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日，南京陈女士的维权故事登上热搜，她2021年穿吊带裙的街拍照片，被配文“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用于商业牟利，历经两年维权，终于等来法院关于肖像权、名誉权双重侵权的判决。这起迟来的正义，不仅是对个体权利的捍卫，更是对“街拍自由”边界的一次凌厉厘清。

近日，南京陈女士的维权故事登上热搜，她2021年穿吊带裙的街拍照片，被配文“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用于商业牟利，历经两年维权，终于等来法院关于肖像权、名誉权双重侵权的判决。这起迟来的正义，不仅是对个体权利的捍卫，更是对“街拍自由”边界的一次凌厉厘清。当我们把时间线拉长，会发现类似的冲突从未停歇，而每一次司法的亮剑，都在为公共空间的权利边界刻下更清晰的刻度。

上海地铁的站台上，薛某的镜头对准女性裙底；武汉的网红探店视频里，路人的脸被未经许可地嵌入商业流量；上海安福路的街头，女教师怒斥摄影师的画面引发全网热议……这些发生在2024年至2025年的案例，与陈女士的遭遇如出一辙，街拍者以“记录城市风貌”“创作艺术作品”为幌子，将镜头变成侵犯他人权利的武器。

更令人揪心的是侵权的“产业链化”。陈女士的照片被用于多地摄影展、画册印刷，甚至网店以299元的价格售卖了400余册；薛某的偷拍账号靠着327条视频积累了数万粉丝，其中43条是对女性的恶意拍摄。当街拍从个人爱好异化为流量生意，“可识别的肖像”就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他人的尊严”则成了流量狂欢的祭品。这种将他人权利商品化的操作，本质上是对人格权的赤裸践踏。

而冲突的核心，在于“公共空间”与“个人权利”的认知撕裂。有人认为“公共场所无隐私”“被拍是你的荣幸”，却选择性忽略《民法典》的明确规定：只要肖像“清晰可辨”，无论是否营利、是否在公共空间，未经授权使用即构成侵权。南京鼓楼法院的判决，正是对这种认知谬误的强力纠正——公共空间不是权利的“法外之地”，街拍的自由绝不能以牺牲他人的肖像权、名誉权为代价。

陈女士的维权路走了两年。从发现照片被恶意传播，到与摄影师、转发者、传媒公司交涉无果，再到毅然诉至法院，这个过程充满了艰辛。她不是个例，上海的女教师在街头直面摄影师的镜头维权，武汉的被拍者为了一条探店视频的侵权内容反复与平台沟通……这些案例背后，是维权者要对抗“取证难、成本高、舆论压力大”的多重困境。

但正是这些个体的坚持，让法律的牙齿越来越锋利。南京鼓楼法院不仅认定了肖像权侵权（商业使用清晰肖像），更明确了名誉权侵权（配文引发负面社会评价），判令被告删除内容、书面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一判决传递出清晰信号：侵权者不仅要为“盗图”买单，更要为“恶意配文”造成的名誉损伤负责。

对比更早的类似案件，我们能看到司法的进步。2024年央广网报道的“探店视频侵权案”中，律师明确指出“即使非故意拍摄入镜，只要可识别即构成侵权”；2025年光明网报道的女教师维权案，更是将隐私权侵权与治安管理处罚法挂钩，让侵权者面临行政拘留的风险。从单一的肖像权维权，到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的多重保护，从民事赔偿到行政追责，个体的维权勇气正在推动法律对人格权的保护网越织越密。

这其中的正能量在于，每一次胜诉都在瓦解“维权不值当”的消极认知。陈女士的案例证明，普通人也能在法律框架内，让侵权者付出代价；南京鼓楼法院的判决也为同类纠纷提供了司法参考，让后来者的维权之路有了更清晰的路标。当越来越多的人敢于拿起法律武器，“街拍侵权零成本”的畸形生态就会被逐渐打破。

街拍行业的乱象，折射出的是部分从业者对权利边界的漠视，以及流量至上的价值观扭曲。有人以“艺术创作”为遮羞布，将偷拍包装成“街拍作品”；有人靠剪辑恶意配文的视频博眼球、涨粉丝；更有平台对这类侵权内容审核不严，放任其传播。这种乱象不仅伤害了被拍者，更在侵蚀社会的文明底线，当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镜头下的“受害者”时，公共空间的安全感将荡然无存。

但从陈女士案引发的社会关注中，我们也看到了积极的变化。法律界人士强调“街拍需以尊重他人权利为前提”，公众也在提高肖像权保护意识，避免盲目转发未经核实的内容。这种共识的形成，是对“街拍自由”最理性的界定：自由的边界是他人的权利，艺术的底线是尊重人格。

我们期待的，是一个“拍与被拍”都有尊严的公共空间：摄影师以尊重为前提创作，平台以责任为准则审核，公众以法律为依据维权。南京陈女士的胜诉，不是维权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它提醒我们，每个人的肖像和名誉都值得被法律珍视，每一次快门的按下，都该带着对他人权利的敬畏。

当街拍的镜头不再以侵犯权利为代价，当法律的守护让每个人都能在公共空间安心漫步，这才是文明社会应有的模样。而这一天的到来，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无论是拒绝成为侵权者的帮凶，还是勇敢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我们的每一次选择，都在为这个公共空间的文明刻度添砖加瓦。

来源：吃瓜下午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