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专栏选择“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为观察切片，中国民营企业——它们从改革开放的浪潮里萌芽，在互联网革命中生长，于全球化竞争里突围，最终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齿轮转动的关键力量。每天拆解一家名企，不是为了罗列商业成就，而是要从它们的成长脉络里，找到那些穿越风浪的智慧：
本专栏选择“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为观察切片，中国民营企业——它们从改革开放的浪潮里萌芽，在互联网革命中生长，于全球化竞争里突围，最终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齿轮转动的关键力量。每天拆解一家名企，不是为了罗列商业成就，而是要从它们的成长脉络里，找到那些穿越风浪的智慧：是关键时刻的战略抉择，是坚守初心的笨功夫，更是与时代同频的创新勇气。
今天我们要解读的第41家是：蚂蚁集团，始于2003年支付宝“信任补丁”，凭移动支付革新重构消费习惯、借余额宝掀起金融普惠鲶鱼效应，穿越上市折戟调整后，聚焦蚂蚁链与AI技术落地跨境支付、供应链金融等场景，从万亿金融科技巨头转型为深耕产业与普惠的科技服务商的蚂蚁集团。
2003年深秋的杭州，华星科技大厦8楼淘宝办公室里，速溶咖啡的苦味混着键盘敲击声飘在空气里。马云背手站在玻璃隔断外，盯着里面争执的几人，眉头拧成疙瘩。
“用户拍下不敢付钱，卖家发货怕收不到钱——这生意没法做！”淘宝早期核心成员师昱峰摔了鼠标，声音里满是急意。彼时淘宝上线刚满3个月，日订单量勉强过百，“支付信任”这个死结，像块巨石压在所有人心里。
马云推开玻璃门走进来，手指在白板上画了个圈：“银行不跟我们合作，就自己造个‘信任中介’。用户把钱打给我们，确认收货再转卖家，出问题淘宝兜底。”
没人想到，这个应急的“补丁”，后来会生长成市值一度破2万亿的蚂蚁科技。从2003年支付宝到2020年上市折戟，再到如今聚焦科技转型，这家企业的20年，是中国互联网金融的缩影，更是一场关于创新、野心与边界的漫长博弈。
2003年10月，淘宝团队接到死命令：1个月内做出“担保交易”工具。当时银行普遍看不起这个刚起步的电商平台，工行杭州分行的人见彭蕾时直言：“你们这种小公司，找我们合作是浪费时间。”
负责项目的是三个年轻人：师昱峰（花名“虚竹”）、麻长炜（花名“麻神”）和漆远。他们在办公室支起折叠床，每天工作18小时。最棘手的是“钱怎么存”——没有银行接口，只能用个人银行卡代收，每天手工对账到凌晨。
“第一次测试，我用工资卡转了1块钱到‘担保账户’，刷新后钱没了。”师昱峰后来回忆时笑，“当时腿都软了，以为搞丢了用户的钱，结果是系统延迟。”
2003年10月18日，支付宝作为淘宝附属功能上线，第一个用户是浙江义乌卖家陈女士。她卖的饰品被拍下后，买家犹豫半天还是付了钱，理由是“淘宝说会退给我”。3天后买家确认收货，陈女士收到第一笔支付宝转账——198元。她给淘宝客服打电话，声音发颤：“这东西，真能赚钱？”
那时的支付宝还没注册公司，没有金融牌照，连盈利模式都没有。马云在内部会议上放话：“先做起来，出了问题我来扛。”这句话，成了早期团队的定心丸。
2004年，淘宝日订单量突破1000单，支付宝用户超10万，但新问题来了：越来越多用户问“我的钱存在你们这安全吗？”银行也开始施压，说支付宝“违规开展支付业务”。
马云找来了彭蕾——当时的阿里巴巴人力负责人，让她接管支付宝。很多人反对，彭蕾既没金融背景，连网银都很少用。但马云说：“支付宝要的不是懂金融的人，是懂用户、懂信任的人。”
彭蕾接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注册“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让支付宝第一次有了“合法身份”。接着她打出两张关键牌：
