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去世，无人办理后事，周公含泪下达两道命令

摘要：张治中的故乡，巢县洪家疃村，远离都市喧嚣。墙角一堆竹编残片，还能看到祖父和父亲留下的生活痕迹。他在一岁时就被村里称作“会读书的娃”，但谁会信？照母亲的说法，小治中小时候身体羸弱，冬天咳嗽不停，熬得家里一度人心惶惶。六岁那年，母亲带他走进私塾。旧桌椅，纸糊窗，夜

张治中的故乡，巢县洪家疃村，远离都市喧嚣。墙角一堆竹编残片，还能看到祖父和父亲留下的生活痕迹。他在一岁时就被村里称作“会读书的娃”，但谁会信？照母亲的说法，小治中小时候身体羸弱，冬天咳嗽不停，熬得家里一度人心惶惶。六岁那年，母亲带他走进私塾。旧桌椅，纸糊窗，夜里漏风。他哭过，又咬牙读下去。私塾的师傅李先生，喊他背书，罚跪。三天两头打手心，小张没吭声。他家里连板凳都归着用，母亲去邻居家借米，转头又变卖家里仅有的银器供他交学费。那阵子读书，极难。

母亲喜欢在书房门口等他，一动不动，好像怕打扰，但总让他分外安稳。小张并没有很聪明，他只是笨笨地记，晚上点蜡烛看书，手指头黑了又黑。有时母亲咳得厉害，坐在灶台旁，伸手要捂住嘴，怕吓着孩子呢。家里穷，吃饭全靠祖父田里一亩一粟。他说：“读书的人要肯忍。”这种话，小张小时候听了太多，反而不大信。他觉得苦，但还是继续。

武昌起义那年，张治中二十出头，那场动荡，他听说得早，也看见了城里巡逻的士兵。他在杂货铺学徒，学算盘。这不是自己的天下。革命的口号满大街都是，他最后跑去了扬州报名读警察教练所。家里没人拦他，母亲只是抹眼泪。可能她心里面并不太赞成。

他在警察教练所，见到不少“读新书”的人。张治中的训练成绩不错，他没什么特别的想法，觉得考得好是因为用心了。后来他接触到军官学校，考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这里人才多，白崇禧跟他交情好。在学校生活紧张，有时零食都买不起，但尚且安心，张治中天天和同学切磋军事。教官表扬他几次，校长只说“小张脾气硬”，这评价他记在心里，可有时也觉得自己不够圆滑。

张治中毕业不久，南方军阀闹事，他没怎么选，直接入了滇军。打仗是没得退路的。他支持孙中山护法，职位连长、营长都干过。他觉得自己不是最能打的，可是勤奋。每逢军事行动，他会提前研究地形，据说用一根竹竿就能在沙盘上布阵。胜利并不轻松，失败更常见，他后来不爱怎么讲那些细节，战场上死人多，赢了也只觉苦涩。

加入黄埔军校，张治中身份从“打仗的”变成了“教书的”。代总队长，师参谋长，都兼着。黄埔的学员，参差不齐，有些叫苦，有些热血。他不喜欢训斥，喜欢“天天演练”，改革课程，添了野外操作和应急预案。他和周总理接触多，觉得谈话很投机。周总理每次都很冷静，他却很直接。有一回晚饭后讨论未来，周总理笑着劝他“多想一步”，张治中觉得，自己已经想过了啊。

北伐时张治中干了副官长，沿途战斗连着数月，手下兄弟打得很好。他在武汉分校兼教育长。盛夏酷暑，学员跟他一起扎营，每晚踩点，有几次差点踩进泥塘。他觉得学生就要勤练，可又怕累伤了身体。以前的学员慢慢成了部队骨干，他很得意。

张治中很看重军队改革。被任命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后，他大刀阔斧改革。他给学员写标准动作流程，甚至让所有人定期考核。“考得好，不一定能打仗，”他这么说，大家不信。他有自己的坚持。

