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边是福王府里，朱常洵穿着绫罗绸缎，看着仓库里堆积如山的粮食，连赈灾的请求都懒得理。

前言

明末的河南大地，有两幅截然不同的景象。

一边是流民背着破筐，带着妻儿走一步饿一步，树皮都被剥光；

一边是福王府里，朱常洵穿着绫罗绸缎，看着仓库里堆积如山的粮食，连赈灾的请求都懒得理。

这不是个别场景，而是中国历史里反复上演的戏码。

一个王朝刚建立时，总能把土地、粮食这些活命的资源分给百姓，天下就稳。

可过个几十年、上百年，资源总会跑到少数人手里，直到矛盾炸开，王朝崩塌，再换个新的重来。

这就是资源分配的“周期性魔咒”，今天咱们就扒一扒这魔咒背后的门道。

明福王府石狮

一、核心界定：古代的“资源”和“分配”到底是啥？

要搞懂这循环，得先明白古代人争的“资源”到底是什么。

不是金银珠宝，是能活命、能掌权的根本——土地。

农耕时代，有田就有粮，有粮就有人，有人就能交税当兵，王朝才能站住脚。

后来还延伸出盐铁、山林这些能挣钱的战略资源，以及官职权柄、免税特权这些“隐形资源”。

分配资源的权力，主要在三拨人手里。

一是王朝中枢，靠制度说话，比如分田的均田制、收税的两税法，都是朝廷定的规矩。

二是地方豪强，有钱有势，能抢能骗，把百姓的田变成自己的。

三是宗族势力，靠血缘抱团，在村里镇上垄断土地，外人插不进脚。

而这“周期性”的核心，就是一场绕不开的循环：王朝初期“均”（大家都有份）→中期“聚”（少数人抢得多）→末期“崩”（分配体系垮了）。

每个王朝都想打破它，可多数都栽在了同一个坑里。

二、王朝轮回：那些被资源拖垮的时代

秦汉：刚分的田，怎么就被抢了？

秦朝亡得快，刘邦建汉后，立马给士兵分田，给流民授地，还减赋税。

老百姓终于有了自己的田，埋头种地，才有了“文景之治”的好日子，粮仓里的粮食都堆得发霉。

可好日子才过几十年，麻烦就来了。

那些当官的、立功的贵族开始抢田，用很低的价钱强买农民的地，甚至直接霸占。

到了西汉末年，《汉书·食货志》里写“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一点不夸张。

有的农民实在活不下去，只能把田“送”给豪强当佃农，至少能换口饭吃。

王莽篡汉后，想改回去，搞“王田制”，把土地收回来重新分。

可他动了豪强的蛋糕，没人愿意听话，执行起来又乱又狠，反而逼得更多人造反。

新朝只活了14年就垮了，证明硬抢存量资源，根本行不通。

魏晋南北朝：出身不好，连田都没资格种？

东汉末年天下乱，人口死了一大半，土地全成了无主地。

可等西晋统一后，资源没分给百姓，反而按官阶大小分田：一品官能占50顷，九品官也能占10顷。

这等于明着说“官越大，地越多”，门阀士族趁机抢地，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比如琅琊王氏，家里的田跨好几个郡，仆人比当地县官的手下还多。

普通百姓别说种地，连给豪强当佃农都得看关系，资源彻底固化了。

直到北魏孝文帝出手，搞了“均田制”：15岁以上的男丁给40亩露田（种粮食）、20亩桑田（种桑树），女人也给20亩露田，奴婢都有份。

桑田能传子孙，露田死后还国家，既给了百姓盼头，又保住了国家的田。

就靠这招，北魏稳住了北方，证明“给底层留活路”才是硬道理。

唐朝：好好的制度，为啥说崩就崩？

唐朝接手了北魏的均田制，还做得更细：丁男给100亩田，20亩永业田能继承，80亩口分田要还。

配合“租庸调制”，交粮、服役、交布帛都有定数，老百姓有田种、有规矩守，才有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

可到了后来，风向变了。

权贵们开始打土地的主意，先是偷偷占“籍外田”，后来干脆明着抢。

宰相李林甫侵占京城周边大片膏腴之地，连片望不到头；公主们的庄园里，连水渠都修得比官府的好。

更要命的是，人口越来越多，唐朝初年才三百多万户，到开元年间飙到九百多万户，国家手里没新田可分了。

均田制成了空架子，农民没田还得交税，只能逃，《旧唐书·李渤传》里说“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

后来杨炎搞两税法，按资产和田亩收税，本想让富人多交，结果豪强勾结官府少报资产，税全摊到了穷人头上。

安史之乱一爆发，没饭吃的农民全反了，唐朝再也没缓过来。

这告诉我们：制度再好，执行的人坏了，也是白搭。

明朝：皇帝的儿子，就能抢半个省的田？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最懂农民的苦，一登基就下狠手。

搞屯田制，让军队自己种地；编“鱼鳞图册”，把全国的田都画成图，谁家有多少田、在哪，写得明明白白，想瞒都瞒不住。

洪武年间，全国耕地有八百多万顷，农民有田种，国家有税收，日子眼看着好起来。

可朱元璋一死，特权阶层就开始作妖。

万历皇帝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开口就要河南两万顷良田，抵得上好几个县的地盘，还不用交税，地方官得帮他收租。

