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郭如贞，女，生于1968年，广东汕头人。1984年，16岁的郭如贞来深圳打工。她从最基层做起，从一名普通女工逐步成长为车位管理员、车间主任、生产总管、生产经理，1996年任生产总监兼职工会副主席和女职工委副主任。1999年至2001年度被评为宝安区外来先进劳务
/ 口述时间 /
2024年5月14日
/ 口述地点 /
深圳市宝安日报社
/ 本期采写 /
张萍
/ 本期摄影 /
李雅静 陈文韬 李秉蓉
郭如贞，女，生于1968年，广东汕头人。1984年，16岁的郭如贞来深圳打工。她从最基层做起，从一名普通女工逐步成长为车位管理员、车间主任、生产总管、生产经理，1996年任生产总监兼职工会副主席和女职工委副主任。1999年至2001年度被评为宝安区外来先进劳务工，2005年以外来劳务工身份获评“全国劳动模范”。
郭如贞在车间对生产作业进行监督指导。
深圳第一代“打工妹”：机器轰鸣里的改革序曲
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宝安区曾是中国最早吸引外来劳务工的地方，也是劳务工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当时我对深圳也很向往。
我在16岁的时候离开家乡来深圳务工。还记得早上6点多，我们同村10多个人一起坐车出发，第一次坐大巴还晕车，很晚才到深圳。当时居住的地方还是泥路，四处都在开发，没有路灯，到了晚上黑黑的，也不敢出门。
我刚进华兴手袋厂（成功皮具厂前身）的时候仅有十几个工人，会缝纫的车工才几个人，当时招缝纫车工比较严格。我记得当时去面试时，有两个香港师傅和工厂厂长及车间主任，几个人站在我面前看。因为我读书毕业后在老家报名自费学习过服装设计和裁缝，所以刚好有一点这方面的经验技术，虽然老家的缝纫机是用脚踩的，而考试时使用的是电动缝纫车，不过我还是顺利被录用了。
当时工厂只有一栋二层楼高的小厂房，厂房和设备都非常简陋，生活条件也很艰辛。跟我一同来深圳打工的十几个姐妹由于没有缝纫基础，所以没有被华兴手袋厂录取，去了别的工厂打工，坚持几个月后觉得工作和生活太过困难，还是选择回老家种田了。
那时候工厂工友冬天都用冷水冲凉，我们在老家是用热水冲的，刚开始真的很不习惯，经常下午用桶装一桶水在太阳底下晒热。一下班很多工友第一时间先冲去冲凉房冲凉，没有太阳时偷偷用热水壶打一壶热水倒在桶里才没这么冷，但洗时依旧会打冷颤。
当时我们工厂只做一个欧洲客户，客户老板在欧洲也有开工厂做手袋，他经常过来指导我们工作，整个手袋制作流程都会亲自安排，包括工厂机械摆放、台面摆放等。最早我是一名车工，客户会安排十多个做胶水的工人将手袋半成品用双面胶纸粘好锤平整后给我车货。正常是车位管理将胶水工人粘好的半成品拿给我车货，因胶水工做的太慢要几件几件拿，管理很忙，经常没时间拿给我，后来我自己会去拿，有时也经常帮他们做胶水台面工作。
在做胶水粘好锤平整后，我计算过一件做的时间比我车货的时间要慢很多很多。后来我拿了几件没有用双面胶纸粘过的半成品自己试着车货，出来的效果同用双面胶粘的一样，但效率快了很多，还省了双面胶纸钱和十几个工人的人工，并且还环保。
最开始香港师傅还不同意我这样做，后来看到我做得又快又好就同意了。过了一段时间欧洲客户来，看到几张台没有在原来的位置，工人也没有做这道工序就大发脾气。香港师傅带客户到我电车旁边看我车货后，客户竖起了大拇指。后来他每次来都会站在我的车旁边看我车货，有一次发现我没有坐在那里车货，还问香港师傅我是不是辞职不干了。几年后客户的妻子还来找我说帮我申请去欧洲管理他们的工厂，但我最终没有去。
我记得当时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以上，每个月可以赚到六七十元，吃一餐饭只要两三毛钱。因为工厂是计时工，其他工友做完自己手头事就坐在岗位上等货。我自己车完手头上的货经常去帮助其他工友做胶水台面工作或包装成品工作。经过一两年时间，我几乎每个部门的工作都做过，也就是手袋所有流程工序都有所掌握，常常是车间里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的人，两年后我被提拔为车位管理员，工资也涨了二三十元。
参加表彰大会回来在广州机场接受记者采访。
从手袋厂到阿玛尼订单：迈向世界工厂的跃迁
我深知自己文化水平不高，要在来自五湖四海的务工者里脱颖而出，做出一点成绩，只有努力再努力。后来，我成为车间主任。尽管车间工作琐碎而繁杂，我仍积极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充电，钻研业务，经过两年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工作，又被任命为生产总管。
我们公司当时主要是生产真皮手袋，接订单有全真皮手袋和真皮配PVC手袋，也有真皮配尼龙料。配PVC手袋来料发现和真皮颜色不相同，需要马上安排去东莞改PVC颜色。
当时东莞只有一两家工厂会改PVC颜色，同时也有很多工厂会去改色。我们要先预约好，而且要赶在他们上班之前到，有时在那里等到晚上才排到我们。有时等了一天还没有安排上人帮我们改色，回到工厂已经是凌晨，明天一样要很早赶过去第一个改色。经常改回来颜色又和真皮颜色有色差，就得重新回去改，这样一个颜色来回改几次就耽误了几天时间，不仅给公司增加了很大成本，而且严重影响交货期。
