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切国有资源尽可能资产化、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证券化、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能用则用、不用则售、不售则租、能融则融”四种处置方式。
一场跟地方化债、财政增收直接挂钩的国资改革风暴愈演愈烈。
10月16日，湖北省在“三资”管理改革推进会上提出三个“一切”，四个“尽可能”：
"一切国有资源尽可能资产化、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证券化、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能用则用、不用则售、不售则租、能融则融”四种处置方式。
这样的生猛用语很难让人相信是出自地方大员之口，以至于一开始是被市场当作小作文传播。
关键是，在当下微妙节点，湖北省委机关报等都对此进行了大幅的报道。
显然，这场改革至少在湖北省委层面是有统一共识的，而且很可能也得到了更高层级的认可。
实际上，湖北这场轰轰烈烈的国有“三资”管理改革，是源自2023年9月开始湖北省大财政体系建设试点，而且就跟地方政府增收、化债等棘手难题直接关联。
2024年10月11日，湖北省人民政府网微信公众号转载了当天湖北日报的一篇报道，其中明确表示：
（湖北）省委、省政府研判认为，过去依靠“土地财政”融资推动发展的模式、粗放型投资驱动模式越来越不适应新的要求。2023年9月，湖北以化债为切入点推进大财政体系建设，即以规划为导向、以国有“三资”为基础、以有效债务为锚定、以供应链平台体系为载体，构建财政、金融、投资统筹联动机制，以政府投资带动社会投资，构建高质量发展动力循环机制。
就在前一天，2024年10月10日，以“深入推进大财政体系建设，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动力循环机制”为主题的大财政体系建设座谈会在武汉举行。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同志，省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参加座谈。
不难看出，这场以国有“三资”为基础，目标是建立大财政体系体系的改革，得到了国家相关部委的支持。
那么，为什么这场早在2023年8月就启动的大力度改革，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受到了舆论普遍关注？
一是前期是摸底和试点，今年开始深入。
按照时任湖北省2024年10月10日的讲话，“经过前期试点，大财政体系建设成效初步显现，目前正在全省推开。”而且从政策面来看，前期处于国资摸底和确权阶段，从2025年开始才密集出台政策，大力推动“做深做实盘活国有三资”工作。
二是各地政府对“手里没粮”感同身受。
此前，各地政府都寄希望于中央层面增加地方债务限额、允许专项债用于化债等方式，但后来发现，债务是置换了，但因为土地财政的断崖式下跌，手里还是没有钱，要想真正手里有钱，不能只靠节流，最根本的还是要增收。
在这一背景下，湖北省轰轰烈烈开展的国有三资改革，由于目标直接指向了地方的融资成本降低、融资来源增加、用过杠杠撬动更多资金等，再加上省长的生猛用词，迅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从短期效果看，湖北省的国有三资改革，已经带来了积极的影响。2024年，湖北省属企业已盘活1500余亿元，新增融资超4000亿元。更为耀眼的一项数据是，湖北通过设立省级供应链体系建设专项资金，以供应链金融赋能国企、民企协同发展，带动服务10余万家企业，累计交易规模超1400亿元，全年民间投资增长5.5%，快全国5.6个百分点。
不过，考虑到目前全国各省市国资的巨额总量以及产权是否明晰的复杂状况，这一形式很可能不会在全国大规模统一推广，各地需要结合自身实际谨慎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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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推广改革的第一步，是彻底摸清“家底”。
2024年，湖北省组织历史上首次基本摸清全省家底。截至2024年底，湖北梳理出约21.8万亿元的国有“三资”存量。
在此基础上，湖北按照国有“三资”的不同类型，围绕“三个一切”原则展开了一系列实践。
资源资产化方面以产权明晰为突破口。比如在矿产领域，湖北联投集团通过整合86宗存量矿业权，推动黄石三鑫公司新增金铜矿储量近千万吨；在林业领域，崇阳县首创“五权”打包出让模式，单宗交易金额达2.5亿元；在水利领域，嘉鱼县推出“原水贷”“取水贷”，将水资源经营权转化为融资工具；五峰县将水生态资源作价出让，实现湖北首单水生态产品交易。
资产证券化是湖北改革的核心抓手，形成了“企业上市+REITs+特许经营”的多元格局。
比如在基础设施领域，REITs是湖北盘活存量的重要工具。比如武汉洪山人工智能大厦发行CMBS融资3.01亿元、公交集团用未来票款收益权融资6.01亿元。东湖高新区在成功发行光谷软件园、“互联网+”项目产业园区REITs、融资15.75亿元基础上，推进超10亿元其他产业园区进入发审流程，使投资回收周期从10-20年大幅缩短至即时变现。
