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大学里，我的心胸变得更开阔，对司法的认知也更宽广，现在我想要转读法律。我不期待自己一年内就能站上国际舞台为全球的司法正义发声，或是成为朝鲜指控的“傀儡”。我也从没想过我会说出自己在中国的遭遇。但我很快会发现，想要真正自由，我得诚实面对自己的过去。

2007年，我跟妈妈逃出朝鲜就不再庆祝新年，因为想到那一天只会伤心。但2014年的新年不一样，恩美回来了，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各种计划。

在大学里，我的心胸变得更开阔，对司法的认知也更宽广，现在我想要转读法律。我不期待自己一年内就能站上国际舞台为全球的司法正义发声，或是成为朝鲜指控的“傀儡”。我也从没想过我会说出自己在中国的遭遇。但我很快会发现，想要真正自由，我得诚实面对自己的过去。

我的英语对话能力仍有待加强。 于是我一口气申请了十个家教，家教老师会规定我要念哪些东西，内容从莎士比亚到主张废奴、本身也曾是黑奴的道格拉斯,无所不包。道格拉斯写给前主人的大胆信件不禁让我揣想，如果我有勇气写信给将军，我会写出什么样的信？ 或许我会跟道格拉斯一样，告诉他我是人，我是我自己的主人。

没在念书或上家教的时候，我会听英语有声书的演讲，即使睡觉时也不例外。 我下载了全部的美国喜剧影集《六人行》。随便问我一个关于主角罗斯或瑞秋的问题，我都能答得出来。根据我的家教老师说，我唯一的缺点是美国腔愈来愈重，而且开口闭口都是80年代的俚语。

偶尔我还是会去录像，但恩美回来之后，我失去了上节目的动力。而且，我发现另一种可以更直接为朝鲜人争取正义的方法。2014年2月中，我受邀到首尔的加拿大演讲，主题是朝鲜，而且是英文演讲。我绑起头发，穿上正式洋装，迎接我的第一场正式演讲。我对台下学生说了一些我的个人经历，还有我从小如何活在恐惧和饥饿当中。我跟他们说我是朝鲜的新世代，也就是朝鲜的“黑市世代”",而我这一代的年轻人正慢慢带来改变，或许改变还不够大。演讲最后还有一个小时的问答时间。有名学生说我的故事激励了他，在这之前，我不知道故事可以“激励”一个人，但显然真的可以。

2014年初之前，大多数人对朝鲜的印象都来自朝鲜的核威胁。但2014年2月，联合国发表了朝鲜的问题报告书，指出许多的恶行。然而，促成这篇报告的三百多名证人多半匿名，其他人也不一定能清楚说出他们的故事。国际社会突然间亟需一些具备英文能力的脱北者，为至今仍困在沉默和压抑的数百万人发声。

我在加拿大的演讲为我带来了更多邀约，也让我有更多机会上台或接受媒体访问， 邀请我的单位从澳洲到美国都有。同年五月， 我跟凯西.拉提格在《华盛顿邮报》合写了一篇文章。那年春天之前，我其实还不太清楚所谓斗士扮演的角色，但突然之间，大家都跟我说我成了这个议题的风云人物。我知道自己不够资格当谁的发言人，更何况是全朝鲜人。然而，从那时候开始，我的人生就像一列奔驰而去的火车，我想跳车也没办法。也许当时的我以为只要跑得够快，过去就追不上我。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负责追踪我和我妈的韩国警探的电话。脱北者抵达韩国的头五年都会分配到一名警官，负责帮助他们安置。我们的警官通常只想知道我的行程表，看我过得如何，但这一次不一样。他说他奉命来确认我的安全，因为传闻朝鲜正在观察我的一举一动。他没有说这个消息从何而来，只提醒我说话要小心一点，不然可能会招来危险。

如果这一切只是为了吓唬我，对方确实达到了目的。我从没想过他们会把我看成值得观察或有威胁性的危险人物。警探也找过我妈，当然也吓到她了。她要我马上停止所有的活动，质疑我为什么不能过正常的生活，先完成学业，拯救世界等以后再说？ 但我愈想愈生气。我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那里，结果他们还是想办法要控制我。如果任凭他们摆布，我永远不可能真正自由。

