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郁闷的中年妇女宝妈”，是成为南京理科高考状元11年后，刘秋艳被贴上的新标签。生育后主动与丈夫分居，每月上门保洁三小时，为了照料家庭犹豫8天的出差，她被网友批评为“浪费学识”“自甘堕落”。有人开始怀疑学习的意义，“卷到南京理科状元，最终归宿还是贤妻良母。”

“郁闷的中年妇女宝妈”，是成为南京理科高考状元11年后，刘秋艳被贴上的新标签。生育后主动与丈夫分居，每月上门保洁三小时，为了照料家庭犹豫8天的出差，她被网友批评为“浪费学识”“自甘堕落”。有人开始怀疑学习的意义，“卷到南京理科状元，最终归宿还是贤妻良母。”

刘秋艳成了众矢之的。从小到大，她成绩优异，被寄予厚望、放在高处，就像悬在半空走钢丝的人，背着“优秀”的平衡杆，直到婚育后来到崩塌的节点。这也是很多“优等女孩”的共同故事，随着多重角色重担的加身，在优秀的高处保持平衡，是一个注定失败的目标。

站在丈夫的住处门口，刘秋艳已经能想象屋内的场景。像男生宿舍一样，衣服往衣柜里随便一塞，柜子上面全是灰，角落里散落着一团团猫毛，卫生间有干涸的水渍。

开门后的场景一如她所想。屋里太乱，清扫下来要3个小时。丈夫工作太忙，而且不爱收拾，只能她亲力亲为。

这是她和丈夫一起买下的房子，两人置办的小家。但她每隔两三周才来一次，像一个临时保洁。分居是她主动提出的，当初，婴儿总在夜里哭闹，她担心影响丈夫休息，决定工作日分开住。育儿的麻烦随之分隔，她每晚被吵醒三四次，忍着困意安抚婴儿。

苦闷日渐积累。每天起床，她挤上北京早高峰的地铁，在漫长的通勤路上刷手机。视频里她看到几个女性科研工作者的日常，想到自己读博做研究的那间实验室。车厢摇摇晃晃，她放下手机，眼前的人头模糊成黑色的小圆点。

自己是怎么过上现在的生活的？在地铁上，刘秋艳偶尔会回忆过去。她记得一篇新闻报道，那是2014年6月30日，一篇名为“南京理科状元弃清华北大报考国科大，圆梦科学家”的文章，写的就是她。配图中，她穿着格子衬衫，戴着厚厚的近视镜片，背着一个红黑相间的书包，把梦想定义为“做科学家”。

图丨刘秋艳的2014年（左）与大学期间（右）

当时，许多网友在新闻下留言，夸她有胸襟、有眼界，还有人祝她成为感动中国人物。11年间，她先是读了生物专业，又转去学材料，本科毕业后直博，每一步似乎都落在当初自我许下的“科学家”的预言里。

2025年9月，刘秋艳早已不再执着于成为科学家。她建了个社交账号，起名“郁闷的中年妇女”，倾吐日常生活，回忆作为状元的往昔。人们从讲述里看见她如今的形象：一个饱受婚育磋磨、被家庭绊住的中年女性。

刘秋艳被骂了。帖子发出来，一口气出现几千条评论，她一条条看过去。有人觉得她自甘堕落。“卷到南京理科状元，最终归宿还是贤妻良母。所以，这种卷的意义在哪里？”有人向她索要一种资源赔偿。“不如把高等教育的资源给别人，你一样可以做你的全职宝妈。”

人们把她当靶子来打：一个天资聪慧的女性，非但没有抓住机会、让学业或事业更上一层楼，反而主动选择相夫教子，心甘情愿做家里的“保姆”。

刘秋艳觉得自己被误解了。从小到大，她从来没有被人用“堕落”形容过。高中时，她靠好成绩赢得一切，拿下理科状元；工作后，她也是勤恳负责的员工，屡次得到领导的欣赏。

无论出于外界要求还是自我规训，她一直都是站在高处的优等生，懂事、克制、内省、上进，像在半空走钢丝的人。她踩着一根极细的钢丝往前挪，保持着一种稳定的惯性，直到进入妻母的角色，步入无法计算的平衡。

成为状元前的18年，刘秋艳最重要的角色是好学生。

她就读于南师附中，南京最好的高中。高中时代，每个学校的老师都喜欢强调，优秀不是分数，而是一种习惯。成绩，是出现在她生活中的第一根钢丝。

走上钢丝后，刘秋艳把习惯推向极致。她将自己的生活切分成小格。周日上午是她的做卷子时间，语文数学英语各1张。晚上是写教辅时间，她买来老师没要求过的物理和生物资料，每天写3页。手上写着题，她耳边听到客厅里传来笑声和掌声，是江苏卫视在播《非诚勿扰》。偶尔的休息时间，她也钻出房间看，男嘉宾出场了1个、2个，看到第3个，她知道自己该回屋做题了。

