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遵义的崇山峻岭间，道路是文明融合的密码。从秦代五尺道到现代数据高速，交通变革不仅是道路延伸，更是政治、经济与文化认同的重构史诗，镌刻着中原与边地的千年对话。
本文选自《中国公路》杂志2025年第16期
文/何华
在遵义的崇山峻岭间，道路是文明融合的密码。从秦代五尺道到现代数据高速，交通变革不仅是道路延伸，更是政治、经济与文化认同的重构史诗，镌刻着中原与边地的千年对话。
乌江北岸、娄山南麓的崇山峻岭间，道路如刻在大地上的密码，记录着秦汉以来中原汉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逐渐融合、发展。从古至今，贵州遵义的交通发展，绝非简单的道路延伸，而是一部以空间重构为表象的文明融合史诗。从秦代五尺道到当代数据高速公路，每一次交通变革，都是对地理空间的重组，更是对政治权力、经济资源与文化认同的重新配置。
公元前214年，秦将常頞（àn）奉命开凿五尺道（连接蜀地与古夜郎等地的重要通道）。这条仅宽五尺（约合今1.2米）的狭窄通道，如一把青铜剑鞘，深深插入古夜郎腹地。它不仅是军事征服的产物，更是帝国空间生产的典范。考古学家在桐梓楚米铺发现的绳纹陶片上，仍黏附着千年前的盐粒，无声诉说着这条“青铜高速公路”的双重功能——它既是军事控制的神经传导系统，也是巴蜀经济圈向西南扩张的毛细血管。
修筑五尺道的意义，绝非单纯的地理征服，而是通过物质流动重构区域空间秩序。原本被视为“异域”的古夜郎地区，逐渐被纳入华夏文明的时空坐标系。与此同时，赤水河上的悬棺静静注视着往来的商船，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运送枸酱酒的船队。这些商船穿梭于长江水系，将夜郎边地与长安未央宫、建章宫奇妙地连接起来。曾经摆放在汉武帝案头的枸酱酒，原产于古夜郎地区（今贵州遵义一带，茅台为枸酱酒后世核心产区），既是夜郎国对大汉朝廷的贡品，又是一种“液态空间媒介”，通过味觉体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中央与边疆的心理距离。这种以特产为纽带的空间联系，比军事征服更为持久地塑造着边疆地区的文明认同。
▲川黔盐道位于遵义市播州区石板镇乐意村部分段落遗址。
北宋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播州（唐朝武德、贞观年间设置“播州”，该名称沿用至明朝万历年间。播州是中国历史上西南地区的重要行政区划，核心区域位于今贵州省遵义市及周边地区，是黔北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盐道的规模化运营，彻底改变了播州地区的经济格局。两条主要盐道——茅台经鸭溪、螺丝堰、息烽至贵州城（今贵阳）线与綦江经桐梓、遵义至铜仁线，如同剪刀的两刃，剪开了播州封闭的地理格局。史料记载：“八百匹滇马年运蜀盐六万引，每引折钱三贯。”如此庞大的运输规模，形成了密集的物流网络，彻底重构了区域经济、地理和文化要素。娄山关青石板上寸许深的马蹄凹痕，正是这种空间重构力的物质见证。
▲古盐道上，青石板被运盐的马匹踏出深深的凹坑。
明代播州杨氏土司的楠木运输，更是一场跨越千里的物流奇迹。当时的运输条件极为艰苦，需要克服重重自然障碍。大量产自播州的金丝楠木，借由杨氏土司组织的规模庞大的筏队，沿乌江东下，经过长江，转道京杭大运河，最终运抵北京，成为紫禁城的脊梁。这些金丝楠木不仅支撑了大明王朝的皇宫大院，更通过物资调配强化了中央与边疆的政治纽带。这一运输过程本身，就是对空间权力的展演——每一根金丝楠木漂流的轨迹，都在重申帝国中央政府对边远地区自然资源的支配权。
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平播之役爆发。李化龙率领的24万明军与播州土司杨应龙的军队在盐道上展开激烈的厮杀。经过将近半年的战斗，李化龙的明军战胜了杨氏土司军，朝廷改土归流。平播之役后，原播州属地分设遵义军民府和平越军民府，分属四川和贵州管辖。清雍正六年（公元1727年），遵义从四川划归贵州，从川南变成黔北。原本作为川盐入黔主要通道的经济基础设施川黔盐道，在平播之役中转变为军事机动通道，证明了交通网络具有多重空间属性。清代茅台渡口 “家唯储酒卖，船只载盐多”的盛况，则见证了战争通道重归商业用途的空间功能转换。