因此加通宵班是经常的事，客户和我都很着急，但也没有办法，只能等着。记得有一个颜色改了几次都和真皮不相配，我只能自己亲自去东莞改色厂重改，在改色车间第一次看到改色制作过程，我觉得我们自己也可以做到。回来公司后我建议老板自己购买改色机器来自己改色。
当时购买改色机器要一两百万元，加上每个颜色都需要买色油来调色，总数要两百多万元。为了能准时交货，老板也同意了我的建议。不过对外招改色师傅很难，东莞只有一两家改色厂，也只有十多个改色师傅，他们也不会跳槽。只能我亲自去调色打样板，在改色部门研究摸索了半个月，调色改出来成功后，我在车间找了一个工人来教他怎样调色配比、如何改色控制机器等。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改色车间终于可以生产了。
在调试时我在香港刚买的两套新衣服不慎搞到色油报废了，当时是有点心痛的，但我还是觉得值得。全工厂工人不用经常加通宵班，不用去东莞改色来来回回跑严重影响货期，公司不用增加很多成本，又能准时交货，也得到了客户的好评和信赖。
随着公司不断扩大，在行业内也有一定口碑，有很多客户找我们下订单。当时一家日本公司开发设计了手袋配一个很漂亮的小公仔挂件，是用很薄很薄的尼龙料来做的。客户介绍了几家玩具工厂帮我们加工，最后质量都达不到要求。我们也找了几家玩具厂，同样没有达到客户要求。因为质量要求太高，玩具厂也不敢接我们的订单。
为了能保质保量准时交货，我和客人沟通想在公司新开一个车间生产玩具小公仔，客户最开始觉得我们应该做不了，后来经过我无数次打板修改经客户核定后，最终在工厂全体员工共同努力下准时完成货期，同时也得到了客户信赖和好评。后来客户还开发设计了一个款式高档公仔背包下单给我们生产。
虽然这个过程会累一点，但可以解决客户因加工厂质量和交货问题影响订单没办法按时出货的担忧，客户开发有什么新产品都会优先选择我们公司。记得我们公司接意大利品牌阿玛尼手袋订单的同时，也接了阿玛尼男装钱包和女装腰带皮带。我们此前对钱包和皮带没有任何相关生产经验，但经过再三衡量和为了满足客户需求，还是接下订单，开始筹备钱包车间和皮带车间生产线及机器设备。生产车间工人和管理人员都是从本厂员工里调用的，经过大家不停打板研究探索、反复修改，终于如期完成订单。
我从一线女工一步步逐渐成长，就是靠着独立思考创新，靠着对行业的投入专注和钻研学习，熟练精进自己的业务能力。只要肯不断思考，坚持实事求是，面对问题不退缩、不气馁，科学认识、分析、解决问题，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工作方法，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不怕挑战的精神，因为挑战往往就意味着机遇。
郭如贞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表彰大会。
26岁本土经理打破外聘高管惯例：“三来一补”企业的品牌化突围
上世纪90年代初，宝安区类似于成功皮具厂这样的三来一补企业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一个标志性的特征就是需要大量招工，公司规模迅速扩张，高峰时有近2800名员工。
公司决定将原先的几个香港师傅全部撤走后，由我担任生产经理，全面管理厂里的生产工作。因为深圳改革开放初期工业技术还没有很成熟，所有外企工厂都会聘请很多来自港台的管理人员或者有经验的外国人，我们应该是在外企里最先聘请内地人全面管理的工厂。
客户来参观，看到是我这个仅26岁的内地人在全面管理工厂生产，就会担心下了单能不能够准时保质保量交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提高专业与技能，靠着自强自立自尊自重，踏实认真工作，保质保量完成客户订单。在担任生产经理到生产总监的22年里，我们没有因为质量问题被客户退货。
有几次香港公司同事跟我说，她们在香港火车上和香港海关排队过关时，听到香港人在聊天时说成功皮具厂有一个郭经理是内地人，一个人管理两千多人，没有聘请香港人或者外国高管师傅。因为当时内地刚改革开放，工业技术还没有成熟，加上我们很多工人都是刚从农村出来的，读书也比较少，有一些招来的工人发工资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觉得没有聘请外企或港资企业高管或外国人来管理工厂是不可能的事，很不可思议。
公司在不断扩大的同时也需要大量车间管理人员，工厂的管理人员都是我在车间一线普通工人里选拔出来的，没有向外招管理人员，都是亲自手把手教他们。我觉得虽然辛苦一点，他们和我一样都是来自农村的普通人，应该让他们有机会同我一起成长。
从打工妹到“全国劳动模范”：与深圳改革开放同频共振
20多年的时间，我从一名普通打工妹成为企业管理者。作为深圳几百万劳务工群体的一份子，我的成长是深圳宝安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外来工大量涌入的历史见证。
为适应市场，我在生产、技术、管理等方面进行革新，我从基层务工人员内心需求出发，把员工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把他们的困难也当作自己的困难，力求从规章制度上保障员工权益。同时借助自己担任公司工会副主席及女职工委副主任的便利，积极为工人争取福利，改善待遇，为公司构建和谐务工环境。
