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6年，长江漂流年。一场轰轰烈烈的“长漂”壮举，把全国人民的目光吸引到金沙江畔，扬子江头。四川日报原记者奉友湘，曾在金沙江边栉风沐雨，历经艰辛65天，采访过中国科漂队，洛阳漂流队，中美联合队，个体漂流队，留下了多本珍贵的漂流日记。在“长漂四十年”即将到来之

奉友湘

编者按：1986年，长江漂流年。一场轰轰烈烈的“长漂”壮举，把全国人民的目光吸引到金沙江畔，扬子江头。四川日报原记者奉友湘，曾在金沙江边栉风沐雨，历经艰辛65天，采访过中国科漂队，洛阳漂流队，中美联合队，个体漂流队，留下了多本珍贵的漂流日记。在“长漂四十年”即将到来之际，“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及“四川省情网”将陆续刊登他的回忆文章《一个记者的长漂》，回望那些他亲历过的日日夜夜，跋涉过的山山水水，还有当年那人，那城，那情，那景。今日发布第五篇《欲拜老君道且阻》，敬请读者垂注并欢迎在文尾“写留言”处与广大读者分享您的阅读感想。

洛阳队起于草莽，成于民间，维系其团结的一是兄弟情义，二是江湖道义。队员之间，荣辱与共，成败一体。他们的管理也扁平化，重大事情统一一下意见，立马可以决定，灵活高效。当然，也会有决策草率、匆忙之弊。实在不行，他们就采取抓阄的方式决定。据说，决定首批冲击上虎跳峡的队员时，洛阳队就是抽纸条决定的。雷健生、李勤建运气超好，他们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拼命精神，成为世界上首个漂过上虎跳峡的英雄。

河南黄漂队队长雷健生（张新生 供图）

洛阳队的民办性质，也获得了一些央媒记者赞赏。在虎跳峡，就有央媒记者在两队竞争白热化时，为洛阳队打抱不平，向中央写内参，引起时任总书记胡耀邦同志重视并批示。四川方面紧急写了详细报告，并派人到中宣部等单位汇报。新材料送给总书记，耀邦同志看了说，“记者没搞仔细就写内参很不好”，终于了结了这桩惊天公案。亲历此事者、中国队长漂指挥部成员范明华曾著文详细记述这一事件（《长漂风云录》P33—34，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

洛阳队绝非浪得虚名，他们首过上虎跳峡赢得了载入史册的荣耀。创造历史的两人中，其中一条硬汉雷健生引起了我的关注。1986年9月30日下午5时过，与一批记者一起，我在渡口发电厂金沙江边第一次见到了雷健生。他同3位队友24日中午12点从虎跳峡下游的大具下水，用敞船在7天里漂了560公里江段，历经数次翻船，艰辛抵达万里长江第一市渡口。

雷健生有着180厘米左右的壮实身躯，让人感觉到他的魅力。刀劈斧凿般的面部轮廓，经历了长江风浪洗礼后黑里透红的脸膛，尽显北方大汉的威猛。他的头发似乎有些自然卷曲，令他粗犷豪放中又增加了一些柔情和浪漫。将满35岁的他，显得沉稳老练，回答记者的提问简洁而准确。他不像王茂军喜欢哈哈大笑，他的笑容会更加内敛，眼神也更显深沉，总让人觉得他若有所思。后来，我进一步了解他才明白，雷健生是洛阳队的灵魂人物，他的决定，有时甚至连队长王茂军也无法改变。

10月2日晚，一帮记者约好集体采访雷健生、郎保洛。黑压压一群男男女女挤满了他们的房间。其中有解放军报特约记者江林，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还有几家河南媒体记者。我得到内线情报，厚着脸皮挤了进去。此时，大家已经熟人熟事，再也不会赶我出门了。

雷健生并不是洛阳队最早的发起者。他本来是想当“独行侠”，一个人骑自行车沿川藏线进藏，从青海回来。王茂军第一次邀雷入伙时，雷健生觉得凑2万元如天文数字，太难。但王等几个哥们儿就是有本事，千方百计很快凑了两万多。当王茂军第二次找到雷，他看了看名单，说，我要是参加，如何？王茂军欣然说：“那太好了！”小几岁的王，一直把雷当大哥，当精神领袖。