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进入遵义，其机动路线极具研究价值。红军在遵义地区的运动战，本质上是对既有交通网络的创造性利用。川黔公路七十二道拐上，国民党军队曾使用道奇卡车运送兵工厂设备，而红军则穿插于乡间小道，二者之间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对比不仅体现了双方军事策略的差异，更反映出不同交通方式在战争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两种交通方式的空间博弈，最终决定了政治影响力的重新分配。这段历史仿佛也在揭示：交通网络的边缘，往往孕育着社会变革和要素配置的巨大力量。
▲建于乾隆四十三年川黔盐路建设功德碑（局部，后经修复），碑文载明了川黔盐道建设过程及捐款、捐粮人员。
1965年，川黔铁路全线通车，标志着遵义进入现代交通纪元。乌江渡曾有一位老船工站在铁轨旁，默默数着车厢，要知道，当年80节车厢的运量，相当于一个船队3年的运输总量。这一对比，生动展现了现代交通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这条铁路不仅运输了“三线”建设的建材和机器设备，还承载着遵义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希望，它为国家“三线”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重构了贵州腹地的产业布局，对遵义之后几十年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2015年深秋，道（真）（瓮）安高速公路（G69银百高速贵州段）余庆段通车，遵义实现了“县县通高速”。如今，当现代交通网络在这片土地上不断延展，那些串联起城乡的交通节点，正悄然成为传统与现代对话的场域，让文化的基因在车轮与轨道间自然流淌。G75兰海高速遵义段隧道群的LED灯带与古盐道火把的意象重叠，无声揭示着交通基础设施跨越时空的文化延续性；遵义新舟机场的雷达屏上，闪烁的航班光点与夜郎故地留存的铜鼓星纹奇妙重合，形成传统空间认知与现代交通网络的诗意对话；BRT站台里，仡佬族银饰与蓝牙耳机并置，仿佛也悄然象征着多元时空在交通节点上的叠加共存。
▲遵义市播州区石板镇乐意村七组部分群众于2020年沿古盐道走向，在100米以外修了大约1公里公路，目前已硬化，使这一段古盐道得以复建保存。左图为硬化路面，右图左上角站人处为古盐道。
站在构皮滩水电站观景台眺望，现代航运与明代沉船遗址在空间中叠印。这种历史层积现象似乎在隐喻着：未来的交通网络将是多维空间的有机融合。规划中的渝贵高铁、泸遵高铁、昭黔铁路，将进一步完善遵义的“水陆空、铁公机”立体交通体系。但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让这些现代交通设施既保持历史文脉的延续性，又能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同时为人流、物流、信息流的互联互通创造条件。
从五尺道戍卒的铜戈，到大数据中心的光纤，遵义的交通发展史始终是文明互鉴的空间实践。未来的交通建设应当超越单纯的工程思维，更应具备哲学思维、民本思维和社会属性，尤其要关注空间正义与人文关怀——让高速公路不仅缩短城乡距离，更弥合发展差距；让高铁车站不仅成为交通枢纽，更化作文化融合的接口；让航空网络不仅连接地理坐标，更串联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这片曾被司马迁称为“椎结左衽”的土地上，交通基础设施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在重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时间、空间的关系。当人们从娄山关隧道飞驰而过，或许应该偶尔减速，聆听岩壁中传来的马蹄回声——那是历史给予我们的空间启示：真正的交通运输进步，永远建立在传承优秀文化、尊重多层次发展需要、合理配置资源要素、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之上。
来源：中国公路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