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京剧泰斗梅兰芳带着他的艺术团正在日本访问，这是一次试图融化两国坚冰的文化之旅。

1956年初夏的东京，气氛有点特别。

中国的京剧泰斗梅兰芳带着他的艺术团正在日本访问，这是一次试图融化两国坚冰的文化之旅。

就在这个当口，一封信从巢鸭监狱外递了出来，收信人正是梅兰芳。

这封信让整个访问的空气都变得古怪起来。

写信的人叫畑俊六，一名前日本陆军元帅，也是一名刚被假释的甲级战犯。

信里头，这位手上沾过无数中国人鲜血的旧军人，提了两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请求”。

第一，他愿意自己一个人去中国坐牢，用来交换所有还在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回国。

第二，他说“军人不想死在草席上”，想在中国找个地方埋骨头。

这封信写得不像是求情，倒像是在谈条件。

他好像还把自己当成那个能发号施令的元帅，忘了自己是个刚从牢里出来的战犯。

他念叨着要在中国找个“埋骨之地”，这心思让人后背发凉，他想魂归的，居然是他曾经带兵践踏过的地方。

对于这封信，中国的反应是彻底的沉默。

这种不搭理，比任何回复都更有力。

畑俊六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的人生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既平庸，又“幸运”得离谱？

一、靠一颗子弹上位的“病夫”

畑俊六的军人生涯，可以说就是从一次“好运气”的重伤开始的。

那还是日俄战争的时候，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

畑俊六当时还是个小小的少尉，跟着乃木希典的部队打仗。

他所在的部队有个难听的外号，叫“肉弹”，意思就是让士兵用身体去冲撞俄国人的防线。

在攻打鸡冠山的时候，一颗俄国子弹打穿了他的肺。

在那个年代，这种伤基本上就是一张死亡通知单。

可他硬是活了下来，但也落下了病根，人变得又瘦又弱，经常生病，得了个“病夫”的绰光。

这次从鬼门关爬回来，好像把他所有的血性都耗光了，但也让他学会了盘算。

当时日本陆军里头，一帮人喊着要“下克上”，另一帮人主张要全面控制，两派斗得不可开交。

畑俊六却站在了“不把战争搞大”这一边。

他不是心善，他是石原莞尔那一套“蚕食”策略的信徒。

他觉得，对付中国不能一口吞下，得像蚕吃桑叶一样，一点一点来，吃一口，消化一口，这样才稳当。

七七事变之后，他的主张就是，日本军队拿下华北和上海周边就该停手，先稳住地盘，别一下子陷进全面战争的泥沼里。

但是，当时的日本已经疯了。

前线的将领们被“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口号冲昏了头，根本不听东京大本营的指挥，一窝蜂地朝着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冲过去。

他们的脑子里装的是欧洲打仗的老一套，以为只要把一个国家的首都拿下来，这个国家就得举手投降。

这是个要命的误判。

他们根本不了解当时的中国。

中国是个巨大的农业国，它的根基在广大的农村，而不是那几个大城市。

打下南京，不但没让中国服软，反而把整个民族的血性都给激起来了，抵抗得更凶了。

而畑俊六这个所谓的“理性派”，没过多久也被这股狂热卷了进去。

他后来在中国战场上的一系列操作，简直可以写进军事教科书，当反面教材用。

二、庸才指挥的“名场面”

1938年2月，畑俊六被派到中国，当上了华中派遣军司令官。

他军事生涯里最“风光”也最丢人的时刻，就从这里开始了。

他刚一上任，就被华北方面军的司令官寺内寿一给忽悠了。

他没听大本营的，私自改了作战计划。

原本的计划是南北夹击，稳扎稳打地包围徐州的中国军队。

他却脑子一热，急着想和北边的日军在徐州搞个胜利会师，好显得自己很威风。

结果，这个被他寄予厚望的钳形攻势，不仅没能围住李宗仁指挥的几十万中国主力，反而在台儿庄一头撞在人家早就准备好的铁墙上，被打得灰头土脸。

接着就是规模更大的武汉会战，畑俊六的指挥水平更是暴露得一览无余。

他手下有个第106师团，师团长松浦淳六郎是他的老相识，资历很深。

畑俊六为了搞好关系，特别信任他，把重要的任务交给了他。

但他忘了一个要命的细节：这个第106师团是个“特设师团”。

说白了，就是除了军官是正规的，底下的士兵全是临时征召来的预备役，这些人刚从家里被拉出来，没怎么训练就上了战场，战斗力能有多强？

果不其然，在江西德安的万家岭一带，这支七拼八凑的部队被薛岳的部队团团包围，差点被整个端掉。

这就是震惊日本的“万家岭大捷”。

万家岭的失败，就是畑俊六指挥风格的写照。

他看重人情关系，看重谁的资历老，远超过看重一支部队的真实战斗力。

武汉会战虽然最后是日本人占了武汉，但他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国力消耗严重，国内只剩下一个近卫师团能动用。