雷健生毫不讳言地认为，自己是有理想的人，是有追求的人。从十几岁时，就一直想着为国家、为民族干点大事。“文革”中，和一帮学生“大串联”，从洛阳到延安徒步“朝圣”。他想投笔从戎，但因父亲的历史问题扛不了枪。他去广阔天地炼红心，3年脸朝黄土背朝天。他带领一拨精壮小伙儿建水库，成为生产大队的突击队。他认为，“文革”让一代青年浪费了太多的热情。自己虽然三十多岁了，却痴心不改地总在寻求一个火山爆发的缺口。他圈子里的年轻人，聊的话题都浸润着家国情怀。而“长漂”，就是让他们的激情喷薄而出的火山口。

雷健生下定了决心，便将一切置之度外。出发前几天，才向单位领导打了声招呼，饭碗不饭碗已无关紧要。不丢掉眼前的饭碗，何以能干大事？不牺牲眼前的利益，何以能有远大前程？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确有敢于打破家里坛坛罐罐的勇气！

雷健生认为，洛阳队队员最能吃苦，因为他们早就吃过苦中苦；他也认为他们的队员最勇敢，漂虎跳峡个个争着上，最后不得不抓阄；他还认为洛阳队队员的素质最好，好几位都是电大毕业。还有，“兄弟伙”结构的队伍指挥灵活。因此，他得出结论，洛阳队首过虎跳峡，有某种必然性。

我听雷健生与我们侃侃而谈，心里在想，他之所以成为洛阳队实际上的“带头大哥”，应该与他思想深邃分不开。他接受采访，手无片纸，流淌出来的，完全是他的心声。他的思想很“革命”，但绝无矫揉造作之感。

有记者赞扬洛阳队，说体现了中华民族那种百折不挠的精神。雷健生对这个评价很欣赏，毫无愧色地坦然接受。他说，一个有前途的民族，就是应该永远充满活力。中国古代文明、中华文化，值得我们骄傲。但一个民族要永葆青春是困难的。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让中国人的冒险开拓精神退化。我认为近代中国落后，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一个民族要充满活力，就是要善于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抛弃自己落后的东西。中国一个不好的东西就是平均主义，古人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好的精神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说到这里，雷健生眼里闪着光：我们这次“长漂”，不仅是一项体育活动，也不仅是中国人首漂长江，中国人漂的是政治，在于唤起一代人，振奋起我们的民族精神。所以，在青年中引起了强烈共鸣。

我觉得雷健生不是唱高调，他真就是这样想的。在冲过上虎跳峡出舱时，刚过生死关的他，情不自禁地喊出了“中国人万岁！”“中华民族万岁！”

有记者问雷健生在洛阳队里的地位。雷坦率地说，我认为自己在队里是核心队员。他们都把我当哥看待，我说话他们也能听进去。我们这个队很平衡，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矛盾。

实际上，后来洛阳队也把雷健生当作队里的“明星”来打造。中国队的王岩漂过了整个虎跳峡，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洛阳队就让首过上虎跳峡的雷健生再领衔主漂著名的“滩王”老君滩。这样，雷健生也创造了既漂过虎跳峡，又闯过老君滩的世界纪录。

记者云集采访洛阳队（张新生 供图）

我对雷健生充满了敬佩，我认为他绝对不是一介莽夫，而是一个有思想的英雄。可惜，他没有在长江“英勇就义”，却在第二年“黄河漂流”时，与郎保洛捐躯于滚滚中华母亲河！他注定是一个要为国家为民族干大事而献身的人，我们应当记住这位伟丈夫！还有郎保洛！

漂流英雄郎保洛（张新生 供图）

我的长漂系列文章第三篇《爱恨情仇中洛队》发表后，有位80后小朋友，对当时那群人舍生忘死漂长江感到难以理解。希望他读了雷健生的故事，会增加一些共情。

在被雷健生的激情感染之后，我们全情投入备战老君滩。

现在从攀枝花到会东县城，走攀宁高速公路，只需90分钟。如果坐高铁，则只需29分钟。而当年我们从渡口到会东县城，从早上7点半折腾到下午2点。那个山高路险，坑坑洼洼的路况，让专业司机都望而生畏。最终，我们抵达老君滩所在的会东县淌塘区鹿鹤乡，竟然花了两天时间！看来，要朝拜“老君”，没点诚心，是难以企及的。

不说行路，找车就费了老大周折。现在去哪里，想租什么车，分分钟搞定。可那时，即便你揣着大把钞票，别人还未必肯挣。

当时坐长途汽车，从渡口只能到会东县城。可从会东县城到鹿鹤乡还有约80公里山路，没有交通工具万万不行。我同河南媒体朋友商量，决定一起租车前往。那时，我们就无师自通地明白了“拼车”的妙处。以为这活儿很容易，我自告奋勇负责租车。当然，我也想与河南记者们搞好关系，大家在采访时相互关照。我们的出发时间定在10月6日早上7时。

