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夫之（1619-1692），后人称之“船山先生”。是中国明清之际思想家，“四大启蒙思想家”之一。近日，四集纪录片《船山先生》在湖南卫视、芒果TV开播，讲述王夫之历经家国破碎、坚持抗争，终成“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座孤峰”的经历。

纪录片《船山先生》海报。

华声在线全媒体记者 廖慧文 通讯员 李雪

王夫之（1619-1692），后人称之“船山先生”。是中国明清之际思想家，“四大启蒙思想家”之一。近日，四集纪录片《船山先生》在湖南卫视、芒果TV开播，讲述王夫之历经家国破碎、坚持抗争，终成“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座孤峰”的经历。

该片主创为纪录片《中国》的制作团队，而文学撰稿人是中南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聂茂。去年，王夫之诞辰405周年，聂茂出版了他写作了12年的长篇历史小说《王船山》。在漫长的时光里，聂茂阅读他，理解他，重塑他，与这位四百年前的哲人一起，在“自己的王国”里驰骋。纪录片首轮播出后，《湘江副刊》专访聂茂。

做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有惊喜也有遗憾

湘江副刊：总导演李东绅说，这次是他最难的一次创作。作为文学撰稿人，您有这样的感受吗？

聂茂：作为《船山先生》的文学撰稿人，我能够理解他所说的“最难”。原因在于，一是研究船山先生的资料都是学术性的，较为枯燥，不适合纪录片表达；二是船山先生存世的著作也是千万字，且他的著作非常难懂；三是船山先生所写文章涉及面太广；四是船山先生好古雅，爱用典，加之他一生不与清廷合作，为避免文字狱，他写得非常含蓄，即便是专业人士也很难真正读懂吃透；五是最重要的，船山先生生前寂寂无名，他的师长、同窗、朋友和家人等鲜有鼎鼎大名者，正因为此，要比较准确、全面、客观、真实地还原船山先生的一生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湘江副刊：您之前写了历史小说《王船山》，纪录片的撰稿与小说创作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听说纪录片的文本创作历时半年，纠结在何处？有没有什么遗憾之处？

聂茂：历史小说可以秉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可以虚构一些人物、一些场景、一些对话，可以虚构一个充满悬念又符合逻辑的文学世界。但纪录片则不同，它要求的是全面真实，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不允许任何虚构，都要经得起历史的核检。

2024年9月25日，我应邀参加纪录片启动仪式，作了发言。李导一听，当即推翻了自己团队历经半年的写作计划，决定由我来担任文学脚本的撰稿。我只花了5天时间就完成了写作。我的前期基础扎实，要做的工作是删减和核查细节。纠结在于，传记忠于历史和船山先生的人生轨迹，但相对平淡，缺少生活气息。因此，我要做的是在忠于传记和不违背纪录片制作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让人物鲜活起来。

现在播出的《船山先生》总体感觉很棒。要说遗憾，一是实景人的表演与大众心目中的形象有差距；二是船山先生的诗词歌赋没有很好地融入其中，这些作品既是他生命历程的徘徊挣扎，又是他的哲学深思与精神寄寓；三是船山先生的家人如父亲、大叔和大哥的影响有较大提升空间；四是石鼓书院与岳麓书院的求学经历及其同窗学友的青春岁月表达不够；五是在湖湘文化的传承性上如对屈原、周敦颐等承继与开新方面有所不足。

湘江副刊：纪录片中第一集就提到了当时的世界大势。晚明有开海思潮，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后，影响了部分国人的实学观，船山先生的思想是否受到此影响？

聂茂：船山先生正处于明清改朝换代、东西碰撞异常激烈的时代。当时，欧洲历算学的输入，以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为代表的中外学者合译书籍不下百种，这是中西文化交融相互影响的复杂时期。而船山先生对西学是持开放性的态度。

湘江副刊：船山学自晚清始显,受其滋养的一代代湖湘英杰为推进中国近现代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纪录片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后来者的身影（第四集的尾声），您怎么看待这样的影像叙事手法？

聂茂：我很赞赏这一集的叙事表达，其核心命题是“发现船山”以及这种发现的艰难过程。

坦率地说，船山先生的被发现和被重视是非常小概率事件，自他去世后的300多年，中国发生了多少大事，一大批仁人志士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地寻找理论依凭、价值坐标和精神支柱。

船山研究的学界之“热”与大众传播之“冷”

