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个雨季来得特别早。才五月初，雨水就天天下个没完，老屋的青砖墙角都泛了一圈深色的水印。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往年也是这样，只是今年我格外注意到了。

这个雨季来得特别早。才五月初，雨水就天天下个没完，老屋的青砖墙角都泛了一圈深色的水印。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往年也是这样，只是今年我格外注意到了。

因为刘婶家的老房子，雨水一打就漏。

在我们这个被县城慢慢吞并的村子里，刘婶家还是那种老式平房。四面漏风不说，屋顶的瓦片经年累月少了这个缺那个，一到下雨天，屋里水盆摆得到处都是，叮咚叮咚响个不停。我每次去送菜，都得踮着脚走，生怕踩到哪个盛满雨水的盆子。

刘婶今年该有六十出头了，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快二十岁。常年操劳，头发全白了，腰也驼得厉害，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早些年还能在村口卖个豆腐什么的，现在连那个小摊子都支不起来了。

为什么？因为她得照顾老刘——她那个已经瘫痪十五年的丈夫。

老刘原先在县建筑队开挖掘机，挣得不少。那时候他们家盖了一栋两层小楼，村里第一批用上彩电的人家。后来老刘从工地上摔下来，伤到了脊椎，这一躺就是十五年。那栋小楼也在三年前被他们卖了，换了这处老屋和一笔医药费。

“老韩，你坐，随便坐。”刘婶把扫帚靠墙放好，忙着找出条相对干净的毛巾擦着我刚放下的塑料袋上的水珠。

我接过毛巾：“不用擦，就菜叶子上沾的雨水。”

此时老刘在里屋咳嗽了一声，刘婶立刻转身进去，我也跟了进去。老刘躺在一张旧木床上，盖着洗得发白的被子，面色蜡黄，眼窝深陷。看到我，他扯出一个微笑：“老韩来了。”

声音跟那风箱似的，又轻又哑。

刘婶拿着一个小药盒，正在数药片：“今年的药又涨价了，一盒要九十多。”

我从兜里掏出两百块钱放在床头柜上：“这是村里凑的，你先拿着。”

其实这钱是我自己的。村里早就不组织给刘婶捐款了，现在的年轻人哪管这些，但我不好直说是我给的，怕伤他们自尊。

“哎呀，又麻烦你们了。”刘婶的眼眶红了，但没掉泪。这些年，她的眼泪早就流干了。

老刘抬起一只手，想拿床头的杯子喝水，可手抖得厉害，刘婶忙过去帮他。喝完水，老刘忽然对我说：“老韩，有事想求你。”

“你说。”我坐近了些。

“明天法院开庭，你能不能陪刘家去一趟？”

那个明天，是我怎么都忘不了的日子。

法院门口，新换的玻璃门特别亮，映出我和刘婶模糊的影子。刘婶穿着唯一一件还算整齐的蓝布褂子，头发用一根皮筋扎得紧紧的，手里攥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厚厚一沓发黄的纸。

一上来公交车，刘婶就把那个塑料袋贴身放好，像护着什么宝贝似的。

“法院好几次要我把房子证明拿去，我都不肯。”她在车上小声对我说，“这是我和老刘结婚的证，还有那房子的全部材料，老刘儿子休想拿走！”

老刘的儿子——也就是他前妻生的，叫刘建国。这人我见过几面，四十来岁的样子，开着辆破旧面包车跑运输。前几个月，他忽然跳出来，说刘婶住的那栋老房子是他爸的，要刘婶搬出去。

“我们结婚二十多年了，他这个儿子连他爸生病都不管，现在来要房子？”刘婶气得浑身发抖，“我就是睡马路也不会让他得逞！”

开庭前，刘建国和他请的律师已经在法院门口等着了。他看到刘婶，连个招呼都没打，只是冷冷地瞥了一眼。倒是他身边那个四十出头的妇女，穿着件艳丽的红衬衫，看到刘婶就开始阴阳怪气：“哟，终于来了？我还以为您不敢来呢！”

那是刘建国的老婆，村里人叫她红姐。

刘婶像没听见似的，径直往法院里走。我紧跟在后面，心里直打鼓。刘婶根本请不起律师，就靠自己和那一沓发黄的纸张。

法庭比我想象的小多了，就一间普通办公室大小，中间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个年轻法官，两边各有几张椅子。刘婶在门口愣了一下，不知道该坐哪里，还是法警指了指右边的椅子，她才小心翼翼地坐下。

开庭了。

刘建国的律师开始陈述：“根据我方掌握的材料，被告刘氏（刘婶）与原告父亲刘德明于2008年结婚，但被告在婚后不尽赡养义务，导致原告父亲生活困难。现原告父亲瘫痪在床，被告却擅自处理了原告父亲的财产和住房…”