一是推出“全额赔付”承诺，只要用户因支付宝被盗刷，不限金额全额赔偿。当时团队反对，觉得会亏死，但彭蕾说：“信任是支付宝的命，命都保不住，谈什么赚钱？”
二是主动跑银行合作。她带着团队跑遍全国12家主要银行，磨了3个月，终于和工行达成合作——工行开放接口，支付宝接入网银系统。签约那天，彭蕾在会议室哭了，不是高兴，是“终于不用再躲躲藏藏了”。
2004年底，支付宝用户破100万，交易总额超1亿元。彭蕾在年度总结会上说：“我们不是在做支付，是在做‘信任’。用户敢把钱交给我们，就不能让他们失望。”
2010年，支付宝迎来第一次生死考验。当时阿里巴巴集团是外资控股（雅虎和软银持股超70%），而支付宝要申请“第三方支付牌照”，中国规定外资企业不能持有支付牌照。
摆在马云面前的选择很残酷：要么放弃牌照，让支付宝沦为外资工具；要么把支付宝从阿里剥离，转为内资企业——但这会得罪雅虎和软银股东。
“那段时间马云每天只睡3小时，办公室的灯常常亮到凌晨。”当时阿里CFO蔡崇信后来回忆，“他跟我们说，‘支付宝必须是中国的公司，这不是生意，是底线’。”
2010年8月，马云做出震惊行业的决定：将支付宝股权从阿里剥离，转让给由他和彭蕾等人控制的内资公司。雅虎强烈反对，软银董事长孙正义飞到杭州，跟马云吵了整整一天。
“孙正义说我‘违背股东协议’，我告诉他，‘我首先是中国人，然后才是股东’。”马云后来在内部演讲中提到，“如果支付宝没了牌照，所有努力都白费，中国第三方支付行业也可能被外资控制。”
最终三方达成协议：支付宝保持内资身份，未来上市后阿里将获得37.5%的股权收益。这场“VIE风波”让马云背上“不守契约”的骂名，但也让支付宝保住了牌照——2011年5月，它拿到中国第一张第三方支付牌照。
2013年6月13日，支付宝上线“余额宝”——用户把闲钱转进去，收益比银行活期高10倍，还能随时赎回购物。
没人想到这个简单功能会掀起“金融革命”。上线7天规模破100亿元，3个月超1000亿元，2014年初突破5000亿元，用户数超1亿。
余额宝的爆发刺痛了银行。当时银行活期利率只有0.35%，而余额宝7日年化收益率高达6%以上。大量用户把钱转走，银行开始集体围剿：
多家银行限制支付宝快捷支付额度，从每天5万元降到1万元；有银行高管公开指责余额宝“是趴在银行身上的吸血鬼”；甚至有银行联合起来，要求基金公司停止给余额宝提供货币基金产品。
“那段时间每天都能收到银行投诉函，监管部门也找我们谈话。”当时负责余额宝业务的蚂蚁金服副总裁祖国明回忆，“我们不是要跟银行对着干，是想让普通人也能享受到高收益理财服务——银行不愿意做的小事，我们来做。”
余额宝的意义远不止“吸金”。它第一次让中国普通用户知道“货币基金”，推动银行存款利率市场化。2014年，多家银行推出“类余额宝”产品，活期利率也开始上浮。正如马云所说：“余额宝不是颠覆银行，是倒逼银行进步。”
2014年10月16日，阿里巴巴宣布以支付宝为核心，成立“蚂蚁金融服务集团”（简称“蚂蚁金服”），彭蕾任CEO，井贤栋任CFO。这一天，支付宝正式从“支付工具”转向“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蚂蚁金服成立时定下三大业务板块：
支付业务以支付宝为核心，覆盖线上线下，包括扫码支付、NFC支付等；理财业务以余额宝为起点，推出“蚂蚁聚宝”（后更名“蚂蚁财富”），接入基金、保险、黄金等产品；信贷业务针对个人推“花呗”（消费信贷），针对小微企业推“借呗”（经营性贷款）。
“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一个普通人、每一个小微企业，都能享受到平等的金融服务。”彭蕾在成立仪式上说，“在中国，很多人没有信用卡，很多小微企业贷不到款，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当时蚂蚁金服已有超3亿用户，年交易总额超10万亿元。但彭蕾知道这还不够——支付业务利润率低，要做大必须切入利润更高的理财和信贷领域。
