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起多铎，努尔哈赤第十五子，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人们的记忆似乎总在两个极端间摇摆：要么是影视剧里那位重情重义、驰骋沙场的“多情战神”，要么是史书血迹斑斑的一页——“扬州十日”的冷血刽子手。然而，当我们拂去演义的尘埃，沉潜于《清史稿》《清实录》等正史的浩瀚卷帙
提起多铎，努尔哈赤第十五子，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人们的记忆似乎总在两个极端间摇摆：要么是影视剧里那位重情重义、驰骋沙场的“多情战神”，要么是史书血迹斑斑的一页——“扬州十日”的冷血刽子手。然而，当我们拂去演义的尘埃，沉潜于《清史稿》《清实录》等正史的浩瀚卷帙，一个远比标签复杂、鲜活得多的人物，正从刀光剑影与权力棋局中走来。他7岁执掌旗权，21岁名震天下，36岁憾逝天花，短暂的一生，始终踩在清朝开国的刀刃之上。他的功与过，如同一根拧死的麻绳，不将每一缕纤维掰开揉碎，便永远无法看清其真实的纹理与张力。
一、7岁当旗主：努尔哈赤的偏爱，是父爱还是最深的权力算计？
别以为多铎的起点是13岁受封贝勒，这位“老来子”的特权，从他尚在襁褓中时，就已悄然注定。
后金天命五年（1620年），当同龄的孩童还在牙牙学语时，年仅7岁的多铎，被父亲努尔哈赤破格册封为和硕额真，直接执掌一旗实权。这并非虚衔，而是八旗制度下真正的权力核心。我们不妨做个对比：彼时，他9岁的哥哥多尔衮，还在跟随兄长们练习骑射，苦学满文，连参与议政的门槛都未曾触及；而长子代善，历经二十余年血战，才勉强保住正红旗旗主之位。多铎的童年，没有刀光剑影，却先一步攥住了后金帝国的权柄钥匙。
努尔哈赤晚年的安排，更是将这份偏爱推向了极致。他将自己亲领的两黄旗（正黄、镶黄）这支最精锐的“御林军”，硬生生拆分出整旗（镶黄旗）划归多铎名下。更惊人的是，他在临终前留下遗命：自己麾下最精锐的亲军，未来将全部归多铎指挥。这哪里是为子铺路？这分明是将后金一半的军事家底，提前塞进了一个稚子的口袋。
世人常将此解读为老父亲对幼子的舐犊之情，但细究之下，这背后是帝王心术的冰冷算计。晚年的努尔哈赤，深陷诸子争位的漩涡：代善功高望重，皇太极智谋深沉，阿敏、莽古尔泰亦非等闲之选。在这样的局面下，抬出一个年幼、根基尚浅但血统尊贵的嫡子，让他成为制衡各方势力的关键砝码，才能确保后金这艘大船不因内斗而倾覆。多铎的“幸运”，从降生之初，就是权力棋盘上的一枚棋子。他手握的权柄，既是恩宠，也是将他推向风口浪尖的沉重枷锁，只是那时的他，还不懂这其中的凶险。
二、21岁破松锦：被误读的“纨绔”，打起硬仗有多狠？
许多人津津乐道于多铎的乖张跋扈，便想当然地给他贴上“纨绔子弟”的标签。然而，历史的真相是，一旦踏上战场，这位年轻的王爷便会化身为一头最凶猛的猎豹，其狠辣果决，足以让最精锐的明军胆寒。崇祯十五年（1642年）的松锦之战，便是他军事天赋的第一次惊艳亮相。
当时，明蓟辽总督洪承畴率领十三万大军驰援锦州，这是明朝倾尽国力打造的最后一支机动兵团。面对强敌，年仅21岁、初次独当一面的多铎，并未选择硬碰硬。他敏锐地抓住了明军劳师远征、粮草依赖后方的弱点，上演了一出教科书式的“围点打援”。他先以重兵将锦州围得如铁桶一般，切断其内外联系；待洪承畴主力抵达松山一带，又亲率精骑，如鬼魅般绕至明军后方，一刀斩断了其生命线——粮道。
十三万明军瞬间陷入绝境，军心大乱。多铎抓住战机，率八旗铁骑如潮水般发起冲锋。史载“炮矢如雨，尸横遍野”，明军阵线彻底崩溃，洪承畴、丘民仰等一众大明名将尽数被俘。此战之惨烈与彻底，堪称明朝辽东防线的“滑铁卢”。明军最精锐的关宁铁骑几乎全军覆没，松山、锦州、杏山、塔山四大重镇接连失陷。经此一役，明朝再也无力与后金在辽东抗衡，山海关外的门户洞开。
皇太极接到捷报，龙颜大悦，不仅立刻恢复了多铎此前因行军失误被革去的爵位，更将象征荣耀的镶白旗交到他手中。从戴罪立功到逆风翻盘，不过短短数月。这份卓越的战场洞察力和执行力，绝非“嫡子”身份所能伪装。战后，据说洪承畴曾忍不住问他：“将军年纪轻轻，用兵为何如此果决？”多铎只冷冷回了一句：“打仗靠的是脑子，不是岁数。”这句话，狂傲，却字字珠玑。
三、铁帽子王的“铁”：究竟硬在战功，还是兄长的权势？
“铁帽子王”，这个封号自带千钧之力，而多铎的豫亲王爵位，更是其中分量极重的一顶。很多人认为，他的地位全靠哥哥多尔衮的扶持，但事实远非如此。清初八大铁帽子王，其“铁”不在于血缘，而在于“世袭罔替”的特权——爵位传承无需降级，子孙后代永享亲王俸禄。这份荣耀，是用鲜血和战功换来的。
多铎的战功，在开国诸王中堪称翘楚。从松锦大捷，到随清军入关，再到挥师南下，平定江南，他几乎参与了清王朝奠基的所有关键战役。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在为多尔衮平反的同时，高度评价多铎“开国诸王战功之最”，并将其牌位请入太庙，配享太庙。要知道，当时多尔衮的评价尚在反复横跳，多铎能获得如此稳定且至高的肯定，足见其功绩之彪炳，早已超越了个人恩怨与政治风波。
