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5年8月25日，山东胶州的军用机场，一架银灰色轰-5轰炸机划破晨空。
叛逃的萧天润
大家好，我是兰台。
1985年8月25日，山东胶州的军用机场，一架银灰色轰-5轰炸机划破晨空。
机舱里，副大队长萧天润沉默地注视着仪表盘。
那一天，本应是一场例行训练飞行，却成了他命运的分水岭。
几小时后，这架飞机出现在韩国上空。
油量急剧下降，最终迫降在全罗北道里里市的稻田中。
飞机解体，一名韩国农民当场丧命，领航员孙武春重伤殒命。
萧天润被韩方拘留。
几天后，他正式叛逃。
那时他33岁，一个从江西赣县走出的解放军飞行员，正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萧天润驾驶的飞机坠毁在韩国
萧天润1952年生于江西赣县，少年聪慧，
17岁入伍，被选入空军学院学习。
飞行技术出色，屡次获评“优秀飞行员”。
1970年代末调入海军北海舰队航空兵，成为第三轰炸师第七团第三大队副大队长。
那是一个被高度信任的职位。
然而在1980年代的中国，改革初启、社会封闭、思想碰撞。
一些知识分子与军人开始向往外部世界的自由空气。
萧天润后来在回忆中说：“那时候只是想出去看看，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
于是，他在那个八月的早晨，悄悄改变了航线。
飞机穿过黄海上空，燃油耗尽后坠落韩国，他也从此与故乡隔绝。
萧天润叛逃后
萧天润叛逃事件震动中外。
几周后，台湾当局宣布“成功接收义士”，并在舆论上大肆宣传。
1985年9月20日，萧天润抵达台北。
机场灯光耀眼，记者蜂拥。
台方为他授衔中校，赠黄金三千两——折合近四千万新台币。
台湾媒体称他是“勇敢追求自由的飞行员”，在各大报纸头版刊登他的笑容。
在台北，萧天润第一次感受到另一种“荣耀”。
他穿上新制服，面对闪光灯，被安排出席军中典礼和媒体访问。
那个年代的台湾，正将叛逃飞行员塑造成“自由的象征”。
他被邀请演讲、拍摄纪录片，成为宣传的样板人物。
然而，掌声散去后，新的孤独袭来。
语言、文化、政治环境的隔阂，让他在表面荣光下倍感疏离。
他再也不是山东胶州的飞行员，也未能真正成为“台湾人”。
荣誉与现实之间，隔着一片无形的海峡。
萧天润与台湾的第一任妻子张德芬
1987年2月，台湾电视台女主播张德芬挽着身着西服的萧天润走进台北中正教堂。
这场婚礼排场隆重，政商名流云集。
媒体称他们是“自由爱情的象征”。
对外界而言，这是一场政治与浪漫的结合——一个“投诚飞官”迎娶了“台湾最美主播”。
婚后，萧天润的生活一度被神话。
住宅、轿车、优厚的军饷，尽显尊崇。
台湾空军总司令李天羽对他赏识有加，后来更因陪同访问美国获赞而破格晋升上校。
然而，表面的繁华掩不住婚姻的裂痕。
张德芬性格独立、事业心强，婚后重返电视台，两人聚少离多。
随着政治气氛转变，他们的结合失去了象征意义。
几年后，这段婚姻悄然结束。
萧天润后来又有两段婚姻，育有数名子女，却再未走出那段最受瞩目的情感阴影。
萧天润
2010年，萧天润退役。
那年他58岁，头发花白，神情平淡。
退伍后，他转任空军航空技术学院的文职教员，虽然继续留在军中任职，却早已淡出公众视线。
萧天润是台湾“国军”中最后一位退役的“义士”。
在他的背后，是几十年政治风向的变迁。
冷战的烈火熄灭，海峡两岸都进入了新的时代。
他昔日的“义士身份”，成了尴尬的历史印记。
对年轻一代而言，他只是教室里的一位沉默教师。
在台湾的日子里，他极少谈及往事。
偶尔受访，只淡淡一句：“人生总要为选择付代价。”
他曾在私下对朋友说，最想做的事，是回家看看老屋，祭拜父母。
但这个愿望，他知道永远无法实现。
萧天润
2011年，英国广播公司中文网记者在台北采访了萧天润。
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谈及心底的悔恨。
面对镜头，这位昔日飞行员语气平和，却字字沉重：“我当时只是想出去看看世界，没有想太多。如果能重新来过，我可能不会走那条路。”
记者问他是否后悔叛逃。萧天润沉默良久，才缓缓说道：“人一生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但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再回家。”
他强调自己无论身在何处，始终是“中国人”。
当谈到大陆改革开放后的变化，他露出笑容：“看到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我真的很高兴。”
话语间，既有欣慰，也有无法回归的痛楚。
在那次采访的结尾，他几乎哽咽：“如果有一天能让我回去看看，我会感谢他们。”
萧天润与邓丽君合影
萧天润的一生，是一条偏离航线的飞行。
起点是荣誉，经过的是欲望与孤独，终点是悔恨与乡愁。
黄金可以熔化，荣耀可以消散，唯有那条从胶州到台北的航线，仍横亘在他心中——像一条无法跨越的海峡。
时间让意识形态模糊，却放大了人性的孤独。他用半生的代价，换来短暂的自由，却失去了根。那种夹在海峡之间的身份撕裂，让他无处安放。
对历史而言，他是一个名字；对命运而言，他是一声叹息。
人生有无数次起飞，却只有一次降落。
萧天润的降落，注定无处可归。
来源：兰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