2015年4月，蚂蚁金服推出“花呗”，用户淘宝购物可先消费后还款，额度500元到5万元不等，免息期最长41天。同年6月“借呗”上线，用户可申请小额贷款，按日计息，最快1分钟到账。
这两个产品迅速抓住年轻用户和小微企业需求。2015年底，花呗用户破1000万，借呗累计放款超100亿元；2016年，花呗用户破1亿，借呗累计放款超1000亿元。
争议也随之而来：有媒体报道部分大学生用花呗过度消费，甚至“以贷养贷”；监管部门关注到借呗贷款利率高达18%，远超银行；有专家质疑蚂蚁金服没有银行牌照，却做“类银行”业务，存在金融风险。
“我们不是在‘放高利贷’，是在服务银行服务不到的用户。”井贤栋在2016年采访中回应，“银行给小微企业贷款要抵押担保，流程要几个月；我们用大数据评估信用，1分钟就能放款，利率高一点是为了覆盖风险。”
为应对争议，蚂蚁金服做了两个调整：限制大学生使用花呗，将借呗利率从最高18%降到14%以下。但这没阻止扩张——到2018年，花呗用户破3亿，借呗累计放款超1万亿元。
2016年，蚂蚁金服加速全球化布局。当时国内支付市场竞争激烈（微信支付市场份额超30%），海外市场还有巨大空间。
它的全球化策略主要有两种：投资并购和技术输出。投资并购方面，2016年以12亿美元收购美国MoneyGram（速汇金），2017年以2.15亿欧元收购德国Wirecard（后因财务造假倒闭）；技术输出方面，在印度与Paytm合作，在泰国与AscendMoney合作，输出支付宝技术和模式。
印度Paytm是最成功的案例。2015年蚂蚁金服向其投资5亿美元，成为最大股东，随后帮Paytm搭建移动支付平台，推出“余额宝”式理财产品。到2018年，Paytm用户破3亿，成印度最大移动支付公司。
但全球化并非一帆风顺。2017年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MoneyGram收购案；2018年Wirecard因财务造假倒闭，蚂蚁金服投资血本无归。
“海外市场的风险比我们想象的大。”当时负责全球化业务的蚂蚁金服副总裁道格拉斯・费根说，“每个国家监管政策、文化习惯都不一样，不能把国内模式直接复制过去，必须本地化。”
2018年6月，蚂蚁金服完成新一轮融资，金额达140亿美元，估值突破1500亿美元，成全球估值最高的独角兽公司。
这次融资的投资方包括沙特主权基金、新加坡淡马锡、美国黑石集团等全球顶级机构。投资者看好蚂蚁金服的理由有三个：庞大的用户基数（支付宝全球用户破10亿，其中国内超8亿）、多元化的业务结构（支付、理财、信贷协同发展，营收更稳定）、强大的技术能力（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投入形成技术壁垒）。
当时市场普遍预测，蚂蚁金服将在2019年启动上市，目标市值超2000亿美元。彭蕾在内部会议上定目标：“2020年，蚂蚁金服要成为全球最大的金融科技公司，服务超20亿用户。”
没人知道，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
2018年下半年，中国监管部门加强对金融科技公司的监管。导火索是“现金贷”行业乱象——大量无资质公司做高利贷、暴力催收，引发社会问题。
虽然蚂蚁金服的花呗、借呗不属于“现金贷”，但也受波及。2018年10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明确要求“各类机构以利率和各种费用形式收取的综合资金成本，应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禁止发放或撮合违反法律有关利率规定的贷款”。
随后监管部门对蚂蚁金服提了三项要求：花呗、借呗资金来源必须合规，不能通过“ABS（资产支持证券）”无限循环放贷；加强用户信用评估，禁止向信用不良用户放贷；披露贷款利率，禁止收取“砍头息”等隐性费用。
“那段时间我们每天跟监管部门沟通，调整业务模式。”井贤栋后来回忆，“我们意识到，金融科技不是‘无监管’的借口，必须在合规前提下发展。”
