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5年的冬天比往年凶，十一月初就落了场鹅毛雪，到月底时，王家坪的山坳早被雪埋得只剩些黑黢黢的树梢。我扛着柴刀往家走，裤脚沾着雪冻成了硬壳，每走一步都哗啦响——刚在后山砍了捆松柴，想着给灶膛添点硬货，没成想雪越下越密，山路上的雪没到了脚踝，胶鞋里的脚早冻得没

1975年的冬天比往年凶，十一月初就落了场鹅毛雪，到月底时，王家坪的山坳早被雪埋得只剩些黑黢黢的树梢。我扛着柴刀往家走，裤脚沾着雪冻成了硬壳，每走一步都哗啦响——刚在后山砍了捆松柴，想着给灶膛添点硬货，没成想雪越下越密，山路上的雪没到了脚踝，胶鞋里的脚早冻得没了知觉。

我大名叫王铁牛，村里人都喊我铁蛋，爹娘走得早，就我一个人守着村东头那间土坯房过活。房墙缝里塞着去年的麦秸，窗户糊着层油纸，风一吹就呼嗒响，也就灶膛烧旺时能寻着点暖意。

快到村口时，看见晒谷场的歪脖子槐树下站着个女的，穿件洗得发蓝的列宁装，头发用根蓝布条扎着，手里攥着个帆布包，正望着漫天大雪发呆。雪落在她发梢上，积了层白霜，她却像没察觉，肩膀缩着，冻得直跺脚。

我认出她是上个月来的上海知青，叫苏曼君，分配到我们生产队。刚来那天，她穿件花的确良衬衫，拎着个皮箱，站在队部门口怯生生的，跟我们这满手老茧的姑娘们完全不一样。她住村西头的知青点，跟两个男知青挤一个院，听说那院的窗户比我家还漏风。

“苏同志，这么大雪咋不回知青点？”我走过去，声音被风吹得发飘。

她转过头，眼睛亮得像山涧的水，睫毛上挂着雪粒，鼻尖冻得通红：“我去公社领学习材料，回来时班车停了，走岔了路……”她的普通话软乎乎的，带着上海腔，跟村里媳妇们的糙话差远了。

我往她身后望，雪地里就她一个人的脚印，帆布包鼓鼓的，想来装着材料和换洗衣物。“知青点在西边，你往东边走反了，”我指了指方向，“这雪再下就封山了，你一个女同志走不动，要不先去我家避避？等雪小了我送你回去。”

她愣了愣，手攥紧了帆布包带，眼神里有点犹豫——我知道她顾虑啥，我一个单身汉，她一个女知青，传出去总归不好听。我赶紧补了句：“我家就两间屋，你住里屋，我在外屋凑活，不碍事儿。”

风裹着雪粒子打在脸上，她打了个寒颤，牙齿轻轻磕了下：“那……麻烦你了，铁蛋同志。”

我接过她的帆布包，掂量着不轻，她想抢回去，我摆了摆手：“你手都冻红了，我来。”

往家走的路难走，雪没到小腿，每一步都得把脚从雪里拔出来，咯吱咯吱响。她跟在我身后，时不时滑一下，我就停下来等她。到我家那间土坯房门口时，她抬头看了看矮矮的房檐，又瞅了瞅糊着油纸的窗户，眼神里有点复杂。

推开吱呀响的木门，我把帆布包放门槛上，让她进屋：“屋里比外头强点，就是简陋。”

屋里确实暖点，我早生了灶膛，柴火噼啪烧着，映得墙上火红。我让她坐炕边的板凳上，转身去灶房烧热水。灶房里的柴火有点潮，划了四根火柴才点着，火苗舔着锅底，冒起白汽。

端着两碗热水出来时，看见她正盯着墙上的年画看——那是张《白毛女》的年画，还是我娘在世时贴的，边角都卷了毛。她见我进来，赶紧接过碗，双手捧着，指尖微微抖。

“谢谢你，铁蛋同志，”她小口喝着水，眼睛盯着碗里的热气，“要是没遇到你，我今晚怕是要冻在山里了。”

“客气啥，都是一个队的，互相帮衬是应该的。”我挠了挠头，“我把里屋拾掇下，你今晚睡那儿，被子是去年新弹的，干净。”

里屋的炕是我爹娘以前睡的，我铺了层干稻草，又把厚棉被抱进去。她跟在我身后，小声问：“那你呢？外屋这么冷。”

“我皮糙肉厚，扛冻。”我笑了笑，转身往外走，“你歇着，我烤俩红薯，垫垫肚子。”

红薯是前几天从队里分的，不大但甜。等烤得冒油了，我敲了敲里屋门，她探出头，眼睛亮晶晶的：“不了，我不饿。”