豫亲王爵位的“铁”，更体现在其惊人的韧性。它曾两次被夺，又两次被恢复。康熙年间，多铎之孙鄂扎因战功卓著，被康熙帝重新册封为豫亲王；到了乾隆朝，乾隆帝又念及多铎开国元勋之功，将爵位归还其直系后代。这种“跌落深渊还能重回顶峰”的经历，在清初宗室中极为罕见。多铎的“铁”，不是靠兄长的荫庇，而是靠自己在战场上一次次拼杀出来的硬实力，是刻在清朝开国史册上不可磨灭的功勋。
四、扬州十日的血：再大的战功，也洗不白的原罪
然而，无论多铎的战功多么显赫，也永远无法绕开“扬州十日”这道深深刻在历史耻辱柱上的血色烙印。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多铎率清军兵临扬州城下，南明重臣史可法率军民死守。城破之后，多铎下达了那道残忍的屠城令。
根据幸存者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以及计六奇《明季南略》等记载，扬州城瞬间化为人间炼狱。“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屠杀持续了整整十天，繁华的江南重镇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据称，事后僧人收敛的尸骸就超过八十万具。清兵不仅屠戮生命，还纵火劫掠，昔日“烟花三月下扬州”的盛景，转瞬化作一片焦土。
有人为多铎辩解，称此举是为了“杀一儆百”，以恐怖手段震慑南明残余势力，加速统一进程。但无论理由多么“正当”，都无法掩盖其针对无辜平民的极端残暴。这不是战争，而是屠杀。当多铎班师回朝，顺治帝赏赐他黄金五千两、白银五万两时，这些冰冷的金属，又怎能洗净扬州城浸入泥土的鲜血？他的战功再大，也抹不掉这场浩劫留下的永久污点。这是他一生都无法赎清的原罪，也是评价他时永远无法回避的黑暗面。
五、手握重兵不揽权：一个权臣的“清醒”有多难得？
作为摄政王多尔衮的同母弟，多铎的权势一度达到顶峰。多尔衮将平定江南、讨伐蒙古等最核心的军事任务悉数交给他。当多铎平定江南、功成名就班师回朝时，多尔衮亲自出朝阳门外迎接，兄弟二人并辔入城，威势赫赫，连年幼的顺治帝都显得黯然失色。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手握重兵、战功盖世的多铎，却始终保持着一种罕见的政治“清醒”。他从不结党营私，不干预朝政。多尔衮多次想拉他一同把持朝政，他都巧妙地婉拒，一心只专注于军事。有人劝他多培养心腹，以备不时之需，他却回答：“我是旗主，也是将军，管好兵、打好仗就行，朝堂上的事，有我哥在。”
这种“不越界”的分寸感，在波诡云谲的权力场中，堪称一股清流。对比后来鳌拜的专权、年羹尧的跋扈，多铎的克制与自律显得尤为可贵。他深知，自己的立身之本是战场上的赫赫战功，而非朝堂上的权谋诡计。一旦卷入中枢的政治漩涡，无论输赢，都可能万劫不复。这份清醒，最终也救了他的家族。多尔衮死后被清算，多铎虽受牵连被降爵，但并未被抄家灭族，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他没有结成威胁皇权的政治集团，没有触碰顺治帝的底线。
多铎不是没有野心，而是他清醒地知道，自己的野心应该在何处燃烧。在战场上，他是无所畏惧的猛将；在朝堂上，他是懂得收敛的权臣。这份精准的自我定位，是他为自己，也为后代留下的一条生路。
六、36岁死于天花：天命无常，战神亦难逃
谁能想到，一位能决胜千里、平定四方的战神，最终却倒在了看不见的敌人——天花病毒面前。顺治六年（1649年），北京天花大流行，多铎不幸染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天花对于几乎毫无免疫力的满洲人而言，无异于死神的通知书。
远在山西征讨姜瓖的多尔衮得知弟弟病危，心急如焚，星夜兼程，马不停蹄地赶回北京。史载他“七昼夜驰至京”，可终究还是晚了一步。当他风尘仆仆地赶到府邸时，多铎已经气绝，年仅36岁。这位权倾朝野的摄政王，抱着弟弟冰冷的尸体，哭到吐血，却再也唤不回那个曾与他并肩作战的亲人。
历史的讽刺在于，夺走多铎生命的天花，后来也成了清宫的梦魇。他的侄子顺治帝，同样英年早逝于天花；年幼的康熙玄烨，为避痘曾被送出宫外抚养。一个能踏破明军百万雄师、能驯服蒙古各部的铁血王爷，却败给了一场小小的瘟疫。天命无常，在多铎身上，得到了最残酷、最令人唏嘘的印证。
顺治帝追封他为“和硕德豫亲王”，谥号“德”，寓意美好。可再多的身后哀荣，也换不回那个戛然而止的年轻生命。他的一生，如同一场急行军，来时轰轰烈烈，去时猝不及防，留给历史一地来不及细评的功与过。
多铎，不是完美的战神，也不是纯粹的恶魔。他是一个被时代洪流裹挟着前行的复杂个体，一个在权力、战争、人性与命运之间挣扎的猛人。他的一生，是清初那段血与火的历史最浓缩、最矛盾的篇章。读懂了他，我们或许才能真正读懂那个时代的残酷与真实，读懂历史本身那无法被简单定义的复杂与深刻。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