我5日上午就给渡口公交公司出租车队打电话，咨询租一辆面包车要多少钱。回答是，有车，价格每公里9毛钱。后来我听说攀枝花宾馆接待处就有车出租，心想何必舍近求远。但接待处说，那边路况差，面包车不能去，要租只有北京吉普，每公里5毛钱。无奈，我先租下一辆吉普，确定我和河南日报张新生、徐小苒，豫西日报副总马凤超乘坐。老马当时50岁出头，脑袋上已大半荒芜，是我们这拨记者中年龄最大的。

我回头又打电话找公交公司出租车队，可要找的熟人全都不在。一位外省口音的人极不耐烦，甚至两次没等我说完话就把听筒扔了。折腾到下午晚些时候，才终于找到上次曾接待过我和牛泊的管出租车队的邹安邦，说好租一辆10座丰田面包车。

本以为万事大吉，没想几小时后又出幺蛾子。晚上10点半，公交公司出租车队刘书记急匆匆打电话找我，说那边路况极差，面包车难以开行，怕误了我们的事，车就不去了。

我一听急了：“你现在说不去，让我如何向河南的记者们交待？你让师傅明早先把车开过来，能走多远算多远。”

刘书记说，我没有别的意思，是怕完不成你们的任务。

我灵光一闪，说我们还租了一辆北京吉普，面包车实在走不了时，就让吉普多跑一趟。

刘书记听说还有一辆吉普，终于松口：“那好，我们的车就跟着吉普跑！”

听了这话，我真是千恩万谢。要是他在我面前，我会对他深深鞠躬，作上10个揖！

我在日记里感叹道：唉，要不是熟人，这车还真租不了！现在就是这样，拿着钱还要找熟人才能办成事！

后来我把租车的一波三折告诉了河南的记者们，他们都感动得连声道谢。可大家都想不到，后面的麻烦就像那山路一样千回百转。

6日早上折腾到7:30，才抱着咕咕叫唤的肚子出发。我同河南日报张新生、徐小苒、豫西日报老马登上北京吉普。其余河南记者和洛阳队郎保洛乘坐丰田面包车。天阴沉着脸，小雨淅沥，似乎预示此行的曲折。

我们是沿着金沙江左岸向下游行进，与到丽江的方向正好背道而驰。当年云南的公路比四川修得好。有人调侃说，在车上闭着眼睛，都知道是在云南还是在四川。从渡口到会东道路多由碎石铺就，路面是一道道凌乱的深深车辙，即便有些路面是柏油铺成，也已年久失修，汽车如同开上了搓衣板。吉普车一路蹦蹦跳跳地前行。好在我们这些记者久经沙场，啥车都坐过，倒也毫不在意。

上午10点多，到达会理县城。当年红军长征巧渡金沙江后，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理会议”。会议决议批评了错误倾向，重申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巩固了党内统一，保证长征后续顺利进行。会理古城也十分有名，被誉为“川滇锁钥”。特产会理绿陶历史悠久，精美异常。但我们无暇他顾，只停下来匆匆忙忙地吃了顿早餐。我早已饿极，一口气吃了3个包子，喝了一大碗稀饭。

不料，从会理到会东的道路更糟糕。大卡车将路面碾出深深的车辙，让底盘低矮的丰田面包车大吃苦头。我们几次停下车，用铁锹铲泥填坑，才得以通过。到会东县城，已经下午两点多了。

在我的印象里，那时的会东县城还比较新，一些建筑挺漂亮。街上行人穿着打扮洋气，不少年轻姑娘的衣着，即便走在时髦的成都繁华市区也毫不逊色。县城刚刚刮过一阵“长漂”风，“热烈祝贺中国长漂队冲过老君滩”的大幅标语还悬挂在街头。“长漂”把会东这样一个宁静的县城，也搅动得如同盛夏般热烈。幸而我们身上没有漂流队的标志，要不然一定会引起围观。

面包车落在了后面。我与同车3人找了一家餐馆，简单地吃了午餐。老板听我们说外省话（我一直跟河南记者说川普），菜里便没放辣椒。我问老板为何。老板说：“怕你们吃不起！”

