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5年，当“烟王”褚时健在云南还未彻底倒下时，他的女儿，远在千里之外的河南洛阳，却先一步倒了。

1995年，当“烟王”褚时健在云南还未彻底倒下时，他的女儿，远在千里之外的河南洛阳，却先一步倒了。

一封字迹潦草的纸条，成了她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我这样做跟号里、所里的人无关，只是无法忍受何日是尽头的苦难和屈辱。”

写下这句话的，是褚时健的独女，褚映群。

当狱警发现不对劲的时候，一切都晚了。

这个曾经顶着“烟王之女”光环的女人，在冰冷的监牢里，用一根绳索，把自己从父亲掀起的滔天巨浪中，彻底解脱了出来。

消息传回云南，递到褚时健面前时，这位一辈子都没服过软、把一个烂摊子卷烟厂做到亚洲第一的硬汉，当时并没有被正式收监。

他因为在企业改制中的作用太过关键，还被特殊对待着。

可当省里的领导眼含热泪，告诉他女儿没了的时候，这个七十岁的老人，一把抓住身边律师的手，哭得像个迷路的孩子。

也是从那一刻起，褚时令才真正迎来了自己的审判。

法庭上的判决书，远没有女儿的骨灰来得沉重。

后来，他嘴里总念叨一句话：“我的姑娘，是我害了她。”

说起褚时健这个父亲，在女儿褚映群的世界里，就像远方的一座大山，看得见，却摸不着。

外人只知道她是“烟王”的闺女，活得风光，却没人知道，她记忆里最暖和的日子，反倒是父亲最倒霉的时候。

那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褚时健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西双版纳一个偏僻的农场。

那时候，六岁的褚映群就是他的全部指望。

小姑娘没见过县城，吵着要去看看。

褚时健二话不说，就抱着她，在泥泞崎岖的山路上走了几十里地，只为了让她喝上一口两毛钱的糖水。

那碗甜到心里的水，成了褚映群童年里最奢侈的记忆。

后来为了让女儿上学，他把她送到新平县城。

学校要交钱买字典，女儿急得不行，他把家里仅有的一点钱拿出来，宁愿全家人喝稀饭，也得让闺女的书包里有本新字典。

那些年，父亲的背影虽然落魄，但在女儿心里，比谁都高大。

可日子好了，山反倒远了。

褚时健时来运转，接手了玉溪卷烟厂。

他像个拼命三郎，把一个亏损的小厂，硬生生打造成了每年给国家交税几百个亿的“印钞机”——红塔集团。

他成了“烟草大王”，整天不是开会就是出国考察，忙得脚不沾地。

和女儿的交流，也从过去炕头上的知心话，变成了电话里几句干巴巴的问候。

褚映群眼看着父亲年纪越来越大，名气越来越响，心里的不安也越来越重。

她不止一次地劝他：“爸，你都这把年纪了，该退了，回家歇着吧。”

她或许是女人天生的直觉，嗅到了那泼天富贵下面，藏着一股危险的气味。

可当时的褚时健，正一门心思要把“红塔山”卖到全世界去，哪听得进女儿这些话。

他没琢磨过，自己亲手建起的这个商业帝国，有一天会把自己的家砸得粉碎。

褚时健后来的悲剧，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

他给国家挣的钱，用火车皮拉都拉不完，可他自己十八年干下来，工资加奖金，总共拿到手的还不到一百万。

那个年代，制度就是这样，他是国家的厂长，不是企业的老板。

可“红塔山”的烟太好卖了，烟厂批出去一个价，到了外面市场转手就能翻几番。

这中间的差价，是个巨大的口子。

手握批条大权的褚时健，自然成了各路神仙巴结的对象。

他脑子一转，想出了个法子：在正常的出厂价之外，每条烟再加收个十块二十块的“浮价”。

这笔钱不走公家账，直接进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小金库。

在他看来，这钱是市场自己多出来的，“不要白不要”，正好可以拿来给厂里职工盖房子、发奖金，干一些体制内不好办的事。

就这么几年下来，这个小金库里的钱，滚雪球一样，竟然攒到了十五个亿。

一个天文数字。

人心里一旦有了个口子，风就容易往里灌。

到了1995年，褚时健快要退休了。

眼瞅着自己辛辛苦苦打造的江山就要交到别人手上，他心里那股不甘心，那股失落，到了顶点。

他跟自己说：“干了一辈子，总不能白干吧。”

