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0年的鞍山，俩小伙子把天都捅了个窟窿，就为了件他们自己脑补出来的绿军装。

你以为偷枪是为了干一票大的？

错了。

1980年的鞍山，俩小伙子把天都捅了个窟窿，就为了件他们自己脑补出来的绿军装。

这事儿得从1980年12月22号那天说起。

辽宁鞍山，大雪下得跟不要钱似的，把整个钢铁城都给埋了。

晚上11点多，家家户户的窗户早都黑了，鞍山市公安局里却炸了锅。

电话线烫得能烙饼，传来的消息让在场所有人后脊梁骨直冒冷汗：海城驻军的一个指导员，把枪给弄丢了。

闯进局里的是指导员唐世明，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

按说军人那张脸，都跟石头刻出来的一样，可他那会儿，脸上就差写着“天塌了”三个字。

旁边还跟着他对象，姑娘也吓得脸煞白。

唐世明说话嘴唇都在抖，说他一个军用皮包，在新华影院没了。

包里头，一把54式手枪，11发黄澄澄的子弹，还有一份保密文件。

搁现在丢个手机都得急半天，在1980年，丢枪是个什么概念？

对军人唐世明来说，他的军人生涯基本上画上句号了，这比打仗负伤还窝囊。

对鞍山公安来说，这更是一颗在社会上乱晃的炸弹。

那年头，社会上不那么太平，这枪要是落到哪个不要命的亡命徒手里，指不定闹出多大事。

鞍山可是个老牌工业城市，最讲究的就是稳定生产，出了这种事，从上到下谁都交代不了。

警车顶上的灯在雪夜里一圈一圈地转，没响警报，但比响了还让人心慌。

专案组连夜成立，几十号人围着唐世明，把他一天干了啥问了个底朝天。

他这边，也是一肚子委屈。

当天下午从海城坐车到鞍山，本来是第二天要去送一份文件的。

好久没见对象了，小年轻谈恋爱，总得有点花样。

那会儿最时髦的，就是看电影。

俩人就去了新华影院，鞍山最大的电影院，放的是啥片子现在都记不清了，反正700多个座位，黑压压的全是人脑袋。

刚进场的时候，唐世明警惕性还挺高，那个装着他“第二生命”的皮包，死死地抱在胸前。

可电影一开始，灯一黑，银幕上男男女女打打杀杀的，他的心思也就跟着飘了。

那皮包又沉又硬，硌得慌，他嫌碍事，就顺手往座位底下一塞。

就这么一个下意识的动作，给他后半辈子都留下了阴影。

等到电影散场，灯一亮，人跟潮水一样往外涌，他弯腰去摸那个包，摸了个空，地上冰凉冰凉的，啥也没有。

那一瞬间，唐世明说他感觉自己浑身的血都凉了，比外头的雪还冷。

案子立马就得查，可上哪儿查去？

700多个观众，看完电影早都散了，像一把沙子撒进了鞍山城里。

那时候没监控，买电影票也不用身份证，谁是谁根本搞不清楚。

线索就只有唐世明和她对象那点模糊的记忆。

还是他对象心细，提供了一个关键情况。

她说，电影放一半的时候，后排有两个男青年，老是故意踢他们的座位。

她回头看过两眼，那俩人流里流气的，嘴里还叨叨咕咕，不像好人。

老刑警一听这话，眼睛就亮了。

这种故意制造小摩擦、转移注意力的搞法，是小偷惯用的伎俩。

紧跟着，电影院打扫卫生的阿姨也提供了一条线索。

她说对那俩青年有印象，是附近有名的“小混子”，没工作，天天在街上晃。

那天散场的时候，别人都慢悠悠地往外走，就他俩跟屁股着了火似的，跑得飞快，怀里还拿衣服裹着个方方正正的东西，看形状就是个公文包。

两条线索一对，目标基本就锁定了。

可新问题又来了，这俩人叫啥、住哪儿，没人知道。

要在几十万人的城市里找两个没名字的“小混子”，还是跟大海捞针一样。

80年代的警察办案，有自己的一套土办法。

一方面，各大车站、码头都派人去布控，把路堵死，防止嫌疑人跑外地去。

另一方面，玩起了人海战术，把排查的重点放在了电影院周边的居民区，划拉出5600多户人家。

这活儿可不轻松。

那时候社会上有个特殊群体，叫“待业青年”。