图丨每周末，刘秋艳要写十几套试卷

小时候，她原本对自己没有这么严格。坐在书桌前，摊开的课本里全是字，哪有外面的世界有意思。刘秋艳想跑出去玩，想和别人聊QQ，作业写得三心二意。妈妈时不时进屋监督，看她写错了太多，巴掌直接落在头上，很疼。

最初的严厉教训，来自于父母。1996年，刘秋艳在南京出生，母亲在宾馆做服务员，父亲在工地当工人。后来，母亲被内退，回家做全职主妇，父亲的工厂也濒临倒闭，差点让叔叔供她上学。吃过学历不高的亏，父母怕女儿重蹈覆辙，狠狠抓她学习，希望她有“向上选择的自由”。

在父母的长期管教下，刘秋艳自己有了忧患意识，一丁点都不允许出错。后来，她患上强迫症。走路时，一旦踩到了树叶、花瓣，她就觉得自己会考低分、被同学排挤，宁愿踮着脚尖。

在分数的钢丝上，她也踮着脚尖向前挪。高考前，每隔两三天都有一次模拟考，刘秋艳观察着考试成绩，小心地调整自己的步调：生物每次都拿A+，要继续保持；数学有次考累了，偷懒不做题，下次要改正。

拿到高考状元，是对走钢丝的她的巨大嘉奖。刘秋艳一直知道做好学生可以尝到甜头，比如老师和父母的夸奖、同学的拉拢，但这一次，甜头比以前还要大得多。

后续的生活，也因为好学生的身份而有了参考的样本。

博士毕业后，她进入职场，接连结婚、生育。校园消失了，新的钢丝仍在脚下延展。

生完孩子的第5天，刘秋艳接到一项工作任务，要做PPT，她拿出电脑就开始干活。那段时间，往电脑前一坐，她整个人被分成两半，一半是哺乳期的好母亲，抱着孩子喂奶，一半是工作单位的好员工，每份材料都写得认真仔细。她没抱怨，能同时做好妈妈和好员工，没什么不好。

刘秋艳还想做好妻子、好女儿。各个身份是平行的多根钢丝，她的时间被劈成几半，日夜不停转。白天上班，妈妈的电话打进来，说家里晾衣杆坏了、暖气不热了、婴儿没有奶粉了，她打电话预约上门服务。晚上回家，婴儿开始在身边哭闹，她庆幸自己分居的决定，让丈夫不受到干扰，可以每天都睡好觉，卯足劲在企业赚钱。

这么多年以来，作为优等生的刘秋艳，走钢丝的技术已炉火纯青。但她偶尔还是会做一个梦。梦里，她有一个大房子，她在里面收拾着、闲逛着，突然发现房子缺了一面墙，外面的游客像蚂蚁顺着糖罐的缝隙钻进来。她很着急，手忙脚乱，想办法堵住这面墙，直到从梦中惊醒。

梦境与她儿时的经历有关。起初，她和父母一起住在60平米的两居室，后来外公外婆生病，她只能让出房间，搬去和父母同住。小刘秋艳不开心，给母亲说想要自己的空间。但家里的亲戚都反问她，“你是要把外公外婆赶走吗？”

这是刘秋艳对自我渴望的第一次扼杀。她直摇头，觉得自己“怎么会有如此邪恶的想法”，是“天大的不孝”。从此，懂事成了生活的主色调，她也习惯于牺牲自己的需求，做一个好孩子。

好孩子做久了，她几乎忘记自己是如何站上钢丝的。在无数个关于“好”的身份里穿梭，她觉得自己的每个身份一样重要，“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立体的我。”

直到今年8月，单位领导叫她去海外出差进修。听到这个消息，她有些惊讶，自己还在哺乳期，不好离开孩子出远门，对公司的安排毫无预料和准备。

图丨刘秋艳和孩子在一起

仔细想想，她也能理解领导选择自己。她被单位招进来时，是为数不多的博士生，别人觉得她“能徒手捏飞机”。而且，她总是在工作中很用心，产假结束后，还主动放弃了每天1小时的哺乳假，给同事提供工作支持。

但这次出差，她有些犹豫。好母亲、好女儿和好员工的身份冲突了：孩子离开自己会哭，父母独自带孩子会累......她没法同时走上几根钢丝。像往常一样在优等生的高处保持平衡，成了一个注定失败的目标。

到底要不要出差？她发了一条帖子出来，寻求网友的建议。

等来的只有指责。“14年前进入高中努力学习的你，11年前靠自己三年奋斗考了理科状元的你，放弃了清北进入国科大为了科研梦想的你，一路从大学读到研究生再到博士的你，看到今天被孩子困住8天的差都犹豫不决的你，也不知道会不会觉得一路走来的辛苦努力都是笑话。”

看到这些话，刘秋艳发现，悬在高处的她，被架上了一根新的钢丝。作为曾经的状元出现在舆论场，新角色的规则，是精英、自由、独立。大家把不果断接受工作机会的她看作笑话，把如今她的苦闷看作堕落与下滑。

