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搞垮一个民族最狠的招数，不是大炮和军舰，而是抽掉男人的腰杆，扒掉女人的底线，这事儿，钱学森早就看透了。

搞垮一个民族最狠的招数，不是大炮和军舰，而是抽掉男人的腰杆，扒掉女人的底线，这事儿，钱学森早就看透了。

1955年秋天，北京城里正是一年最好的光景。

一艘叫“威尔逊总统号”的客轮回来到中国，船上下来一个穿着中山装的中年人，眼神里透着一股子劲儿。

这个人就是钱学森。

全国上下都把他当宝贝疙瘩，盼着他赶紧把造火箭、捣鼓导弹的本事拿出来，给这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撑起腰杆。

大伙儿都盯着他手里的那些图纸和脑袋里的公式，以为这就是全部了。

可他们不知道，钱学森在美国待了二十年，带回来的东西，远不止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玩意儿。

他心里装着三件大事，每一件都比造导弹更让他睡不着觉。

钱学森回国没多久，就被陈赓大将请到了哈尔滨。

地方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人称“哈军工”，当时全国最牛的军工学府。

陈赓将军领着他，在松花江边上溜达，指着一排排崭新的苏式大楼和校园里那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脸上全是自豪。

那会儿，哈军工确实是顶配，教材、设备、理念，全是从苏联老大哥那儿搬来的，请来的苏联专家乌泱乌泱的，手把手地教。

在所有人看来，这是天大的好事，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情谊。

钱学森一开始也跟着点头，嘴上说着“好，好”，可走着走着，他那两道浓眉就拧成了疙瘩。

参观完，大伙儿都等着他这位大学者说几句捧场的话，他却把陈赓拉到一边，话说的邦邦硬，砸地上都能出个坑：“陈赓同志，哈军工哪儿都好，就是有一个大问题，你们这儿的洋专家太多了！”

这话一出，旁边的人都愣了。

放着现成的老师不要，这是什么道理？

钱学森不是看不起苏联专家，他在美国的时候，跟世界上最顶尖的科学家天天打交道，他比谁都懂技术交流的重要性。

但他心里跟明镜儿似的，国防是看家护院的本事，这命根子要是攥在别人手里，那还得了？

今天人家是朋友，能教你，明天要是不处了呢？

人家一撂挑子，咱不就抓瞎了？

更要命的是，人家教你什么，不教你什么，你心里没数。

整个体系都是按人家的路子搭的，久而久之，脑子都跟着人家的思路走了，自己想另起炉灶都不知道从哪儿下手。

他跟陈赓讲得特别实在：“咱们经济上差点，没关系，勒紧裤腰带干个几十年，总能赶上去。

可要是这思想上养成了依赖，觉得离开别人就活不了，那可就麻烦大了，几代人都缓不过劲来。”

陈赓是什么人？

那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战将，一下子就听明白了钱学森话里的分量。

这番话就像一盆冷水，浇在了热火朝天的哈军工头上。

没过多久，学院就开始悄悄调整，一边继续跟苏联专家学，一边玩了命地培养自己的教员和研究人员。

那些年轻人白天当学生，晚上就成了小教员，现学现卖，把学来的知识掰碎了、揉烂了，变成自己的东西。

就这样，钱学森不动声色地给中国的国防科技，砌上了第一道防火墙。

这道墙，防的不只是技术泄露，更是思想上的“软骨病”。

解决了“外援”的问题，钱学森一头扎进了戈壁滩，开始了他的本行——造导弹。

在那片“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的鬼地方，他看到了另一番景象。

没有计算机，就拉来一屋子人，一人一把算盘，噼里啪啦地算。

没有精密仪器，老师傅们就靠着一双手、一双眼，硬是把零件给磨了出来。

是什么让这群人能爆发出这么大的能量？

钱学森琢磨了很久。

他发现，新中国手里握着一个最厉害的武器，这个武器，美国人看不懂，苏联人也学不来。

他把这东西总结成了自己的第二句嘱托，跟身边人念叨了半辈子：“什么时候都不能把毛泽东思想给丢了，那是咱们的根子。”

这话从一个世界顶尖科学家嘴里说出来，好多人当时听不懂，觉得是不是在说场面话。

可钱学森压根不是那个意思。

在他眼里，毛泽东思想不是几句口号，而是一套完整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一套能在“啥都没有”的绝境里找出活路、打出胜仗的“章法”。