湘江副刊：船山思想艰深难懂，为何能在近现代以来还能有这样大的影响力？近几十年来，船山研究是“冷”还是“热”呢？

聂茂：船山思想难懂，但寻找革命真理和前进灯塔的先辈们中有很多能人圣贤。他们在前面做了许多阐释性工作，使得后来者越来越觉得船山思想的可贵与难得。这样的一个人，一生大部分时间流离失所，有许多机会去当大官挣大钱，可为了自己的信仰，他在南岳诸峰间徘徊，思考的是国家的复兴和民族的富强。而船山先生对中华民族崛起的渴望，不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渴望吗？这是船山先生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原因所在。

近几十年来，船山学的研究已经成为“显学”。但学界的“热”与大众的“冷”形成巨大反差，许多人搞不清王夫之、王船山、王阳明和王守仁等究竟是几个人。这就恰恰说明纪录片《船山先生》的制作和播放是多么的重要。在新媒体语境下，应不断推出一系列文化产品如电影、电视连续剧以及短视频等，将船山先生的形象和思想深入到大众中。

湘江副刊：船山先生一生以“亡国孤臣”身份自居。清廷还是和他有接触的，清朝的剃发易服令为什么没有波及他？他以文化区分华夷，在晚年对清廷的态度是否有较大的转变？

聂茂：清朝的剃发易服令当然波及了他，所以他躲进山里。当清廷派人上山时，他又不断漂泊、流浪。他一直瞧不起清廷，认为他们是“蛮夷”，但康熙盛世以及百姓安居乐业，让他感觉到世道发生变化。他不断追问和思考，终于探究出根由：康熙之所以出现盛世，统治者的治国理政的那套方略，正是他一直要维护的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正道”。

他深刻反省大明王朝的灭亡，终于意识到，自己苦苦捍卫的只是一个王朝中国。就像历史上所有的王朝一样，被滚滚的历史车轮所碾碎。所以，他有了文化中国与王朝中国的区分。

船山先生离王朝中国越来越远，距文化中国越来越近。许多年后，他才看清两者之间的深刻关系，不禁哑然失笑：他曾经飞蛾扑火般爱上的中国其实只是一个王朝，一个皇权，而这个王朝或皇权不在乎他的死活。

谱曲、弹琴、爱做饭，这个先生不“高冷”

湘江副刊：在一个自己并不认可的时代生活，且“屡战屡败”，他是如何自处、如何安放自我的？您希望船山思想如何启迪当代青年？

聂茂：船山先生的“立言”经历了否定、徘徊、思考、觉悟、肯定、执着等曲折过程。一开始，他是抱着“上马杀敌，下马读书”的报国情怀。但残酷的现实，将他的梦浇灭了。

当他历尽千辛从王朝中国跳出来，审视文化中国时，他的心终于安静下来。王朝中国可以亡，但文化中国一直在那里，不会因皇权的浮沉和朝代的更替而消失。这个文化中国的血液与魂魄不正是“文脉”吗？他可以把王朝中国里所经所思进行深刻全面的反省，给文化中国注入新的血液。这是他的信念所在，也是他的力量之源。

船山先生由此沉潜下来，看到了一个辽阔无边、生机勃勃的天下。他经历了南明的朝堂，也看清了百姓生活的苦难，他对历史以及历史进程的逻辑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对当代青年的启迪就是：要像船山先生那样，“相信就能看见”，乡试失败，他关注的还是“天下事，少年心”，不为自己的得失而改变自己的信仰。努力做一个纯粹的人、有自己王国的人、灵魂含香的人。

湘江副刊：无论是在著述中还是在纪录片中，船山先生都是比较严肃的形象。您在阅读和研究中，有感受到他其实是非常鲜活的吗？

聂茂：船山先生的“高冷”和“严肃”形象，完全是一种误读。他的爱好很广泛，好交友，喜辩论，喜酒，作诗，静养，打坐，样样都会。他家里有一把祖传的龙星剑，他很喜欢舞剑。他还会谱曲，也会弹琴。他有一把“独幽”古琴，晚年一直伴在身边，现在还被湖南博物院收藏。不仅如此，他还挺会做菜，衡阳一带流行的“夫之肉”，就来源于此。

有一次，他去好友兼姻亲刘庶仙家住了二十多天，临别时，他赠刘庶仙对联：“无事何必到南乡，不争名、不争利、不争地权，既住了二十多天，应该要快些走走；有心要求谋东西，志在国、志在民、志在世界，忙奔着五千余里，那晓得死便休休。”刘庶仙如获至宝，叹道：“唉，都说夫之兄文章诘屈聱牙，藏腑甚深，奇辞奥旨，灰雾晦涩。然此联有如幼儿学语，田妇叨家，通晓明了，一清二白。”刘庶仙郑重其事宣布：“此联从此乃镇家之宝，刘某必藏之绝处，传之后世也。”

你看，他是多么有情趣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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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一品姑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