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雍正三年正月十五，北京城还笼罩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紫禁城上书房已亮起烛光。九岁的皇四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皇帝）被太监轻声唤醒，在宫人服侍下更衣洗漱。当他踏进书房时，漏壶显示刚过凌晨三点。满文师傅徐元梦已端坐案前，指着《满文老档》中一段太祖训谕，示意皇子开始晨读。

雍正三年正月十五，北京城还笼罩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紫禁城上书房已亮起烛光。九岁的皇四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皇帝）被太监轻声唤醒，在宫人服侍下更衣洗漱。当他踏进书房时，漏壶显示刚过凌晨三点。满文师傅徐元梦已端坐案前，指着《满文老档》中一段太祖训谕，示意皇子开始晨读。这是清代皇子们雷打不动的作息——比百官上朝还早两个时辰。

严苛的作息制度

清代皇子教育制度在雍正朝趋于完善。雍正帝设立上书房，亲自拟定“卯入申出”的学规，即每日凌晨五点至下午三点为正式课业时间。但实际执行更为严苛，皇子们往往凌晨三点就要起身准备。

在弘历的记忆里，最难熬的是寒冬清晨。北京腊月的寒风刺骨，他和兄弟们却要“每至五鼓，百官尚早朝，即有年幼皇子已到书房”。握笔的手经常冻得发僵，太监备好的手炉也被师傅暂时收走——这是为了防止他们因温暖而困倦。

课程从晨读开始，先满语后蒙古语。满文师傅徐元梦常提醒皇子：“国语乃根本，不可偏废。”早课持续到清晨五点，才用第一次点心。随后汉文师傅蔡世远接替，讲授四书五经。这位福建籍学者要求严格，每篇文章需背诵如流，还要逐句讲解经义。

文武兼修的教育体系

上午的课程以儒家经典为主。皇子们要熟读《资治通鉴》《大学衍义》等典籍，每月还需完成数篇策论。弘历天资聪颖，但也不敢懈怠。他记得有次因《尚书》注疏不够熟练，被罚抄写全文十遍，直到深夜才完成。

午后未时（下午一点至三点）是骑射课程。地点设在紫禁城箭亭或南苑猎场，由满洲武将担任教习。这是皇子们最期待的时光，他们可以暂时离开书房，在马背上感受先祖的勇武。

弘历的骑射师傅鄂尔泰常讲述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的故事，边说边示范如何在奔驰的马上开弓。某次春季射猎，十二岁的弘历连发三箭皆中靶心，鄂尔泰难得露出笑容：“若能文武兼修，方不负圣祖遗风。”

特殊考核与命运转折

雍正五年的日讲经筵成为弘历人生的转折点。那日，雍正帝亲率王公大臣来到上书房，听皇子们讲解《论语》。当轮到弘历论述“为政以德”时，他不仅引经据典，还结合时政提出见解。据《清实录》记载，雍正听后对左右说：“此子见识不凡。”

这次表现奠定了弘历在父亲心中的地位。清代皇子的教育成果直接关系着皇位继承，他们的课业表现时刻被皇帝关注着。雍正曾明谕：“皇子教育关系重大，不可稍有懈怠。”

这种严格教育塑造了弘历的性格。他在《乐善堂全集》中回忆：“每至冬日，呵冻作书，未尝少辍。”这种自律伴随他一生，即便在位六十年，仍保持每日清晨批阅奏章的习惯。

教育成果与历史影响

清代皇子教育的成效显著。从康熙到咸丰的六位皇帝，都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执政能力。康熙帝精通数学、天文，乾隆帝作诗四万余首，嘉庆帝熟读史籍，这些都与他们自幼接受的严格训练分不开。

但这种教育模式也存在弊端。过重的课业压力导致部分皇子健康受损，道光帝绵宁（旻宁）就曾因苦读患上眼疾。此外，严格的时间管控也限制了皇子的个性发展，使得多数清代皇帝性格趋于保守。

特别在鸦片战争后，面对前所未有的变局，这种传统教育模式愈显僵化。同治、光绪二帝虽然同样接受严格教育，却难以应对时代巨变。光绪帝师傅翁同龢曾在日记中感叹：“圣学虽精，难解西人船坚炮利。”

历史的回响

当年在烛光下苦读的弘历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他在位期间完成的《四库全书》等文化工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幼年打下的学识基础。直到晚年，他仍保持着凌晨起床的习惯，将一天分为“三朝”处理政务。

那些凌晨三点的书房时光，既培养了清代皇帝们的勤政作风，也塑造了他们保守的世界观。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看到的不仅是一张严苛的课程表，更是一种教育理念的实践——它将儒家的治国理想与满洲的骑射传统相结合，试图培养出理想的统治者。

从今天的角度看，清代皇子教育在培养专业素养方面确有可取之处，但其僵化模式也值得反思。那些在晨光熹微中就开始苦读的皇子们，他们的命运与帝国的命运紧密相连，共同书写了中国最后一代王朝的特殊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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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捕鱼的劳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