“放屁！”刘婶突然站起来，手指颤抖着指向对面，“我陪老刘十五年！十五年！他大小便失禁我天天给他擦洗，他吃不下饭我一口一口喂。你儿子呢？他爸住院那么多次，他来过几回？他……”

法官敲了敲桌子：“请被告保持法庭秩序，有话等会儿再说。”

刘婶坐下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看得出她在极力控制自己。

律师继续说：“而且被告在2020年擅自出售了刘德明的房产，现在居住的房屋也是原告父亲的遗产，应当由原告继承……”

“胡说！”刘婶又站了起来，从塑料袋里掏出那沓发黄的纸，“那房子是我和老刘用积蓄买的，怎么就成他的遗产了？他还活着呢！”

法官接过刘婶递上去的材料，仔细翻看。这时，刘建国也站起来说话：“我爸原来住的是单位分的房子，卖了那房子的钱应该算我爸的！我后妈只是照顾他，不能把房子据为己有！”

“闭嘴！”刘婶忽然爆发了，声音在小小的法庭里回荡，“那房子卖了十八万，花了十五万给你爸治病，剩下三万买了现在住的老房子。我自己攒了一辈子的三万块钱都给你爸买药了！你倒是来看看你爸住的什么地方？屋顶漏水，连个像样的床都没有！”

一说到这里，刘婶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

叫红姐的妇女在旁边冷笑：“演，接着演！大家伙儿都看着呢！”

我实在忍不住了，刚要开口，法官敲了敲桌子：“旁听人员请保持安静。”

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法官把刘婶带来的那沓材料都看了一遍，还有刘建国方面提供的证据。其中有一张医院的收费单，上面赫然写着刘婶的名字和一个巨大的数字：103,827元。那是老刘最近一次大手术的费用。

“法院将择日宣判，现在休庭。”法官宣布道。

刘婶瘫坐在椅子上，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我扶着她走出法庭，她的腿脚都软了。

“老韩，”她抓着我的手臂，声音发颤，“我真怕……”

我握着她粗糙的手：“别怕，法官会明辨是非的。”

可我心里也没底。现在的法律我懂得不多，但我知道，如果那房子真是老刘的，按法律可能真要归儿子所有。

回去的路上，公交车上人不多。刘婶望着窗外发呆，忽然说：“我认识老刘那会儿，他刚离婚不久。那时候我在工地上做饭给工人吃，他经常来我那买饭。有次他问我，会不会做红烧肉，我说会。第二天我特意给他做了一碗。”

她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像是在自言自语：“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结婚那天，他说要好好对我，一辈子不离不弃。”

刘婶抬起满是老年斑的手，擦了擦眼角：“他是真心对我好。那会儿他儿子已经二十多岁了，不愿意认我这个后妈，他也没逼他。日子本来挺好的，要不是那场意外……”

公交车颠了一下，刘婶没坐稳，差点摔倒。我赶紧扶住她，发现她的身体轻得可怕，像是一阵风就能吹走。

“我从来没想过要那房子。”她继续说，“我只是…只是不想老刘看到他儿子这样对待我。他要是知道了，得多难过啊。”

下车后，我送刘婶回家。刚到村口，就看见刘建国的那辆破面包车停在刘婶家门口。

“他们干嘛来了？”刘婶一下子慌了。

我拉住她：“别怕，有我在。”

走近一看，原来是红姐带着两个小伙子在往车上搬东西——是老刘的轮椅和氧气罐！

“你们干什么？”刘婶冲上去拦住他们，“这是老刘用的东西，你们不能拿！”

红姐叉着腰，一脸得意：“老头子是他爸，我们来接他回家，有什么不行？”

“不行！”刘婶死死抱住那把轮椅，“老刘不能走，他需要人照顾！”

“我们会照顾他，比你强多了！”红姐推开刘婶，示意那两个小伙子继续搬。

我气不过，上前拦住他们：“你们这是私闯民宅，抢劫！再动手我就报警了！”

红姐不屑地看了我一眼：“报啊！我们是来接自己父亲，犯法吗？这屋子是我公公的，我们进来犯法吗？”

这时，屋里传来一声微弱的呼喊：“建国……”

是老刘的声音。

我们都愣住了，屋里又传来一声更加清晰的呼喊：“建国！”

刘建国从屋里走出来，脸色有些不自然。我这才注意到，他的眼眶是红的。

“爸，我们走。”他说。

老刘被抬了出来，躺在一张临时担架上。他比前天见他时更憔悴了，眼窝更深了，但眼睛却异常明亮。

“刘氏，”他看着刘婶，声音虽然微弱但很坚定，“我不走……”

红姐立刻上前，假惺惺地说：“爸，您这是说啥呢？我们带您回去好好照顾您，比在这儿强多了。”

