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4年9月，北京秋雨刚歇。西城区的一座老式四合院内，78岁的汪东兴握着电话，眉头紧锁。另一端的老友提醒他：海外有人自称“毛主席身边人”，写了本《毛泽东的私生活》。这一句话，让原本宁静的午后，顿时蒙上一层阴影。

1994年9月，北京秋雨刚歇。西城区的一座老式四合院内，78岁的汪东兴握着电话，眉头紧锁。另一端的老友提醒他：海外有人自称“毛主席身边人”，写了本《毛泽东的私生活》。这一句话，让原本宁静的午后，顿时蒙上一层阴影。

放下听筒，他让秘书立刻去外文书店买来原版。书一夜看完，灯光下的老将军把厚重的封面猛地摔在地上，声音沉闷又清脆——那一刻，汪东兴很少见地失了分寸。对家人问缘由，他只说了八个字：“当初瞎了眼，相错了人。”

回忆倒回30多年。1952年春，汪东兴正在江西主持地方工作。中央一封特急电报把他从南昌拉回中南海：主席身体状况不佳，需要可靠医护人员。汪东兴念叨着“人选要稳妥”，脑中闪过一张面孔——曾在香山医院替自己看过病、医术不错、谈吐也算温和的李志绥。当年他对周围人解释：“医生懂保密，又细心，最合适不过。”谁知，这一步竟将日后悔恨埋下。

李志绥初到中南海，确实拿出了本事：针剂、药理、新式检测，他样样熟练。主席评价他“手稳、话少”，给足了信任。南巡、疗养、会见外宾，这位年轻医生次次随行，甚至兼任保健部门负责人，职务与待遇水涨船高。外界都羡慕他“半步登天”，只有汪东兴隐隐担心：一路直升，未必经得住诱惑。

1961年冬，卫生部一份暗访材料摆到汪东兴桌上：李志绥利用职权私收礼金，价格高得离谱。主席听后沉默许久，吩咐汪东兴暗查真伪。材料坐实，他却没有痛下杀手，而是自掏腰包替李志绥补上缺口，并告诫：“有困难可以讲，别踩红线。”李志绥口头认错，旋即被调往另一家医院。表面风平浪静，内里却已生出隔阂。

时间很快到了1966年。政治风暴汹涌，李志绥因出身与早年履历成了“重点对象”。主席念旧情，让人写条子保他“免受过激冲击”，并安排他去各地民间团体串联。李志绥自认“重新被重视”，可这段特殊经历使他与江青等人产生了交集。风浪退去，他反倒陷入新的漩涡，最终在1977年被隔离审查。

改革开放初期，政策调整，他重获自由，却心灰意冷。1988年，借探亲名义移居美国。刚落地，便被情报部门盯上。对方向他开出巨额稿酬，“只要写些世人不知道的‘内幕’”。李志绥起初递上几本旧日记，对方嫌“干巴巴”，随即点明：“可虚构，可润色，只要能卖。”

利益关口，没有太多挣扎，他答应动笔。原始素材不足，他便添加旁听来的轶事，甚至依据西方读者的猎奇心理添枝加叶。1994年，《毛泽东的私生活》英文版出版，台北随后推出中文本。书中充斥宫闱秘闻、荒诞细节，和真实岁月相去甚远，却因“爆炸性”而热销。海外媒体借机炒作，“主席贴身医生”的名头被无限放大。

消息传到北京，汪东兴连夜对照史料，把书中的讹误标出十多页。气愤之余更是自责——若当年换作其他医生，也许这番闹剧不会发生。他对老友低声叹道：“职责所在，却让主席受了委屈，这笔账我欠一辈子。”

事实上，从1933年参加红军起，汪东兴一直以谨慎著称。长征途中，他护送机要文件穿雪山、过草地，从未出纰漏。1949年进入中南海，更是二十多年昼夜戒备，连主席夜里换文学书都由他亲手递上。可正因为这段无懈可击的履历，他才对自己那一次“看走眼”耿耿于怀。

有人劝慰：“李志绥个人品行变了，你无须自责。”汪东兴摇头，“是人都会变，所以才要先看住人。”言语不多，却可见他对组织责任的执念。90年代后期，他受中央有关部门邀请，开始口述自传，条件只有一条：只讲确凿经过，不添油加醋。整理团队时常听到他重复一句话——“留下真实，就是对历史最大的尊重。”

2004年春，汪东兴的《毛泽东与我三十年》定稿。他在序言里用极短一段提到了李志绥，没有辱骂，只写“选人失察”。定稿后，他再三叮嘱编辑：“若有疏漏，宁可删，不可疑。”坚守至此，旁人也就读懂了他的执拗。

晚年的汪东兴身体抱恙，却没忘关注国内出版动态。凡有人引用那本伪回忆录，他都会让秘书寄去质疑材料；若刊物更正，他便笔迹工整地写一句“可喜”。直到2015年8月去世，他仍未与李志绥再见一面。跨越大洋的遗憾终究无解，但他最后一次向同志提及此事时，语气已平静：“警卫工作没捷径，细心加底线。走错半步，代价巨大。”

对比半世纪前的崇高与信任，那一声“瞎了眼”显得格外沉重。历史无法改写，教训却清晰：能力之外，品格与立场同样关键。汪东兴的懊悔，落点并非个人荣辱，而是对伟人、对党、对国家的深层责任感。这份责任感，伴随他从少年红军到耄耋老人，直至生命尽头依然未曾放下。

来源：浔阳咸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