很快张治中又上了战场，转战多地。他觉得指挥不如实操来得痛快。淞沪抗战“一·二八”，他一夜没合眼。队伍里伤兵很多，他自己带头鼓劲。对日军的反击，报上唱歌般夸奖。但他后来回忆，打仗也没多光彩，事实并不如外人说得那样激烈。他沉默地说：“死人太多。”可又说那次打赢了，是大家伙的努力，自己只是运气好。

在福建平叛、京沪防务期间，张治中老去不少。部队转移时，他指挥吃住补给，比以前更加注重细节。抗战临近，他身上的责任沉甸甸。湖南省主席时，头疼伤兵问题，土匪横行，自己管理不来，有几次很崩溃。兵役政策老是被地方反对，伤兵不能及时治疗，张治中去医院看他们，难受得不敢说话。

长沙大火，是他一生的难忘痛。日军进攻，协调不灵，结果放火烧城。事后他被处分，但没离开岗位。他一直说自己有错，但又辩称是“情势所迫”。恩怨分不清，他努力善后，恢复民生，别人觉得有担当，他却十分愧疚。

国防职位越做越高。当上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青年团书记。他不想做太多政治，觉得心里还是军事在行。推崇孙中山联俄联共，主张各党派合作。他跟蒋介石关系复杂，时好时坏。皖南事变，明知风险，还是冒死上书蒋介石劝和。他自己跟人说，不怕丢官，只怕抗战失败。可后来想想，好像也不是这么勇敢，毕竟身家性命都压在权力上，不提也罢。

新疆营救共产党员那一段，外界传得很神秘。有人说张治中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去营救。他自己只说：“该做的事。”这也许是真的，但未必全部。他把人送回延安，算不得一呼百应，也不是全凭本事。外面传得神，内部却琐碎而谨慎。反正事情成了，谁也没追问。

主张国共合作，张治中在历史关键点频繁露脸。谈判使者身份，他多次代表国民党赴延安，主持制定《国内和平协定》。协议没能落地，大家很失望。他本来想继续努力，但形势已非个人能左右。张治中转述细节时，语气反复，说是有机会，但又说希望渺茫，不知该不该继续相信和平——两面说，哪句真呢？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委员、人大常委、副主席等职务都做过。他亲自到新疆调研，不止一次参与少数民族政策。办公室墙上贴着他亲手写的笔记，对民族团结极为关心。但内部会议碰到分歧，张治中也不总是支持主流意见。有时他会搞点“软抵抗”，私下还会屯点不同意见备查。所谓主持公道，未必就能事事如愿。

1950年密令赴港，准备两岸和谈。途中遭遇未遂暗杀，险些丧命。他事后只简单提及：“对方没成。”家里卧床调养数月。这以后，他反对内战的态度端得更加坚决。其实有点反常，按性格张治中平日偏向温和，关键时刻却格外坚定。目标是和平，但实际结果却常常失望。

新中国时代，他在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等岗位。公开呼吁国民党旧部投降回国，广播讲话，不带犹豫。有人说他是“两边通吃”，也有人质疑其背景。张治中并不在乎这些，他心里只有和平。可话说回来，这种和平未必真能落地。他自己说“我的信念没变”，但部分朋友认为他其实也有过动摇。这也是乱世人物的真实写照吧。

到了1969年，张治中病逝北京。“和平将军”的尊号早已尘封，甚至后事都无人敢办。“身份太敏感了嘛？”有些老友私下议论，各方都在观望。那几年形势怪异，连送葬都成了风险。周总理闻讯，亲自赶到张家。这次不借别人之手，亲自安排。仪式上，党派人士纷纷到场，民主党派、旧友、老下属全部聚齐。周总理特意命令，“愿来的都来，不分身份。”场面很安静，大家低头默哀。那天周总理神情有些憔悴，他只交代“要办好，不许丢人。”这样的情谊和坚守，实在罕见。

定格在那些送行场景里，人们议论纷纷。有人感叹，英雄虽死，余威犹存。也有人说，张治中后事之艰难，是时代的缩影。冷遇与尊敬并存，不知哪一面才是真的。不止如此，群众对周总理的命令赞誉有加，但对张治中本身，态度复杂。既敬佩，又有质疑。这两面之中，究竟哪个更能代表真实历史？或许一时也难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