“吃点吧，天这么冷，空肚子扛不住。”我把红薯递过去，表皮焦黑，烫得我手直甩。她接过去，指尖碰了下又缩回去，笑着说：“好烫。”

我看着她小心翼翼剥红薯皮，嘴角沾了点黑灰，忍不住笑了。她见我笑，赶紧用手背擦，结果越擦越黑，我笑得更欢，她也跟着笑，笑声轻得像风吹过松枝。

那天晚上，我们就坐在灶膛边，一边吃红薯一边聊天。她说上海的外滩有黄浦江，说她以前在学校爱读诗，还会弹钢琴；我说后山的松果能当柴烧，说队里的老母猪下了崽，说我娘以前带我去镇上赶庙会，能吃到糖画。

聊到半夜，雪还没停，风反而更猛了，灶膛里的柴火渐渐弱了——我下午砍的柴有点湿，烧着烧着就灭了。屋里温度一下降下来，我赶紧添柴，可湿柴只冒烟不火苗，呛得我直咳嗽。

里屋传来她的咳嗽声，我心里急了——她一个城里姑娘，哪受过这罪，冻病了可咋整。我走到里屋门口：“苏同志，你冷不冷？”

门开了，她裹着棉被站在门口，脸色有点白：“有点……外屋更冷吧？”

我点了点头，没说话。她看着我冻红的耳朵，犹豫了下：“要不……你也来炕上坐会儿？盖着被子，能暖和点。”

我愣了下，赶紧摆手：“不行不行，男女授受不亲。”

“都啥时候了还说这，”她拉了拉我的胳膊，力气不大，“你在外面待着，要冻坏的。炕上宽，我们一人睡一边，盖一床被子，没事的。”

我看着她冻得发紫的嘴唇，又瞅了瞅外头漫天大雪，咬了咬牙点了头：“那我就坐会儿，不躺。”

她笑了，拉着我进了里屋。炕上铺的干稻草软软的，她把被子往中间拉了拉，我坐一边，她坐另一边，被子刚好盖住两人，中间隔着一拳的距离。我能感觉到被子里的暖意，也能感觉到她身子在轻轻抖。屋里静得很，只有外头的风声和雪打油纸窗的声响，还有我们俩的呼吸声。

我紧张得不敢动，双手放在膝盖上，眼睛盯着炕沿。过了会儿，她又打了个寒颤，肩膀往我这边靠了靠。

“你冷？”我小声问。

她点了点头，声音哆嗦着：“这被子……好像不太够暖。”

我往旁边挪了挪，让她离我近些：“这样好点不？”

她没说话，肩膀又靠过来，几乎碰到我的胳膊。我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皂角味，能感觉到她身子的颤抖。风刮得油纸窗呼嗒响，屋里越来越冷。

突然，她往我身边凑了凑，声音带着点哭腔：“铁蛋，你抱紧我吧，我实在太冷了。”

我浑身一僵，脑子里一片空白。她的头发蹭到我胳膊，软乎乎的。我犹豫了半天，终于伸出胳膊，轻轻抱住了她。她的身子很软，在我怀里不停抖，我把她抱得更紧，想用自己的体温给她暖着。

“别怕，有我呢。”我声音有点沙哑。

她在我怀里点了点头，把脸往我怀里埋了埋。我们就这么抱着坐在炕上，盖着一床被子。外头的雪还在下，风还在刮，但我感觉怀里的人不那么抖了，屋里好像也没那么冷了。

不知道坐了多久，天快亮时雪才小了点。我轻轻推开她：“雪小了，我送你回知青点吧。”

她睁开眼，眼神有点迷茫，过了会儿才点头，脸颊红扑扑的：“谢谢你，昨晚……”

“没事，应该的。”我赶紧打断她，怕她尴尬，“我去烧热水，你洗漱下我们就走。”

出门时，太阳刚从山头冒出来，雪地里亮得晃眼。我挑着扁担，一头是她的帆布包，一头是我装的红薯干和玉米饼——怕她路上饿。她穿了我找出来的旧棉鞋，鞋有点大，走一步晃一下，我就走慢些，让她跟着我的脚印。

知青点在村西头，要翻个小坡。坡上的雪厚，我用柴刀在前面划出道，让她跟着走。“慢点，这儿滑。”我回头喊她，看见她额头上渗了点汗，呼吸带着白气。

“你力气真大，挑着东西还走这么稳。”她跟在后面，声音有点喘。

“天天砍柴干活，早练出来了。”我笑了笑，停下歇脚，把身上的棉袄脱下来铺在石头上，“坐会儿，别冻着。”

她不肯，说我会冷，我把她按在棉袄上：“我不冷，你坐。”

她从帆布包里拿出个水壶，递给我：“喝点水，昨晚灌的热水，还温着。”

