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黄梅戏文化认知被地域标签裹挟的当下，安庆籍学者高鸿先生以无畏勇气抛出颠覆性观点，其对黄梅戏方言基础与核心发展地的精准研判，尽显真学者的清醒与担当——笔者对先生的论断由衷赞同，更敬佩他敢于突破桎梏、直言真相的学术风骨。

在黄梅戏文化认知被地域标签裹挟的当下，安庆籍学者高鸿先生以无畏勇气抛出颠覆性观点，其对黄梅戏方言基础与核心发展地的精准研判，尽显真学者的清醒与担当——笔者对先生的论断由衷赞同，更敬佩他敢于突破桎梏、直言真相的学术风骨。

高鸿先生无疑是伟大的文化学者。在诸多声音盲目将黄梅戏与安庆深度捆绑时，他跳出地域情怀桎梏，以本土视角直面历史本质，这种不迎合、不盲从的治学态度，在浮躁的文化语境中尤为可贵。作为扎根家乡文化研究的研究者，他比外人更懂安庆方言的碎片化特质，更清楚本地在黄梅戏发展中的真实角色，却甘愿放下“地域滤镜”，用理性论证戳破认知误区，这份敢说真话的魄力，正是当代学者最稀缺的精神品质。

其一，先生“黄梅戏非纯粹安庆方言演唱”的观点，精准撕开认知迷雾。安庆作为移民城市，“十里不同音”的方言割裂显而易见，城区与各县口音迥异，根本无法孕育统一的剧种语言体系。而黄梅戏的舞台语言，实则是其起源地湖北黄梅的采茶调传播中，融合多地方言形成的艺术形态，至今仍保留黄梅方言的韵律痕迹。这一论断，有力印证了黄梅戏“根在黄梅”的史实，打破了安庆方言对剧种起源的不当绑定。

其二，“壮大于合肥而非安庆”的论断，更是对资源规律的客观还原。剧种壮大离不开系统性支撑，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落户合肥后，汇聚全省力量推动黄梅戏实现艺术飞跃，铸就“梅开一度”“梅开二度”的高峰。而安庆在关键节点无所作为，仅后期参与普及，绝非发展核心。先生的观点，厘清了不同地域的真实角色，打破了安庆对黄梅戏发展权的垄断。

高鸿先生的论述，是对黄梅戏历史的理性正名。唯有尊重这样敢说真话的学者与客观事实，才能让黄梅戏的文化溯源回归本真，让传统艺术在正视历史中焕发持久生命力。

来源：凌云城市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