2014年10月我接受了欧洲的几个邀约，其中之一是代表韩国参加在爱尔兰都柏林举办的年度青年领袖峰会。各国的青年领袖齐聚一堂， 就像联合国。介绍我的人是英国记者周柳建成，他因为担任中国央视主播而闻名亚洲。会前我们用了一个早上的时间谈自己的生活，我跟他细说一些我的经历。这是我第一次打算在台上谈人口买卖的残酷，但是我无意揭露自己也是买卖的受害者。

主办单位要我们穿上代表自己国家的传统服饰，于是我穿着白色和粉红色的飘逸韩服走上台，在会场上一干三百名代表、来宾和媒体的面前，发表简短的演说。

周柳建成介绍我之前，我对于自己即将发表的演说紧张不已。我很担心自己代表国家在这个论坛上发言不够强而有力。我在心里不断的练习发音，当周柳建成开始叙述我的故事时，泪水滑落他的脸颊。我伸手安慰他，他反而哭得更厉害。他说到我妈为了保护我时的勇敢，还有我把父亲的骨灰埋在荒山野外时，我也跟他一样泪流满面。

情绪失控一直是我最大的恐惧，我担心自己一旦开始哭便会停不下来，因此一直以来都把这些感觉压抑在内心深处。认识我的人认为我是他们见过最乐观开朗的人，因为我把自己受过的伤藏得很好。但那天在都柏林，我却把过去的创伤摊开在大家面前。手握着讲稿走上讲台时，我已经泣不成声，几乎说不出话。 听众站了起来，我看到在场所有人都哭了，大家都在等我平复情绪。

“朝鲜是个不可思议的地方……”演说开始。 我告诉现场的听众，在那里你可能因为打了一通非法国际电话而被逮捕。我还告诉他们，小时候妈妈就告诉我说话要小心，因为即使是小乌和老鼠也听得到我们在窃窃私语。

我告诉他们，脱北者有多么脆弱无助。“有七成朝鲜妇女和少女成为买卖的受害者，有时候只以两百美金的价格售出……" 我打开了一扇门，站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不知道这条路会把我带到哪里，但我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横越戈壁沙漠的时候，比起死亡，我更害怕被遗忘。我怕自己死在沙漠上也没人知道。 没有人会知道我的名字，没人会在意我是死是活。但是你们听了我的遭遇，你们在乎我经历的事。"

所有听众再度站起来，跟我一起流泪。我环顾四周，我知道公平正义充满了这个房间。 至少在那一刻，我感觉到了朝鲜人民的希望。

然而，我还得横越另一片沙漠。

演讲结束后，我好不容易撑到活动完毕才躲回旅馆，瘫倒在房间里。等到我终于打开手机，才发现信箱已经被世界各地的访谈邀约塞爆。接下来的事，对我来说就像一场龙卷风。奇怪的是，我有种置身事外的感觉。仿佛我体内的生存机制自动打开，让我跟这一切保持情绪上的安全距离。一半的我看着另一半的我完成了剩下的演出。

我在欧洲三个礼拜期间做了几十个访谈， 过了一阵子连我自己也数不清了。我甚至答应英国广播公司拍摄我站在伦敦朝鲜大使馆外的影像，那次的可怕经验吓得我几乎说不出话。此外，我也相信只要更改一点逃亡的细节，就可以继续隐瞒自己曾经被买卖的事实。我想如果其他方面实话实说，就不会有问题；只要我的经历是真实的，细节应该不重要。大多数时候，我都在重复以前说过的话，就像即兴演出的爵士乐手，每次都在相同的旋律上做些变化，浑然不知有人正注意着我的一举一动。

都柏林的演讲过后不到一个月，我开始动笔写这本回忆录。一个刚满二十一岁的女孩写回忆录？确实有点怪，尤其我还有一个隐藏多年的秘密。一旦开始动笔，我就知道自己再也无法隐瞒。如果我自己都无法面对自己，要怎么呼吁他人面对朝鲜的真相，面对逃亡后落入各种陷阱的朝鲜女人的真相？

来源：小蔚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