我接过喝了口，暖水流进喉咙，心里也暖暖的。我们坐在石头上看雪，远处的村子像个白团子，几只麻雀在雪地里蹦跶着找食。

“铁蛋，你去过上海不？”她突然问。

我摇了摇头：“最远就到过公社。听说上海有很多高楼，还有电车？”

“嗯，电车叮铃叮铃响，”她眼睛亮起来，语气里带着怀念，“我以前上学就坐电车，校门口有卖生煎包的，咬一口全是汤。”

“生煎包？我只听过，没吃过。”我砸了砸嘴，“那你咋来当知青了？上海多好。”

她眼神暗了暗，用脚踢了踢雪：“那时候号召上山下乡，我想着来农村锻炼锻炼，没想到……这么苦。”

我知道她的苦——知青点的粮食不够吃，每天喝稀粥就咸菜，房子漏风，冬天只能靠个小煤炉取暖。她一个城里姑娘，哪受过这罪。

“慢慢就习惯了，”我安慰她，“有啥难处，你就跟我说，我帮你。”

她抬起头，眼睛里有点湿：“谢谢你，铁蛋。”

到了知青点门口，我把帆布包放下。院里的烟囱冒着烟，想来那两个男知青起了。她看着我，小声说：“铁蛋，昨晚的事……你别告诉别人，好不好？”

“你放心，我不说。”我赶紧点头。

她从帆布包里拿出个小本，递给我：“这个给你，是我的日记本，里面写了点诗，你没事可以看看。”

那本日记本是红色封皮，还带个小锁，我赶紧揣进怀里，像揣着个宝贝：“谢谢你，曼君。”

她愣了下，笑了：“你以后叫我曼君就行。”

“好，曼君。”我看着她进了院门，才转身往回走。雪地里的脚印一串向东，一串向西，很快就被新落的雪盖了些。

回到家，我把日记本锁在炕头的小抽屉里，翻开看，字写得娟秀，还夹着片干了的枫叶。她写了来农村的委屈，写了对上海的想念，还写了遇到我：“铁蛋同志很朴实，像后山的松树，让人安心。”

从那以后，我总在队里遇到她。她要么在地里薅草，要么在知青点门口洗衣服，见了我就笑着喊“铁蛋”。我也会给她带点红薯干，她总推辞，我就硬塞给她。队里的二柱跟我开玩笑：“铁蛋，你是不是对那上海知青有意思？”我脸一红，赶紧摆手，心里却偷偷乐。

十二月修水库，队里所有人都上了工地。曼君哪干过这重活，没几天手上就磨出了泡，泡破了冻得裂了口，渗着血。我看在眼里，晚上回家翻出我娘以前用的獾油——治冻疮最好使，用布包好揣怀里。第二天在工地角落递给她，她接过时，眼睛有点湿。

后来她给我织了条灰毛线围巾，说我砍柴时能围。我天天戴着，舍不得摘，晚上睡觉都叠好放枕头边。

开春时，曼君突然找我，说她要回上海——她爹娘平反了，让她回去安排工作。我心里像被掏空了，却还是笑着说：“好，家里重要。”

送她去公社那天，我把攒的三十块钱塞给她，还有一兜煮鸡蛋。她不肯要，我硬塞进她包里：“路上吃，到了上海给我写信。”

火车开动时，她从车窗探出头喊：“铁蛋，我会回来的！”我挥着手，看着火车变成个小点，眼泪才掉下来。

后来我们常写信，她告诉我上海的事，我跟她说水库修好了，地里的玉米长势好。过了一年，她突然来信说要回来，我高兴得一晚上没睡，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还买了块新布，想给她做件新衣裳。

她回来那天，我在公社车站等了半天，看见她从车上下来，还是穿件列宁装，却比以前胖了点。她看见我，跑过来扑进我怀里：“铁蛋，我回来了，再也不走了。”

原来她在上海找了工作，却总想着王家坪，想着我，最后还是辞了工作回来。我们秋天结了婚，队里的人都来贺喜，二柱当伴郎，还给我们送了块新年画。

婚后的日子很踏实，我们一起种地，一起喂猪，曼君还在村里办了个扫盲班，教妇女和孩子认字。后来我们有了一儿一女，儿子像我，结实得很，女儿像她，爱读书。

现在我们都老了，儿子在村里当支书，女儿在县城当老师。我们还住那间土坯房，窗户换成了玻璃，墙上贴满了孩子们的奖状。冬天下雪时，曼君还会跟我坐在炕边，盖着一床被子，说：“还记得那年冬天，我让你抱紧我不？”我抱着她，笑着说：“咋不记得，从那天起，我就没想过放开。”

院里的老槐树还在，春天开得满院香。我常坐在树下，看着曼君给孩子们讲题，心里满当当的——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那年大雪天，遇到了她。

来源：孤独异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