资金杠杆化的秘诀是以小撬大。比如湖北正在推进的三项信用贷款改革，以10亿元风险补偿资金撬动1168亿元信用贷款，杠杆比率达1:116。这种“财政资金+市场化融资”模式，既缓解了财政支出压力，又通过乘数效应放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直接拉动了就业和产业链协同发展。
整体来看，湖北国有“三资”改革的核心逻辑在于打通“资源—资产—资本—资金”的转化通道。相当于，利用金融工具把“未来收益”提前贴现，形成账面资产和融资能力的正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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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来看，湖南、湖北的国有“三资”改革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
2023年1-10月，长沙市实现盘活“三资”可用财力247.51亿元、盘活“三资”总收益超过500亿元。湖南常德在2023年实现清理盘活国有“三资”521.1亿元。
截至今年9月底，武汉国有“三资”总量突破6万亿元，累计盘活资产2061.52亿元，实现盘活收入1110.47亿元。今年1-9月，宜昌共盘活利用国有“三资”231.5亿元，实现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40.3亿元、增长30%。
这场改革获得了业内的认可。《第一财经》的“一财社论”将其评价为“帕累托改进”，即在没有明显损害任何一方利益的前提下，通过优化存量资源配置创造新价值。
资本市场也对这场改革给予了积极回应。东湖高新、武汉控股、湖北广电、石化机械、广济药业、中百集团、闻泰科技、振华股份、东贝集团、汇绿生态、百川能源、恒立钻具、微创光电等16家湖北国资背景上市公司集体涨停；祥龙电业、光谷智造、湖北能源等紧随其后，涨幅超5%。
不仅如此，湖北的改革思路也被四川、安徽等地借鉴。
今年4月，四川省财政厅牵头起草了《四川省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加快“资源到资产、资产到资本”转变，提升国有“三资”管理水平。
据“安徽发布”10月24日发文，安徽已于9月24日印发实施《安徽省推进“大资产”统筹管理总体工作方案》，明确今年9月至12月组织实施“大资产”统筹管理工作，开展5个专项行动，并在2026年及以后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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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场在湖北高调推进的化债实验最终能在全国大范围推广么？
湖北的“三资”改革试点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先进的思路和一套可供验证的方法论，能否在全国“开花结果”，则取决于众多复杂因素。
比如，湖北国有资源的规模、类型（如丰富的水资源、矿业资源）可能与沿海地区或西部省份截然不同。一个资产匮乏的地区，明显缺乏可供盘活的“优质标的”。
再比如，政策倾斜也为湖北的改革提供了关键助力。2021年武汉获批第二批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区，当地在存量土地处置、资产证券化等方面获得了先行先试权。
国泰海通固定收益投资部副总经理刘春雷表示，一个地区的“三资”改革试点，并不意味着可以在全国推广。如果全国都照搬，可能会产生“合成谬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国有资产未来现金流贴现是不可想象的，那样反而让国有资产被低价处理，造成国家损失。
刘春雷认为，国有资金比一般资本更注重安全性，不能过于强调收益性和流动性。盲目加杠杆，很可能出现无效投资。
此外，明源不动产研究院院长黄乐强调，构建“资源—资产—资本—资金”的良性循环，对企业的资产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事实上，现实中的确存在这样的隐患。
比如，2024年1月东湖高新以23.87亿元出售湖北路桥资产后，长期未形成新发展路径。根据2025年半年报，东湖高新年化收益仅为1.2%。
再比如今年8月，财政部通报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通过国企垫资建设公益性项目，新增隐性债务103.85亿元，相关责任人被问责，凸显风险防控压力。
日前湖北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围绕确认确权确值，聚焦权属界定、价值核算、规范操作等重点环节，破解难点堵点问题。
来源：青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