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鲁迅研究古代文学的成果，有些是专著，如《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有些是专题的学术随笔（或曰轻性论文），如《破〈唐人说荟〉》《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有怎样的区别》，有些是古籍整理，如《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嵇康集》，等等；另有大量的零星见解则散见于他

韦庄《秦妇吟》卷子。

鲁迅研究古代文学的成果，有些是专著，如《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有些是专题的学术随笔（或曰轻性论文），如《破〈唐人说荟〉》《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有怎样的区别》，有些是古籍整理，如《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嵇康集》，等等；另有大量的零星见解则散见于他的杂文、书信和谈话之中，这些成果往往得不到足够的重视。

鲁迅对唐代的历史、社会和文学曾经下过很多研究的功夫，他曾经打算选取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来搞创作。先是准备写多幕剧《杨贵妃》，孙伏园回忆说，鲁迅的“原计划是三幕，每幕都用一个词牌为名，我还记得它的第三幕是‘雨霖铃’。而且据作者的解说，长生殿是为救济爱情逐渐稀淡而不得不有的一个场面”（《杨贵妃》，《孙氏兄弟谈鲁迅》，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61页）。后来这个设想有所改变，打算写成长篇历史小说，其结构据说是从玄宗被暗杀的那一刹那写起，在刀光里闪过他的一生，重点自然是先前和杨贵妃的故事。鲁迅认为玄宗业已看破了贵妃与安禄山的特殊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他只以来生为约，可见他们今生的爱情是已经完了。杨贵妃死于马嵬坡下，当是玄宗授意军士们干的。到晚年他回忆起早年行乐的情形，不禁大为后悔，梧桐秋雨，就生出一场大大的神经病来，一位道士用催眠术为他治病，终于使他与贵妃相见，小说就在这里结束（详见郁达夫《历史小说论》，《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二期，1926年4月）。这个构思鲁迅曾向许寿裳、郁达夫、冯雪峰等友人谈起过，他们都觉得非常之妙。

为了撰写《杨贵妃》，鲁迅“对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性格，对于盛唐的时代背景、地理、人体、宫室、饮食、乐器以及其他用具……统统考证研究得很详细”（许寿裳《杂谈著作》，《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51页）。1924年夏天鲁迅去西安讲学也有为创作《杨贵妃》做前期准备的意思，但终于没有动手。十年后他在一封信中说：“我为了写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1934年1月11日致山本初枝）

到晚年，鲁迅一度打算重写中国文学史，计划从上古写到唐为止，最后唐这一章的标题是《廊庙与山林》，论述的重点在唐诗。这部文学史他没有来得及动手就去世了。

鲁迅对唐诗评价极高，曾经说过：“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这番话说得似乎有些绝对化，但这是他在提到自己的诗作时说的，所以接下来又说“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诌几句，自省殊亦可笑”（1934年12月20日致杨霁云）。然则“做完”这样的极而言之乃是他谦辞中的一个部分。

鲁迅极熟悉唐诗，往往随手引用，并联系现实加以发挥。为了阐明“革命文学”无须乞灵于标语口号，他引出白居易《宴散》诗中“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二句为例，这里写富贵而完全不用“金”“玉”“锦”“绮”那些表面化的字眼，这样才真是有富贵气（详见《而已集·革命文学》）。为了说明隐藏自己的旧作是徒劳的，他在杂文中举韦庄的《秦妇吟》为例，这首长诗中有些提法同韦庄后来的身份不能兼容，于是他想方设法隐瞒该诗，当时取得了一些效果，后来到底还是在敦煌的山洞里被找了出来（详见《准风月谈·查旧帐》）——在文学上当“老赖”也是行不通的，人家早晚会把你的旧账查出来。

在谈到艺术夸张的时候，鲁迅举出李白的诗句“燕山雪花大如席”为例，指出这当然是夸张，“但燕山究竟有雪花，就含着一点诚实在里面，使我们立刻知道燕山原来有这么冷”（《且介亭杂文二集·漫谈“漫画”》）。夸张得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在谈到文学作品中作者的自述不尽可信之时，鲁迅举例说：“仙才李太白的善作豪语，可以不必说了；连留长了指甲，骨瘦如柴的鬼才李长吉，也说‘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猿公’起来，简直是毫不自量，想学刺客了。这应该折成零，证据是他到底并没有去。”（《准风月谈·豪语的折扣》）为了说明杂文是一种可以直指当下的文学形式，鲁迅写道：“我要背出一首诗来比一比：‘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地犹鄹氏邑，宅接鲁王宫。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今看两楹奠，犹与梦时同。’这是《唐诗三百首》里的第一首，是‘文学概论’诗歌门里的所谓‘诗’。但和我们不相干，那里能及得这些杂文的和现在切贴，而且生动，泼剌，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这里引用的李隆基（唐玄宗）的《经鲁祭孔子而叹之》是《唐诗三百首》卷五的第一首而非全书的第一首，鲁迅完全凭记忆来引用，不免略有小误。