2005年，我国首次把进城农民工纳入全国劳动模范的评选范围。宝安区总工会把我推举为深圳第一位当选“全国劳动模范”的外来劳务工。那一年，全国首次有 20名外来劳务工评上“全国劳动模范”，其中广东省有两名。
外来务工人员当上全国劳模，这在全国是第一次，标志着外来务工人员创造的价值、所作的贡献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充分肯定。
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从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表彰大会回来抵达广州机场的时候，宝安区领导和龙华街道领导，还有公司工友们一张张熟悉的、不熟悉的面孔都手捧鲜花出现在我面前，还有记者拍照时“咔嚓咔嚓”的声音，我一下子都懵了，反应过来后是非常喜悦的，内心充满了感恩、感谢。
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劳务工、普通的打工妹，很幸运成为深圳几百万外来劳务工中的一个代表。在三十多年如一日的务工生涯中，我持之以恒地奋斗拼搏，做好充足的准备，抓住了深圳改革开放的时代机遇。我的成长离不开公司所有员工对我工作的支持和配合，离不开客户对我的信赖和鼓励。我也深深知道，这些荣誉更是对我的鞭策，我要继续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让广大劳务工兄弟姐妹们看到，即使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只要不怕艰苦、踏实肯干、不断创新，一样可以为建设宝安、建设深圳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更加努力地工作，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和公益事业。这座城市汇聚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语言习惯和生活方式。然而，在深圳，这些差异并没有成为障碍，反而成为一种独特的魅力。
在这里，我可以通过努力工作和学习不断提升，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个城市从贫穷落后到繁荣昌盛的奇迹，这让我更加坚信改革开放是正确的道路，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采访手记
奋斗精神永不过时
在郭如贞的讲述中，那个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的时代气息仿佛扑面而来，车间里永远不知疲倦的身影，总是想着怎样更好地完成产品目标，她没有辜负一个伟大的时代，也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郭如贞是千千万万来深建设者的代表，他们在改革开放初期，来到这片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土地上，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为深圳的发展崛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效率就是生命，奋斗绽放光芒，从一名车工做起，到几千人规模企业的生产经理，在同一间工厂，她埋头“把工作做好，做得更好”，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了人民大会堂，成为深圳市首位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的外来劳务工代表。
这份荣誉让她有了更大的责任和使命，实干又忙碌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歇，退休后还积极为社区服务，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和公益事业，饱含着对这座城市的深情。而她又是那样朴实淡泊，被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几年后回到家乡，她用慰问金请父母出去吃了一顿饭，老人才知道女儿获得了这么大的荣誉。
别人说，谁能像她那样几十年都拼命做呢？为工友们办实事，为客户想最好的方案，即使退休以后，曾经的客户们仍然把她作为极好的朋友。她投入了全部心血和热情，也收获了信任和情谊。她让我们看到了奋起方可追赶的那道光，这样的光也汇聚成我们这座城市的梦想之光。
郭如贞的成长历程也是深圳发展奇迹的缩影。作为这座城市的“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有很多像她这样的早期建设者已经扎根在深圳继续奉献余热，也有一些人回到了家乡，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于是记录下他们的故事和鲜活的面孔。
还有更多的年轻人踏着一代又一代建设者的足迹继续前行——奋斗精神永不过时！
来源：宝安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