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12月9日，一架飞机停在成都新津机场，这是国民党政权撤离大陆的最后一批飞机之一。蒋介石的亲信张群为张大千一家争取到3个飞往台北的飞机座位，张大千仓促打理行李，仅带四夫人徐雯波和三岁小女儿登机，庞大的张氏家族其余人员则留在大陆。自此，张大千离开大陆，直

1949年12月9日，一架飞机停在成都新津机场，这是国民党政权撤离大陆的最后一批飞机之一。蒋介石的亲信张群为张大千一家争取到3个飞往台北的飞机座位，张大千仓促打理行李，仅带四夫人徐雯波和三岁小女儿登机，庞大的张氏家族其余人员则留在大陆。自此，张大千离开大陆，直至1983年在台北病逝都未再回归。他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

1949年，国民党军队败局已定，但当时的局势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国共两党均在争取文艺界和知识界的精英。郭沫若在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的筹备委员会上对参会人员提出了政治立场要求。张大千作为无党派人士，在政治上没有明确的倾向，他与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如于右任、张群、罗家伦有艺术交往，但并无政治上的依附；与共产党在去国前既无恩怨，也无往来。这种复杂的政治环境让他对未来感到迷茫和担忧，不知新政权会如何对待文化艺术界人士，也不确定自己在新的政治格局中能否继续安心从事艺术创作。

素来倚重张大千、誉他为“五百年来唯此一人”的徐悲鸿，曾托人带来亲笔信邀他去北平工作。初接信时，张大千欣喜万分，但经过深思熟虑后却踌躇难定。他在四川有众多家眷和弟子，如果只身前往北平，留在四川的家人和弟子可能会遭到国民党的迫害；若携家眷一同前往，在当时的局势下又难以成行。这种对家人和弟子安全的担忧，使他无法下定决心前往北平，北行之事就此搁置。

对于张大千来说，台湾在当时相对稳定，国民党对艺术和人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尊重。在他搭乘飞机去台湾时，飞机上行李超重影响飞行安全，阎锡山座位下堆满黄金无人敢劝，而张大千携带几大箱个人画作，包含敦煌临摹壁画。教育部长杭立武深知这些文物的价值，权衡之下把自己的行李扔下飞机，将张大千的全部画作运上飞机，条件是张大千携带的画作要捐给故宫博物院。这一事件体现出国民党方面对张大千及其艺术作品的重视，让他觉得在台湾可能有一个相对安稳的艺术创作和生活环境。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着诸多困难，经济基础薄弱，很多人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在这样的情况下，艺术市场十分低迷，很少有人有闲钱来收藏字画。张大千靠卖画维持生计，且他在钱财上没有节制，爱乱花钱，庞大的家庭开支需要稳定的经济来源。如果留在大陆，他的艺术作品可能难以找到买家，经济上会陷入困境，无法维持他以往的生活水平和创作条件，这成为他离开大陆的一个重要经济因素。

当时，国际艺术市场对中国传统绘画有一定的需求和兴趣。张大千在海外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的作品在国际上受到关注。离开大陆后，他先后旅居台北、香港、印度、日本、巴黎、阿根廷、巴西、美国等地，足迹遍布欧美、东南亚。在海外，他有更多机会接触国际艺术市场，展示和销售自己的作品，获得更高的经济回报，从而保障自己的艺术创作和生活质量。

张大千与国民党的一些上层文化界人士有艺术交往，这些人在台湾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资源。于右任等，他们在文化艺术领域有一定的地位和话语权。在台湾，张大千可以继续与这些人交流合作，融入当地的文化艺术圈子，获得更多的艺术创作和展示机会。

台湾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和传统艺术的传承体系。张大千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绘画的研究和创作，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和执着的追求。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大陆的文化艺术界遭受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张大千在海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一些关于“文革”的信息，这些信息可能存在片面性和夸大性，使他对大陆的文化艺术环境产生了恐惧和担忧。他担心自己回到大陆后会受到政治运动的牵连，无法正常进行艺术创作，甚至可能面临人身安全问题。他托香港朋友给国内子女汇款无回音，给女儿写信也未得到回复，这让他对大陆的情况更加担忧和困惑，进一步影响了他回归大陆的意愿。

张大千离开大陆前往台湾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虽然他最终未能回到大陆，但他在海外依然坚持艺术创作，为传播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艺术成就和作品至今仍受到人们的喜爱和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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