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0年初，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开始酝酿建党的问题。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则明确提出应该建立“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长沙、济南等地的先进知识分子，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在法国和日本留学的青年学生，也成立了党的早期组织。

1920年初，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开始酝酿建党的问题。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则明确提出应该建立“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长沙、济南等地的先进知识分子，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在法国和日本留学的青年学生，也成立了党的早期组织。

1921年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当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当时出席的各地代表共13人，他们分别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

24日，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的党、团组织情况。25、26日休会，27、28、29日连续三天讨论，30日晚，当大家正在开会的时候，一名陌生男子闯进会场，看了几眼又匆忙离开，谎称走错了路。男子的举动引起了大家的警觉，在李达夫人的提议下，会议辗转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最后，大会以这种堪称奇迹的方式胜利闭幕。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召开，而党的诞生纪念日是7月1日。为什么两者的时间不一致呢？为什么７月１日成了党的诞生纪念日呢？

把７月１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是毛泽东于１９３８年５月提出来的。当时，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中央领导同志第一次明确提出“七一”是党的诞生纪念日。当时在延安的曾经参加过一大的党的创始人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两人。他们回忆一大是７月份召开的，但记不清楚确切的开会日期。因为缺乏档案材料，一时无法查证，所以就把７月１日确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七一”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最早见于中央文件是１９４１年６月。当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日四周年纪念指示》。《指示》说：“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的把“七一”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进行纪念的第一个文件。

我党成立之初，党员人数不多，组织机构也不健全，所以此次会议仅有13位代表参加，然而，长期而艰苦的革命斗争，致使这13位代表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改变，最后只有2人坚持到新中国成立，并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那么，其他11位代表的结局如何呢？

在这十三位代表中，有七人先后脱党，他们分别是：陈公博、周佛海、李达、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和李汉俊。

1.陈公博

“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在会议召开后仅几个月的时间，陈公博就对共产主义学说产生了怀疑和困惑，于是此后不久，他竟然公然宣布：不再履行党的任务。

然而，陈公博脱党后，并没有坚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而是公然投靠汪伪政府，犯下了诸多不可饶恕之罪行，是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大汉奸。抗战胜利后，陈公博仓皇出逃日本，不久后被押解回国，1946年6月3日被执行枪决，自此结束了其罪恶滔天的一生。

2.周佛海

与陈公博一样，作为“一大”旅日代表的周佛海，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汉奸”。周佛海早年曾东渡日本求学，在此期间开始信仰共产主义，并成为当时唯一从国外赶回来的“一大”代表。然而，回国后不久，周佛海便与国民党右派勾结，后于1924年9月正式宣布脱党。

周佛海一脱党，便立即走到了我党的对立面，成为蒋介石反共道路上的马前卒。抗战爆发后，周佛海更是一跃成为了汪伪集团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从此沦为了世人诟病的“卖国巨奸”。

抗战胜利后，周佛海为了重新得到蒋介石的重用，便主动提出将他担任市长的上海交给“中央”。对此，蒋介石自然求之不得，于是当即便封他当行动总队司令。然而，人民群众对于周佛海这个大汉奸早已是恨之入骨，蒋介石最后也不得不迫于压力，将周佛海关押起来，后于1948年2月28日病死狱中。

3.李达

其早年也是一位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一大”上还被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同年冬，他还应毛主席之邀回湘合办湖南自修大学，并出任校长一职。然而，由于其与陈独秀和张国焘的矛盾，不久后，李达便宣布脱党。但他“脱党不叛党”，即便是后来大革命失败，他也依然坚守马列主义，继续为中国革命奋斗不息。1949年12月，李达又重新入党，为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发光发热。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和武汉大学校长，并担任中国哲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及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委、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筹委会主任及院长等职 。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毛泽东曾当面称赞他是理论界的鲁迅。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诬陷和迫害，同年8月含冤去世。1980年被彻底平反昭雪。

4.张国焘

在“脱党”的这七人中，张国焘在我党的地位无疑是最高的，尤其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其更是先后做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等职。

然而，在长征途中，他却悍然对抗中央路线，非法成立了所谓的“第二中央”，最后竟然还不知悔改，趁祭拜黄帝陵之机只身逃离边区，投靠了国民党，而后被开除党籍。1948年6月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继续进行反共宣传。同年11月去台湾。1949年冬，张国焘携妻子杨子烈和三个儿子离开台北，来到了香港。1949年转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1949年，张国焘逃往香港，之后又移居加拿大。1979年12月3日，82岁的张国焘冻死于一家养老院。