就是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后来落实政策回了城，但城里工厂萝卜多坑少，一下子没那么多工作岗位给他们，一大帮人就闲在家里。

人一闲，就容易出事。

光是新华影院附近，这样的青年就上千个。

专案组脑子活，没搞地毯式搜查，而是用了个筛选法。

第一步，在这一千多人里，先找出12月22号晚上去过新华影院的。

第二步，在这些人里，再把那些以前因为偷鸡摸狗、打架斗殴被处理过的给拎出来。

这么一层一层筛下来，熬了一个通宵，一份有55个名字的重点嫌疑人名单就出来了。

最后一步是认人。

公安没自己上，而是想了个高招，请了片区的两个街道主任出马。

这两位老太太，在自己那一片儿威信高得很，谁家孩子啥德行，她们心里跟明镜似的。

那些平时天不怕地不怕的“小混子”，见了警察可能还敢梗脖子，但见了看着自己长大的街道大妈，心里就先虚了三分。

两位老主任直接就摸到了吕家。

开门的是睡得迷迷糊糊的吕斌。

还没等老主任开口，吕斌他爹，一个老实巴交的老工人，就先抱怨开了：“这孩子昨晚去看电影，后半夜才回来，回来就睡得跟死猪一样，不知道是不是又在外面闯祸了。”

爹这一句话，等于直接把儿子给卖了。

公安人员一看有戏，顺势跟进，连哄带吓。

吕斌本来就做贼心虚，再被他爹一顿臭骂，心理防线当场就垮了，竹筒倒豆子，全交代了。

可他交代出来的偷窃动机，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觉得这事儿简直荒唐得没边。

吕斌说，他和同伙王某在电影院里，压根就没注意唐世明和他对象长啥样，他们俩的眼光，全被唐世明身上那套笔挺的绿军装给吸住了。

在那个年代，军人是全社会最崇拜的偶像。

一身军装，就代表着荣誉、地位和一份稳当的前途。

对吕斌这种在社会上瞎混、找不到出路的待业青年来说，那身绿军装的诱惑力，简直是致命的。

他们在黑暗里，脚碰到了唐世明座位底下的皮包。

一个念头就在俩人脑子里冒了出来：这是个军官的包，那里面会不会也有一套军装？

或者至少有个军帽、军大衣也行啊！

要是能搞到手，穿上在街上走一圈，那得多威风！

就为了这么一个不切实际的念头，他们决定动手。

之后不停地踢前排座椅，就是为了制造混乱，好让同伙趁机把包从座位底下给勾出来。

得手之后，他俩压根没想过包里有钱还是有枪，满脑子都是那件幻想中的“军装”。

因为包上了锁，他俩打不开，就商量着先回家睡一觉，第二天再找地方把锁撬开。

他们俩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偷的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个能把自己后半辈子都搭进去的玩意儿。

案子破了，枪和文件完好无损地找了回来。

唐世明指导员的军人生涯算是保住了，免于处分。

而吕斌和王某，为他们那个荒唐的“军装梦”，付出了被判处劳动改造的代价。

不到三年，一场席卷全国的“严打”运动拉开序幕，社会治安的面貌从此被彻底改变。

参考资料：

《鞍山公安志》（1997年版），关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社会治安案件记录部分。

王锐. "一九八〇年代城市待业青年问题研究." 《社会学研究》, 2005年第3期.

《人民公安》报，1981年相关案件简报及评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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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闲谈夜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