在此之前，刘秋艳也遭遇过成绩之外的审视。那时她高考完，从分数的体系里走出，却找不到下一个可以跻身高处的评价系统。她短暂来到一个不需要走钢丝的空地。

表弟表妹的玩笑，无意中让她找到了新的重心。表弟说她胖得“像暖羊羊”，家里凳子坏了，就说是她坐裂的。年纪相仿的表妹也说她胖，再加上表妹比她受长辈宠爱，刘秋艳决定开始减肥。一开始是不吃碳水，后来她过午不食，自己的升学宴上也不吃东西。

病态的减肥让她痛苦，但她“一吃东西就坐立难安”，只有忍受痛苦才能获得安全感。

大学的一次微积分习题课上，刘秋艳爆发了。十点半，下课铃正常响起，但助教一直拖堂。她坐在最后一排角落里，突然感觉愤怒到极致，憎恨周围的一切。看到同学们在前面安静坐着，她无法理解，只觉得有火往头上涌，想抓起一只烤乳猪往嘴里塞，想像野兽一样撕咬。

2014年的冬天，19岁的刘秋艳被确诊为进食障碍。彼时，社交媒体上正流行着一些关于女性身材的神话：锁骨放硬币、反手摸肚脐，A4腰。

社会的规则与刘秋艳自己的规则相遇。在身材的钢丝上，她也想走在高处。但过度的自我规训，已让她不堪承受。

彼时的男友成了她的安全网，带她吃饭，告诉她什么是一个女生的正常食量和正常身材，还为她学习摄影、买相机，给她拍好看的照片。她闹过几次，哭过很多场，最后走上平地，告诉自己，不在高处也没关系。

但最近这次，问题变得更复杂了，外界的几种声音开始在她心中打架。以前，她从来不觉得“家庭主妇”是贬义词。母亲是家庭主妇，特别会做家务，小时候她放学回家，经常发现家里的布局换了，床、柜子、书桌都在不同的地方，耳目一新。她觉得家庭主妇就是一个普通职业，和其他的工作一样，都应该领工资。

但她读帖子的评论，发现“家庭主妇”是贬低人用的。她不想成为一个被贬义词定义的人。

她开始反刍自己之前的每个决定。博士毕业时，是不是应该听导师的，去海外做博后？做科研，比现在的生活看起来更像一个“大女主”的选择。或者，找工作时，应该接受某个大型车企的高薪offer？收入高了，在小家庭里的话语权才会变高。再或者，现在的选择也没有错？起码工作充实，收入稳定，是家庭的安全网。

图丨刘秋艳实习期间，晚上加班

20年多前，刘秋艳上幼儿园时，贤妻良母还是一种褒奖，她梦想成为一个母亲。等她真的成了母亲，贤妻良母变成了对女性的枷锁。

始终想要上进的她，第一次不知道哪个选项更对。在社会价值急速变动和分裂的时代，一切判断都混沌不清。

刘秋艳的姨妈和婶婶也是家庭主妇，但她们都有各自对“好”的理解。姨妈是计算机硕士，移民后虽然只能相夫教子，打些零工，但依旧活得自洽；婶婶是中文系硕士，在家进行文艺创作，还出版了一本谍战小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只有她过得拧巴。从小到大，她只知道要做“对”的事，做好学生。但当“对”的标准本身开始撕裂，她掉进了几套系统的裂缝中，成了夹缝中的人。

有人觉得刘秋艳过得苦，带着对她的心疼和朴素的好奇，问她：“婆家为什么不能带娃？而且你老公呢？”刘秋艳听从了建议。丈夫挣钱多，不做家务就算了，但父母天天带孩子累得不行，公婆却因为休养身体待在老家，对育儿参与较少。

她和丈夫商量，拉公婆一起出资请家务阿姨。公婆两人也正有此意，表示赞同。但刘秋艳的父母特别生气，第一反应是说他们俩乱花钱。

父母找理由拒绝：带孩子根本不累，做家务很轻松等等。刘秋艳知道，这些都是借口。老一辈人，总觉得自己吃点亏没什么，要多忍让，才能让女儿在婚姻里更幸福。劝不动父母，她和丈夫迫不得已，上了硬手段，磕了头，才得到同意。好在家务阿姨来了，和父母也相处融洽。

刘秋艳身上也有父母的延续，背负向外付出的责任，有着自我牺牲的觉悟。像好学生一样走在各种角色的钢丝上，严格地自我要求，不是她想要的终点，却是她最熟悉和擅长的路径。

真正想要的是什么？2023年，刘秋艳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的网站上发过一篇自述，题目叫《博士毕业，我还是一位很普通的学生》。在最喜欢的一种自我叙述里，她不是成功者、不是模范，只是一个普通人。

在庞杂的外界声音之外，仍有一些真实的感受可以掌握。刘秋艳记得自己学生时代去做志愿，在敬老院和社区里，别人不知道她曾经是状元，也不知道她所背负的精神压力，只把她当普通孩子。那段时间，她有种难得的轻松感。

*应受访者要求，人物信息有适度模糊

来源：真实故事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