为应对监管，蚂蚁金服做了两个重要调整：将花呗、借呗业务剥离到独立的重庆蚂蚁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减少ABS发行规模，从2017年的2000亿元降到2018年的1000亿元以下。
2019年1月，蚂蚁金服宣布彭蕾卸任CEO，由井贤栋接任，彭蕾转任董事长。这是蚂蚁金服成立以来第一次重大leadership调整。
彭蕾卸任的官方说法是“为了培养年轻团队”，但业内普遍认为与监管收紧有关——彭蕾主导扩张期，而井贤栋更擅长合规和风控，适合应对监管环境变化。
井贤栋接棒后提出“科技驱动、合规先行”战略。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成立“合规与风险管理部”，提升为一级部门，直接向CEO汇报。他还在内部会议上强调：“合规不是成本，是底线；风险不是风险，是机会——只有控制好风险，才能走得更远。”
在他带领下，蚂蚁金服减少对信贷业务的依赖，加大科技投入。2019年研发投入超100亿元，重点布局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其中区块链技术在跨境支付、供应链金融等场景的应用开始落地。
2020年7月，蚂蚁金服宣布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和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同步上市。这是中国资本市场第一次有互联网巨头同时在A股和港股上市。
当时蚂蚁金服的营收和利润保持高速增长：2019年营收破1200亿元，净利润超180亿元；2020年上半年营收破700亿元，净利润超200亿元。
上市前的路演中，蚂蚁金服向投资者传递两个核心逻辑：一是“科技公司”而非“金融公司”，二是“普惠金融”的长期价值。招股书显示，科技业务（技术服务费、云计算等）营收占比超40%，金融业务（支付、理财、信贷）占比低于60%。
投资者热情空前高涨。2020年10月27日IPO申购启动，港股公开发售超额认购超150倍，A股网上申购冻结资金超1.3万亿元，创历史纪录。当时市场普遍预测，蚂蚁金服上市市值将破2万亿元，成全球最大IPO。
马云在路演中说：“蚂蚁金服的使命，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我们不是在做金融，是在做科技，用科技推动金融的普惠。”
2020年11月2日，距离蚂蚁金服上市还有1天，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联合约谈蚂蚁集团主要负责人，包括马云、井贤栋、彭蕾等。
约谈核心内容有四个方面：回归支付本源，提升交易透明度；依法持牌经营，将金融业务全部纳入监管；防范金融风险，控制信贷规模；保护消费者权益，规范收费行为。
第二天，上交所和港交所同时发布公告，宣布蚂蚁集团上市申请“暂缓审议”。原本计划11月5日上市的蚂蚁集团，上市之路突然中断。
消息传来，市场一片哗然。蚂蚁员工懵了——很多人刚买了股权激励，原本期待“一夜暴富”，现在面临“股权缩水”风险；投资者也慌了——港股中签者担心资金能否退回，A股打新者等待消息。
马云在约谈后很少公开露面。井贤栋承担起应对危机的责任，他在内部会议上对员工说：“我们要正视监管的要求，反思自己的问题。上市不是终点，是起点。现在要做的是整改，是回归初心。”
2021年4月，蚂蚁集团发布整改方案，核心内容包括：
成立金融控股公司，将支付宝支付业务、蚂蚁消金信贷业务、蚂蚁财富理财业务等全部纳入，接受央行统一监管；剥离金融牌照，将蚂蚁消金股权转让给其他机构，蚂蚁集团不再控股；规范信贷业务，花呗、借呗放款规模不得超过蚂蚁消金资本净额的10倍，禁止通过ABS无限循环放贷；聚焦科技业务，加大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投入，将科技业务作为未来核心增长点。