1934年12月11日鲁迅在致曹聚仁的信中说：“记得前信说心情有些改变，这是一个人常有的事情，长吉诗云，‘心事如波涛’，说得很真切。其实有时候虽像改变，却非改变的，起伏而已。”这里所引诗句出于李贺的《申胡子觱篥歌》；后来鲁迅在《病后杂谈之余》一文中又一次引用这句诗，借以形容自己早年对太平军态度的变化。鲁迅在应请为人写字时，曾多次取用李贺的诗——他非常欣赏这位早逝的天才。对晚唐大诗人李商隐，鲁迅也很欣赏，1928年他为日本友人本间久雄、1931年春为另一位日本友人长尾景和写字，写的都是钱起的《归雁》，而误题为“义山诗”，直到1934年他为日本友人、内山书店职员儿岛亨重写此诗时才订正过来。鲁迅对李商隐的诗好像不如他对李贺那样熟悉。

关于诗人钱起，鲁迅有作过比较详细的分析。当年朱光潜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赏析钱起的名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曾借题发挥地讲他的美学理论；鲁迅认为他的论证“不免有以割裂为美的小疵”，于是比较详细地分析了钱起之代表作《省试湘灵鼓瑟》全诗，指出“曲终”两句乃是点题之笔，与前面一一呼应，“全篇虽不失为唐人的好试帖，但末两句也并不怎么神奇了。”（《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鲁迅还引证并分析了钱起的另一首诗《下第题长安客舍》，进一步说明《省试湘灵鼓瑟》之所以写得那样圆转活脱，是为了应试的需要，他后来名落孙山，情绪就不免变成愤愤不平、不那么空灵高雅了。（参见顾农《鲁迅与唐诗名家钱起》，《书屋》2022年第7期）

对于杜甫的诗，鲁迅有着独特的理解，他在杂文《女人未必多说谎》（后收入《花边文学》）一文中曾不指名地引用杜诗道：“譬如罢，关于杨妃，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都由她，敢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的有几个，就是妲己、褒姒，也还不是一样的事？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久了。”这里引用的两句诗出于杜甫的名篇《北征》，鲁迅很欣赏杜甫敢于直言的胆量，他的这种理解跟历来关于《北征》的诠释很不同而自有其根据。（详见顾农《绝妙的误读——鲁迅眼中的两句杜诗》，《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鲁迅对杜甫总体评价极高，有一次刘大杰请教文学史问题，郁达夫也在座，郁先生认为杜甫的律诗高于他的古体，鲁迅以为不然，说“杜甫的律诗，后人还可以摹拟，古体的内容深厚，风力高昂，是不许人摹拟的。他的《北征》就远在韩愈的《南山》之上。韩愈用力学他，差得远。”刘大杰又问“杜甫同李白、陶潜的比较看法如何？”鲁迅回答说：“这很难说。陶潜、李白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头等人物。我总觉得陶潜站得稍远一点，李白站得稍高一点。这也是时事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详见刘大杰《鲁迅谈古典文学》，《文艺报》1956年第19号）这样的比较论，可以给予人们很多的启发。

对于唐代散文鲁迅也作过深入的研究，早年曾整理过虞世南、沈亚之的文集，取得很好的成绩（详见林辰《鲁迅与唐代传奇作家沈亚之》，《鲁迅研究》1984年第2期；参见顾农《关于鲁迅校本〈沈下贤文集〉》，《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2期）。他又曾辑录过一本唐广州司马刘恂的《岭表录异》，水平大大高于通行的清的武英殿本。（详见顾农《鲁迅校本〈岭表录异〉的成就及其遗留问题》，《扬州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又《关于鲁迅校本〈岭表录异〉手稿》，《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7期）

评论方面，鲁迅晚年特别提出唐末小品三家来予以表彰：“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这一深刻的结论，现在的文学史著作中每多征引。

鲁迅关于唐代文学的多方面成果和深刻见解，尚待进一步发掘、整理、学习和发挥。

顾农

责编 刘小磊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