’，其实都是时代的产物。曾国藩之流，维护的是封建皇权，镇压的是农民起义，这是他们的历史角色决定的。”

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犀利笔触，为曾国藩画出了一幅逼真的肖像：“他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这句话，既是对曾国藩个人能力的肯定，也是对其阶级属性的无情揭露。在毛主席看来，曾国藩虽有经天纬地之才，却终究跳不出时代的牢笼，只能成为封建王朝的回光返照。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他在西柏坡与民主人士谈话时更直截了当：“曾国藩是地主阶级的改革派，但改革是为了巩固旧秩序，和我们共产党人推翻旧秩序、建立新中国的目标，根本相反。”

4.历史天平上的定位。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毛主席对曾国藩的终极评价，或许应是这样的——曾国藩是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农民起义的终极镇压者，旧学问中磨砺出的权谋集大成者。

在毛主席的历史观里，曾国藩如同一个复杂的坐标——纵有经天纬地之才，却终究是旧时代的护墓人；而其组织动员的智慧，又成为革命者反向参悟的教科书。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