这套“章法”的核心是啥？

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就是不管敌人多强，条件多差，都得先想着靠自己。

这套章法还讲究“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多少米就做多少饭，不吹牛，不空想。

更厉害的是它那种“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劲儿，在最不可能的地方找到对方的弱点，然后集中所有力量，一下给它干趴下。

钱学森亲眼看到，这套“章法”怎么把一个连铁钉都造不好的农业国，变成了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在短短二十年里搞出“两弹一星”的硬核国家。

他甚至跟人说，别小看这东西，美国的西点军校都在悄悄研究毛主席的游击战术，想从里面学到以弱胜强的秘密。

日本有些明白人也感慨，说能救日本的，只有毛泽东思想。

他们都看出来了，这种能把亿万人的思想和力量拧成一股绳的精神力量，比任何物质武器都可怕。

技术有了防火墙，精神有了主心骨，钱学森的目光看得更远了。

他抛出了他最深层、也是最让人后背发凉的那个担忧。

这句话，他可能是在某个下午，对着窗外的夕阳自言自语，也可能是在某个会议上对着一群高级干部严肃地提出来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一个民族，想要彻底瓦解它，其实很简单。

你不需要动用武力，只要抽掉他们男人的脊梁，拿走他们女人的廉耻，用不了几代人，这个民族自己就垮了。”

这话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中国，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

那时候的中国，刚从战火里站起来，人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劲。

男人，是邱少云、黄继光那样的硬汉，是“宁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王进喜。

女人，是能顶半边天的劳动模范，是朴素、坚韧的母亲和妻子。

谁的脊梁会被抽掉？

谁的廉耻会被拿走？

可钱学森在美国的生活经历，让他提前看到了那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他见识过好莱坞怎么制造明星，见识过消费主义怎么把人的欲望勾起来，再用商品填满。

他预见到，当炮火声远去，一种更甜蜜、更具麻醉性的“武器”会悄悄地进来。

它伪装成好看的电影、好听的音乐、好玩的游戏，不伤你一根毫毛，却能一点一点地泡软你的骨头，让你在舒服和安逸里，忘了自己是谁，忘了奋斗为何物。

几十年后，回头再看咱们东边的两个邻居，不得不佩服钱学森的眼光毒辣。

看看韩国，文化产业搞得风生水起，一个“韩流”能影响整个亚洲的审美。

但代价是什么？

是实体工业的某种空心化，是整个社会最优秀的年轻人，都削尖了脑袋想去当练习生，在舞台上化着精致的妆，接受粉丝的尖叫。

阳刚和坚毅，在某种程度上被秀气和柔美替代。

当一个国家的精英不再以成为科学家、工程师为最高荣耀，而是以成为娱乐明星为人生目标时，这个国家的“脊梁”，就在看不见的地方，慢慢变弯了。

再看看日本，经济腾飞后陷入了长久的停滞。

伴随而来的，是“风俗业”的极度发达，它成了经济的一部分，甚至是一种“文化”。

当女性的身体和尊严可以被明码标价，并被社会见怪不怪地接受时，“廉耻”这道最后的防线，就在金钱面前土崩瓦解了。

结果就是极低的生育率，家庭观念的崩溃，和整个社会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的“低欲望”状态。

这种用女人的尊严去换取短期利益或麻醉现实的模式，挖掉的是一个民族未来的根。

钱学森的警告，正是针对这种用感官刺激和娱乐至死来瓦解斗志的文化渗透。

他太清楚了，一个民族，当爷们儿普遍没了担当和血性，当女人家普遍没了自尊和底线，就算它有再多的钱，有再先进的武器，也成了一座被白蚁蛀空了根基的大厦，外面看着光鲜亮丽，里面早就糠了，一阵风就能吹倒。

晚年的钱学森，很少再公开场合提及这些沉重的话题。

他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系统工程学的研究和对年轻一代的培养中，在稿纸上一遍又一遍地演算着那些复杂的公式。

张纯如. (1995). Thread of the Silkworm. Basic Books. (中译本: 《蚕丝：钱学森传》)

郑谦. (2011). 《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 《上海党史与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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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历史迷雾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