整改方案落地后，蚂蚁集团启动一系列业务调整：2021年6月，蚂蚁消金完成股权转让，蚂蚁集团持股从100%降到50%以下；8月，花呗用户额度普遍下调，从最高5万元降到2万元以下；10月，宣布将区块链业务独立，成立“蚂蚁链科技有限公司”。
“整改不是退步，是为了更健康地发展。”井贤栋在2021年年度总结会上说，“过去我们可能太关注规模和速度，忽略了风险和合规；现在要慢下来，把基础打牢，把科技做深。”
2022年以来，蚂蚁集团将重心转向科技业务，最受关注的是蚂蚁链和人工智能。
蚂蚁链是蚂蚁集团自主研发的区块链平台，2016年启动研发，2021年独立运营。截至2023年底，已应用在多个领域：跨境支付领域，与渣打银行合作推出“区块链跨境支付平台”，将跨境汇款时间从3天缩短到10秒；供应链金融领域，与茅台、海尔等企业合作，通过区块链追踪商品流转，帮助上下游小微企业获得贷款；数字版权领域，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合作推出“区块链版权登记平台”，帮助创作者快速登记版权，防止侵权。
人工智能方面，蚂蚁集团在2023年推出“蚂蚁大模型”，主要应用于金融、客服、风控等领域。客服领域，蚂蚁大模型能自动识别用户问题并提供精准回答，准确率超95%；风控领域，通过分析用户交易数据识别欺诈行为，误判率降低30%。
“科技业务的商业化，需要时间和耐心。”蚂蚁链CEO蒋国飞说，“区块链和AI不是‘炫技’，是要解决实际问题。比如跨境支付的痛点是慢、贵、不透明，我们用区块链解决了这些问题，这就是价值。”
2024年以来，有消息称蚂蚁集团在筹备重启上市，但官方未确认。不过从业务数据看，整改已取得阶段性成果：2023年营收超1500亿元，科技业务营收占比超50%；花呗、借呗不良率控制在1.5%以下，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蚂蚁链商业化收入破50亿元，成新增长点。
现在的蚂蚁集团不再高调。官网介绍中“科技”成关键词，“金融”表述明显减少；高管很少公开露面，更多是埋头做业务。
“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做一家‘低调而有实力’的科技公司。”井贤栋在2024年内部信中说，“过去追求‘大而全’；现在追求‘小而美’——把每一项科技业务做深、做透，真正为用户和企业创造价值。”
2024年深秋，杭州天气转冷。华星科技大厦早已不是蚂蚁科技总部——现在它搬到了更宽敞的蚂蚁Z空间。但Z空间展厅里，仍陈列着2003年支付宝上线时的第一台服务器，旁边屏幕循环播放着义乌卖家陈女士收到第一笔货款的故事。
回望蚂蚁科技20年，它的“功”很明显：改变中国支付习惯，让移动支付普及到每个角落，甚至农村；推动普惠金融发展，让上亿普通人、上千万小微企业获得金融服务；引领中国金融科技创新，在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领域走在全球前列。
它的“过”也不容忽视：早期扩张过于激进，忽视金融风险，引发监管关注；部分业务存在“监管套利”嫌疑，用科技名义做金融生意；对用户数据保护不够，存在隐私泄露风险。
但无论如何，蚂蚁科技的20年，都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缩影——从“野蛮生长”到“规范发展”，从“追求规模”到“追求价值”。正如马云在2023年内部演讲中所说：“企业的成长像一棵树，小时候需要阳光雨露，长大了需要修剪枝叶，才能长得更高、更稳。”
现在的蚂蚁科技，不再是追求“万亿市值”的巨头，而是回归“科技服务商”定位。它的未来或许不会再波澜壮阔，但会更扎实、更稳健。
毕竟对一家企业来说，20年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
来源：沐南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