5.刘仁静

与张国焘一样，被开除党籍的还有刘仁静，他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一大”后曾与邓中夏创办并主编《先驱》，1923年出任上海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局委员长。那时候的刘仁静，可谓年轻有为，前途不可限量。然而，1926年的莫斯科之行，却让他成为了“托派”的追随者之一，回国后还组织托派“十月社”，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

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1937年出狱。先是去上海，由于找不到工作，又乘船回武昌找陈独秀，被陈独秀拒之门外。1948年，受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日报》总编陶希圣之邀请，来到国民党政治研究室当了研究员及国民党国防部镇江教导所工作。此时的刘仁静已完全投靠国民党。

1949年大陆解放，国民党败退台湾，刘仁静如梦方醒，离开国民党留在了上海。全国解放以后，刘仁静来到北京。1950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刘仁静的声明》：“我于1921年加入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工作。1927年，当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我在共产国际内部的斗争中，参加托洛茨基派的组织及活动……使我不能认识路线之正确，所以我在政治上长期的和党对立……”最后写道：“今后必须向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学习，我过去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以后决心在党及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谨此声明。”

在这之后，刘仁静还曾一度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195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52年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翻译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等著作，署名刘若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捕，1966～1978年被关押。1986年底，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翻译、国务院参事。1987年8月5日因车祸去世。

6.包惠僧

在“一大”召开前，包惠僧曾在武汉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并在武昌组织成立了共产党临时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次年七月，他受陈独秀同志的委派，前往上海出席“一大”，并负责向陈独秀汇报会议情况。那时候的他也是朝气蓬勃、前途无量。然而，大革命失败后，包惠僧却产生了悲观情绪，加上张国焘的处处责难，致使他决定退党。

1931年，包惠僧被蒋介石任命为陆海空军司令部参谋，抗战胜利前夕携家人前往澳门，建国后从澳门回京，历任内务部参事、国务院参事等职，1979年7月2日去世，终年85岁。

7.李汉俊

跟周佛海一样，李汉俊早年也曾留学日本，并在此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回国后还与陈独秀共同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董必武甚至还曾将其称之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老师”。然而，在“二大”后，他与张国焘和陈独秀发生了矛盾，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但其信仰却没有丢失，依旧在从事革命工作。1927年12月7日，李汉俊被敌人抓捕后枪决，年仅37岁。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脱党”的这七人中，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脱党后成了民族的败类，如陈公博、周佛海；第二类，被开除出党，如张国焘、刘仁静；第三类，脱党后信仰不改，如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则在这三类之外，但其经历又跟张国焘有些相似。

十三位代表中，壮烈牺牲的共有四位，他们分别是：王尽美、何叔衡、邓恩铭和陈潭秋。

1.王尽美

山东党组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后来曾担任过山东省委书记。“二大”后，他根据中央的指示，不惜以带病之身先后奔波于济南、北京、上海等地，积极发展党组织，后于1925年8月19日病逝，年仅27岁。

2.何叔衡

十三名代表中最年长的一位，当时他已经40多岁了，“一大”结束后，他与毛主席一起回到了湖南，积极发展党组织，历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

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与瞿秋白、邓子恢等一批中央领导人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与敌人在长汀地区发生了激战。战斗中，何叔衡不幸跌落悬崖，后被敌人发现，壮烈牺牲。

3.邓恩铭

曾就读于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一大”时与王尽美同为济南代表，会议结束后返回山东发展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历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等职。1928年底，邓恩铭在济南开展革命活动时，由于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后于1931年4月5日英勇就义，年仅30岁。

4.陈潭秋

在“一大”时，陈潭秋是武汉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同时也是有名的学生领袖。红军长征期间，他还曾留任中央苏区中央分局委员，领导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8月，陈潭秋受组织委派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留驻共产国际工作。1939年，陈潭秋回国后，奉命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及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残忍杀害。

中共“一大”的这十三位代表中，最后只有毛主席和董必武坚持到建国，并同时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

1949年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同样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当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举行。毛主席向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个洪亮的声音瞬间震撼了北京城，震撼了全中国，震撼了全世界。接着，毛主席亲手按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仔细对照两个画面，我们发现，在1949年的天安门城楼上，曾经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站在了天安门城楼的只有毛主席和董必武两人。

1976年9月9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走完了他83年的奋斗人生。1975年4月2日，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董老，也走完了他精彩而传奇的一生，享年89岁。

纵观一大的13名代表，脱党、被党开除的7人，牺牲的3人，病逝的1人，加起来一共是11人，唯一从最初坚持到最后的只有毛主席和董必武2人。

所以毛主席有诗云，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没有坚强的毅力，没有为人民献身的决心，伟大而神圣的革命事业就不可能完成。

来源：怀旧音乐随身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