于是，他动了那个小金库的念头，跟总会计师罗以军商量，从里面划拉出三百多万美元，几个人分了。

他对罗以军说：“这些钱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他觉得，这是对自己功劳的一种补偿，理所应当。

他哪里想得到，这一步迈出去，脚下就是万丈悬崖。

没过多久，一封寄往北京的匿名检举信，像一道闪电，把红塔集团这件华丽的袍子，从里到外撕了个干净。

调查组下来的速度，比冬天里的寒风还快。

最有说头的是，作为案子的主角，褚时念因为身份特殊，暂时还被留在云南配合调查。

可他的老婆马静芬和女儿褚映群，却作为突破口，被先一步带走，直接关进了河南洛阳的监狱。

对褚映群来说，这简直是天塌了。

她前半辈子活在父亲的光环下，受人尊敬，一夜之间，就成了戴着手铐的阶下囚。

铁窗之内，每天面对的是无休止的审问和看不到头的等待。

父亲犯下的事，她可能懂，也可能不懂，但所有的压力和屈辱，都像山一样压在了她一个人身上。

六个月的监禁，彻底把她的精神压垮了。

那张写着“无法忍受”的纸条，是她对这一切最无声，也最惨烈的反抗。

她的死，不是因为胆小，而是一个被父亲的命运，被那个疯狂的时代洪流，卷进去的一个普通女人，所能做出的唯一挣扎。

当褚时健听到女儿自杀的噩耗，并且被告知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只能领回一捧骨灰时，他整个人的精神世界，在那一瞬间就塌了。

后来法庭判他无期徒刑，他听着都没什么感觉了。

再重的刑罚，也比不上“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

他一辈子的功与名，在女儿冰冷的骨灰面前，都成了笑话，成了扎在心上，一辈子都拔不出来的刺。

如果，如果当初听了女儿的话，早点退休回家，是不是就不会有这一切？

这个念头，像个鬼魂，缠了他后半辈子。

1999年，褚时健被判无期。

所有人都觉得，这个71岁的老头，这辈子就算交代在监狱里了。

可谁也没想到，故事还有下文。

2001年，褚时健因为在狱中表现好，被减刑，后来又因为严重的糖尿病，获准保外就医。

他回到了家，但不能离开规定的活动范围。

面对这一地鸡毛的人生，褚时健没趴下。

女儿的死，是他心头永远的债，也成了他必须活下去的理由。

他要活着，不光为自己，也为了那份永远还不清的亏欠。

2002年，74岁的褚时健，做了一个让所有人眼珠子掉下来的决定：他跟妻子马静芬一起，在哀牢山上，承包了两千四百亩荒地，要种橙子。

有人问他都这把年纪了，图个啥。

他倒是实在，说自己心里“不平衡”，看到现在的老板们一年挣几千万，他不想自己晚年过得那么窝囊。

但这背后，更深的动力，或许是一种赎罪。

他把自己剩下的所有力气、智慧，全都砸进了那片荒山里。

十年，整整十年。

他把一片没人要的荒山，变成了一座金灿灿的果园。

“褚橙”一上市就火了，他又从“烟王”变成了“橙王”。

这片果园，让他重新找回了尊严，也像是一个精神寄托。

每一次给橙子树浇水施肥，每一次看到果子挂满枝头，他或许都在跟过去的自己较劲，替那个早早离开的女儿，守着这份人间的烟火。

2019年，褚时健走了，活了91岁。

他走了，哀牢山上的橙子树还在。

每年到了冬天，果子黄澄澄的，挂满山坡。

《“中国烟草大王”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 人民日报. 1999年1月10日.

《褚时健：古稀“橙王”的商业传奇》. 新华网. 2012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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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烟波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