而中国这边，军队的数量不降反升，用土地换时间的战略目标算是达到了。

战争，就这么彻底拖进了泥潭里。

1938年底，一个坏消息从中国传回日本：畑俊六的双胞胎弟弟畑俊七，在一次和新四军的交战中被打死了。

据说这个打击让畑俊六精神上垮掉了，没办法再指挥部队。

很快，他就以“养病”的名义被调回了日本，结束了这不到一年的司令官任期。

日本的战争机器一旦发动起来，想停就难了。

畑俊六回到日本后，当过陆军大臣，但干得也不顺，甚至被手下的少壮派军官逼着辞了职，算是受了不小的侮辱。

可是，随着在中国战场的仗越打越僵，大本营又想起了他这个看起来脾气好、貌似“会打仗”的老好人。

1941年3月，畑俊六第二次被派到中国，当上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这个任命本身就挺有意思的。

大本营之所以用他，不是因为他多能干，而是因为他前任西尾寿造脾气太硬，大本营觉得中国这个烂摊子需要一个更“圆滑”的人去应付。

但事实证明，换个指挥官也没什么用，尤其是换了个更平庸的。

畑俊六第二次在中国任职期间，日军的颓势越来越藏不住了。

除了第二次长沙会战和鄂西会战前期占了点小便宜，其他像是第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基本都以失败告终。

他干得最“出名”的一件事，是1942年的浙赣会战。

当时，日本大本营有两个大计划：一是抽调兵力去南洋打仗，二是准备进攻四川和陕西。

可畑俊六的眼光就只盯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

为了报复美军飞机轰炸东京（杜立特空袭），他伙同那个曾经逼他下台的泽田茂，硬是把一个原本规模不大的“浙江作战”，搞成了一场出动八十多个大队的大规模“浙赣会战”。

这一打，把准备用于那两个大战略的兵力和物资给消耗得七七八八。

虽然在战场上占领了一些地方，但却把日军的整个战略布局给搅乱了。

等大本营反应过来，最好的时机已经错过了。

畑俊六这种只顾自己不顾全局的短视，就像毒瘤一样，从内部侵蚀着日本的战争机器。

到了常德会战后期，他在前线已经没什么威信了。

像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那样的悍将，甚至敢绕过他，直接跟东京的大本营联系。

畑俊六彻底成了一个传话筒，一个有名无实的摆设。

可笑的是，1944年，日军在豫湘桂会战中取得了一些所谓的“胜利”之后，这位早就被架空的指挥官，居然被授予了陆军元帅的军衔，跟杉山元、寺内寿一并称“昭和三大元帅”。

这顶元帅的帽子，戴在他头上，更像是在嘲笑他这一辈子的平庸。

1945年8月6日，广岛。

一颗原子弹掉了下来，畑俊六当时所在的第二总军司令部，正好就在爆炸中心附近。

可他当时正在火车站的地下指挥室里，又一次“幸运”地躲过了一劫。

日本投降后，畑俊六被列为甲级战犯，送上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法庭上，指控他发动侵略战争、纵容部队施暴的证据堆积如山。

但在最后判决的时候，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负责投票的法官，5个人投票判他死刑，6个人投票判他无期徒刑。

就差一票，他又逃过了绞刑架。

这里头的关键，是前首相米内光政出庭作证，说畑俊六当年辞掉陆军大臣的职位，是被手下人逼的，不是他故意要搞垮内阁给东条英机上台铺路。

这个证词，让他成功地从“策划战争”的核心罪名里脱了身。

更让人觉得不是滋味的是，他的无期徒刑也没坐多久。

1954年，他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假释出狱，前后也就关了不到7年。

根据后来解密的说法，他能提前出来，是因为他向美军提供了一份极其详尽的作战日记，里头有大量关于日军内部决策和行动的原始资料。

他用同僚和国家的机密，换回了自己的自由。

1962年5月10日，畑俊六在去参加一个为侵华日军亡灵招魂的仪式前，心脏病突发猝死。

他最终也没能在中国找到他想要的“埋骨之地”。

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 『戦史叢書 支那事変陸軍作戦 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 朝雲新聞社,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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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诉两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