收不上来？就从老百姓身上刮。

官僚们也没闲着，内阁首辅徐阶在苏州占田几万亩，严嵩的田更是遍布好几个省。

他们还搞“诡寄”，把自己的田挂靠在寺庙名下逃税；搞“投献”，骗农民把田“献给”自己避税。

到万历年间，官方登记的耕地比洪武时少了约4亿亩，这些田全被隐瞒了。

国家收不上税，军费都凑不齐，老百姓活不下去，只能跟着李自成造反，喊着“均田免赋”冲进北京。

明朝的垮台证明：特权不刹车，再强的王朝也得翻车。

洛阳老城区鼓楼

三、绕不开的坑：资源失衡的四个共性诱因

从秦汉到明清，不管王朝换了多少个，资源分配失衡的原因总逃不出这四条。

第一个是特权阶层的“利益固化”。

官僚、宗室、豪强总有办法突破制度。

东汉门阀靠“九品中正制”垄断官职和田地，明朝藩王靠“皇亲”身份圈地，清朝旗人靠“开国功”占田。

他们就像蛀虫，一边吃国家的粮，一边挖国家的根。

第二个是制度执行的“彻底异化”。

北魏均田制、唐朝两税法、明朝一条鞭法，刚出台时都是好制度，可执行中全变了味。

两税法本想“按资产征税”，结果成了“按关系征税”；张居正清丈土地，到了地方就成了“敷衍了事”。

制度成了空文，矛盾只能越积越多。

第三个是资源产出的“天花板”。

在没有新粮食作物、新生产技术的年代，土地产粮就那么多。

明朝末年人口破亿，可亩产和宋朝差不多，粮食不够分，就算不兼并，矛盾也会炸。

直到北宋引进占城稻，一年两熟，才暂时缓解了压力，这说明“造增量”比“分存量”重要。

第四个是天灾战乱的“催化”。

明末小冰期，连年旱灾，粮食减产，本就少的资源更不够分；安史之乱让田地荒芜，豪强趁机抢地。

天灾战乱就像导火索，一点燃就炸了整个分配体系。

四、破局尝试：那些曾管用的“救命招”

虽然多数王朝栽了，但也有一些“续命”的尝试，值得说道说道。

最管用的是“制度重构”，比如北魏均田制。

抓住战乱后无主地多的机会，按人口分田，明确“还授”规则，既给了农民安全感，又保证国家有田可分。

明初的鱼鳞图册也一样，把土地摸清了，隐瞒、兼并就难了，这招让明朝多活了近三百年。

其次是“税收调节”，比如北宋的“方田均税法”。

派官员去丈量土地，按实际面积和质量收税，多占的多交，少占的少交，虽然没禁兼并，但至少让豪强交了税。

清朝的“摊丁入亩”，把人头税并入田税，无地的农民负担轻了，也稳住了人心。

最聪明的是“增量突破”，比如北宋。

宋太祖不禁止土地兼并，反而鼓励发展工商业，五大名窑的瓷器卖到国外，交子方便了贸易，开封晚上都商铺林立。

开封夜市里，卖茶汤的小贩一晚上能赚的钱，比种一亩地半月还多；农民农闲时能进城打工、做小生意，不用死盯着土地，资源压力自然小了。

这招证明：与其在一块蛋糕里抢，不如想办法把蛋糕做大。

还有“民生兜底”，汉朝的“常平仓”、唐朝的“义仓”，灾年开仓放粮，平时调节粮价。

虽然规模不大，但至少让底层百姓不至于饿死，守住了“不造反”的底线。

宋代瓷器

五、历史启示：打破循环的三个核心逻辑

读了这么多故事，能看出打破资源分配循环的关键就三条。

第一，抑制特权比“均田”更重要。

王莽强行分田失败了，北宋不禁止兼并却活好了，关键在“特权管得住管不住”。

只要特权阶层不能随意圈地、逃税，就算有兼并，也不会闹到亡国。

第二，“造增量”比“分存量”更靠谱。

靠抢豪强的田分给农民，只会引发反弹；但靠技术革新（如占城稻）、产业升级（如北宋工商业）创造新资源，大家都有新活路，谁还愿意造反？

第三，制度要“能落地”，监督要“能长牙”。

再好的制度，没人监督执行就是白搭。

唐朝两税法的失败，就是因为没有盯着豪强交税；明朝鱼鳞图册失效，就是因为地方官和豪强勾结。

监督能长牙，制度才能管用。

结尾

历史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资源分配从来不是“谁多谁少”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规矩、有没有活路”的问题。

王朝初期，规矩严，百姓有活路，天下就稳；

王朝末期，规矩乱，百姓没活路，天下就乱。

这循环绕了几千年，每个王朝都在里面打转。

你觉得北魏“给底层留活路”的均田制，和北宋“把蛋糕做大”的增量突破，哪个更值得借鉴？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咱们一起从历史里找门道。

金句

1. 土地分不均，王朝坐不稳；规矩守不住，盛世留不住。

2. 与其抢一块蛋糕争得头破血流，不如把蛋糕做大让人人有份。

3. 特权是资源分配的最大蛀虫，监督是制度落地的最好牙齿。

来源：三湘过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