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UPC在2023年6月1日上线，马上就被拿来当战场。到7月，华为和小米就卷进了首批案件：华为把美国的Netgear告到UPC，点的是Wi‑Fi相关专利；小米被日本松下拿着4G专利起诉。两年多下来，案子越堆越多，谁找哪家律所、哪家负责哪些案子，也慢慢有了固定模式

华为在UPC案件里主力找了三家律所，小米主要靠两家。这是目前能直接看到的结果：两家公司在欧洲统一专利法院的应诉和起诉策略，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分工和偏好。

UPC在2023年6月1日上线，马上就被拿来当战场。到7月，华为和小米就卷进了首批案件：华为把美国的Netgear告到UPC，点的是Wi‑Fi相关专利；小米被日本松下拿着4G专利起诉。两年多下来，案子越堆越多，谁找哪家律所、哪家负责哪些案子，也慢慢有了固定模式。

说华为的做法，会发现它在UPC里常用三家律所：Clifford Chance（高伟绅）、Bird & Bird（鸿鹄）和Bardehle Pagenberg。具体分配挺有规律的。对Netgear那起，华为请了Clifford Chance，对手Netgear则找了Freshfields（富而德）。和联发科的交手里，华为把更多案子交给了Bird & Bird，联发科自己则主要用Finnegan和EIP来应对。碰到HMD那几起，华为一边派了Clifford Chance，一边让Wildanger出面；HMD则用的是Hogan Lovells（霍金路伟）。传音那两起，华为把任务交给了Bardehle Pagenberg，传音那边请的是PENTARC合伙人Jan Philipp Rektorschek。后来被德国弗劳恩霍夫研究所起诉时，华为把案子交给了PREU BOHLIG的Christian Donle。需要注意的是，华为和Netgear、以及和联发科之间，有几起已经达成和解，说明并不是所有案子都打到最后。

小米这边的线路就比较集中。它常用的两家律所是Hogan Lovells和Freshfields。被松下起诉那会儿，小米同时把两个律所都派上了阵；面对Daedalus Prime时，小米把案子交给了Bardehle Pagenberg的三名律师。碰到Nera Innovations那起，小米又转给了Freshfields。巧的一点是，Daedalus Prime和Nera的案子都在UPC汉堡分院审理，原告虽然不同，但都请了Peterreins Schley做代理。随后小米又连着应对四起诉讼，几乎都由Hogan Lovells负责，这四个原告分别是Advanced Standard Communication、Innovative Sonic、华硕和AX Wireless。还有一桩比较特殊的案子，涉及到一家叫UERAN的NPE，这些专利据说是从华为那儿转过来的，遇到UERAN时，小米依然选择了Freshfields来应对，而UERAN请的是Wildanger。小米与松下、Daedalus Prime也达成过和解，和华为的处理方式有相似也有不同之处。

把这些案子的分布和律所对应关系摊开看，会发现两个公司在打法上有几条清晰的线索。华为比较像是给不同类型的对手安排不同的“将军”，有时候一个案子走多路并进；小米则更像把多把刀放在两把刀柄上，统一交给熟悉的律所来打。这个选择背后有现实考量：案件技术点不同、对手背景不同、预期庭审策略不同，都会影响谁上阵比较合适。国际律所之间也有分工，有的擅长无线通信类争议，有的更会在专利效力问题上做文章，企业会按需挑人。

再往外放一点看，UPC把多个欧洲国家的专利诉讼集中到一个平台，效率更高，也更吸引跨国纠纷跑到这儿来。对于早早就走出去的中国厂商来说，这既是机会，也是考验——选对律所、选对打法，能省事儿也能省钱。反过来，谁在UPC里能连着承接业务，谁就能积累经验，容易被大客户反复点名。

细节上还有不少耐人寻味的小东西：像有些原告在汉堡分院反复请同一位代理，说明区域性的代理人也能成为“常青树”；被告方的选择里，也藏着对庭审风格和成本的判断。几起和解案的背后，既有法律考量，也有商业斡旋的味道——不是每次都非要分出个输赢来。很多国内的专利争端现在反而更多地往UPC这种国际战场搬，国内律师看着也眼馋：谁在这儿练出一手，回头市场就容易跟着来。

案子到现在还在继续，律师们在案头反复整理证据、研究技术、模拟庭审，双方的攻防还会有新变化。很多时候，一起专利纠纷的结局并不是单纯靠法庭一锤定音，谈判桌上也会决定很多事。庭外的来回磋商、和解条件里的细节、证据交换时的步步为营，这些才是真正把案子拉长、拉短的重要因素。

来源：安卡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