“不，”老刘摇摇头，“我要和刘氏在一起……”

刘建国冷笑一声：“爸，您别被她骗了。她就是图您那点房子，房子到手就不管您死活了！”

“放屁！”刘婶破口大骂，“老刘，你信我，我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你！”

老刘的眼睛里闪着泪光：“我信你……”

刘建国不耐烦了：“爸，您跟我们走！法院很快就会判那房子归我们，到时候您想不走也得走！”

老刘突然咳嗽起来，剧烈的咳嗽让他的身体不停颤抖。刘婶立刻冲上去，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药瓶，给老刘塞了一片药在嘴里，又轻轻拍着他的背。

“老刘，别急，慢慢来……”她的声音轻柔得像在哄小孩。

这一幕，我看得鼻子发酸。十五年如一日的照顾，那种情感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夫妻关系，更像是母亲对孩子的呵护。

老刘咳嗽平息后，看着刘建国，用尽全力说道：“建国，那房子…是我和刘氏买的…不关你的事……”

刘建国的脸一下子涨红了：“爸！您就这么向着外人？我是您亲生儿子啊！”

“你是我儿子，”老刘虚弱地说，“但你十五年…来看我几次？刘氏…照顾我十五年…没有一天抱怨……”

这一刻，红姐和那两个小伙子都不说话了。村子里慢慢聚集了一些人，远远地看着这一幕。

老刘忽然挣扎着要坐起来，刘婶赶紧扶他。他颤抖着伸出一只手，指向屋里：“刘氏，把那个…黑盒子拿来……”

刘婶愣了一下，很快明白了什么，转身进屋拿出一个黑色的铁皮盒子。那盒子我见过，一直放在老刘床头，据说装着他最重要的东西。

刘婶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叠纸。老刘示意她拿出来，递给刘建国。

“这是…法院会需要的东西……”老刘说。

刘建国接过那叠纸，慢慢翻看。我凑过去，看到那是一张遗嘱，日期是三年前，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房产归刘氏所有，并有公证处的红章。还有一份老刘的病历，详细记录了他这些年的治疗情况，以及刘婶支付的医药费明细。

“爸，这……”刘建国的声音有些发抖。

老刘闭上眼睛，像是用尽了所有力气：“建国，别为难刘氏…她是好人……”

当天晚上，刘建国他们灰溜溜地走了，老刘还是留在了刘婶家。这事在村里传开了，大家都为刘婶叫好，说她总算扬眉吐气了一回。

但我知道，刘婶并不在乎这些。第二天一早，我去她家送菜，看到她还是像往常一样，在给老刘擦洗、喂药。

那张遗嘱确实起了作用。一周后，法院宣判刘婶胜诉，房子归她所有。

宣判那天，我陪刘婶去了法院。出来的时候，我看到刘建国站在法院门口，欲言又止。最后他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

回村的路上，刘婶忽然说：“老韩，你说我是不是很傻？为了一个老头子，耗费了半辈子……”

我想了想，说：“刘婶，人这辈子，能遇到一个愿意和你不离不弃的人，已经很幸福了。”

刘婶笑了，眼角的皱纹像扇子一样展开：“是啊，我知足了。”

那天，难得的是个大晴天。阳光照在刘婶布满老年斑的脸上，她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我说不出的光芒——那是历经沧桑后的安宁。

我忽然想起前几天在集市上看到的一句话：爱，就是陪伴和等待。刘婶用她的一生诠释了这句话。

法院门口，一对年轻夫妻手挽着手走过。女孩子笑着对男孩说：“你会一直爱我吗？”

男孩子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一辈子！”

我看了看身边的刘婶，又看看那对年轻人，心里默默地补了一句：

爱一个人，哪有那么容易。但如果是真爱，又有什么困难能阻挡？

回村的路上碰到隔壁李叔，他问我法院怎么判的。我把结果告诉他，他点点头：“法官明白人啊！”

我没说话，只是点点头。

其实我哭了。在法院宣判的那一刻，当法官说”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时，我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不是为判决结果，而是为刘婶这十五年的不离不弃，为老刘和刘婶之间那份超越了血缘的深情。

村口的老槐树下，刘婶停下脚步，仰头看着那片绿荫：“老韩，我得赶紧回去给老刘熬药了。谢谢你这些天帮我。”

“刘婶，不用谢，”我说，“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

她笑了笑，转身走向那座即将迎来又一个雨季的老屋。阳光透过槐树叶的缝隙，在她佝偻的背影上洒下斑驳的光影。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爱的分量——它可以很轻，轻到一个眼神、一声问候；它也可以很重，重到用尽一生去守护。

刘婶选择了后者。而这世上，又有多少人能做到？

来源：云朵棉花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