这话听起来像是嫌我们穷酸。大家顿时向老板怒目而视。我改用四川话说，你看我们像缺钱的人吗，难道还吃不起你几个辣椒！你不要欺负外地人嘛！

老板见我们生气，急忙解释，这是当地话，“吃不起”乃“吃不了”“吃不来”的意思，并赶忙拿来油辣子。

原来是一场误会，我们忍不住都笑了。这方言真是奇妙，本来一句好话，却差点惹一场麻烦。

老板的麻烦烟消云散，可我们的麻烦即将到来。下午3点，我们从会东县城向淌塘区鹿鹤乡继续进发。老天一直哭丧着脸，淌着滴滴秋泪，伴随我们艰难地在盘山公路上爬行。路越来越窄，越来越滑，一边是山崖绝壁，一边是雾气缭绕看不见底的深沟。吉普车司机小贺开得胆战心惊，头上冒汗，轮胎几次打滑，有一次差一点就滑下沟里。河南日报记者徐小苒奋起神勇，两次帮小贺驾驶，冲过险段。3个小时后才前行32公里，抵达会东县嘎吉区人民政府所在地。

长麻吊线的雨，把天浇得昏暗低沉，让人感到十分压抑。到了这里，开面包车的孙师傅整死也不愿再往鹿鹤乡去。因为他听说前途更加艰险。他说，如果出了事，你们不打紧，我的饭碗可是要戳脱！

年轻些的小贺见孙师傅不愿走，也跟着罢工。二人联合起来，铁了心雷打不动。无奈，我们只好让他们把车开到区公所，说今晚就住区上，明天再说。

嘎吉区副区长小余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行。当地习惯吃两顿，下午4点就吃过第二顿饭了。小余立马安排人专门为我们一行十几人做饭。有人向他介绍我是川报记者，他更是亲热。我对他说，要是明天面包车实在不愿走，就请他给县领导汇报，派两辆吉普来送我们去鹿鹤乡。小余雷厉风行，立刻就去打电话。可老式的手摇电话机，半天打不通。但他那种做事风格，让我十分感动。

小余副区长原来是县农业局的下派干部，到嘎吉区锻炼已经3年。他是西昌农专77级毕业生，比我还小1岁。28岁的他，显得十分干练，做事沉稳，清秀的面庞上，总是挂着足以让人信任的微笑。写此文时，我专门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凉山日报原副总编何万敏帮我多方打听，才知道他叫余勇。20世纪80年代末，他荣耀考上研究生离开了大凉山。

晚7点过，饭做好了，半甑子米饭，两桌人一桌一大盆白菜汤，一大盘莲白炒回锅肉，一盘莲白肉丝，还有一大碗腌萝卜，一些泡辣椒。我们吉普车上4人在会东县城吃过午饭，尚且饥肠辘辘。而面包车上的大队人马中午水米未进，早就饥寒交迫。此时大家也顾不得吃相，半甑子米饭很快见底，桌上的菜也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现在的人，觉得这不好吃那不好吃，是因为没有真正饿过肚子。饿极了的人，粗茶淡饭都是美味。不过，那天的饥饿只是小小的警示，后面才会有真正的考验。

我对桌上的腌萝卜和泡辣椒特别感兴趣，一打听，原来正是当地名产。

当晚，大家挤住在嘎吉区粮站客房。粮站站长亲自给我们端洗脸水，提洗脚水，还热情地为我们介绍老君滩的情况。会东人民对漂流队那种无私的帮助和支持，至今让我眼睛湿润。说实话，无论哪个长江漂流队，要是没有沿岸各级党委政府、百姓做靠山，他们要完成漂流，都是难以想象的。因此，长漂的胜利，也是国家的胜利，人民的胜利！

那天晚上，我记日记到很晚，睡得也不踏实。我忧心着第二天，怎样才能越过最后的几十公里险路，拜到那云遮雾罩的“太上老君”。

（未完待续）

……

3

31.

32.

34.

36.

37.

38.

39.

40.

41.【记忆】一个记者的长漂⑤：欲拜老君道且阻‖奉友湘

转载请注明：“来源：方志四川”

作者：奉友湘（四川内江人。四川大学经济系毕业。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四川大学文新学院硕导。历任四川新闻出版领军人物、四川日报首席编辑、华西都市报常务副总编、金融投资报兼人力资源报总编辑、消费质量报总编辑、四川农村日报总编辑。著有《远离危机》《机会是种出来的》《交子》《蜀女皇后》《蜀王全传》《苏母纪》《飞鸿雪泥》等）

供图：张新生

来源：方志四川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