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维新变法成为朝野共识，维新思想从中心城市向内地迅速传播，湖南等内陆省份在开明官僚主持下，迅速回应在中心城市萌发的维新思潮，并将这种思潮迅速转化为区域性试验。

当维新变法成为朝野共识，维新思想从中心城市向内地迅速传播，湖南等内陆省份在开明官僚主持下，迅速回应在中心城市萌发的维新思潮，并将这种思潮迅速转化为区域性试验。

湖南是中国内地最有特色的省份，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清廷八旗、绿营军腐朽无能，屡战屡败。1852年，清廷命曾国藩在湖南帮办团练，以此为基础组建新军，这便是湘军。随后湘军发展成为平太平天国的主力军，为大清王朝转危为安立下不朽功勋，湘军将领封官加爵，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日趋重要。

曾国藩去世后，其门生安徽人李鸿章，以安徽人为主体的淮军逐步取代湘军在大清王朝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安徽籍的军人和政客，一度主宰清朝政治生活。甲午战争前期李鸿章的失利并没有让清廷彻底失去信心，政府认为淮军已不堪大任，希望湘军出战，挽回败局。

而时任湖南巡抚的吴大瀓不甘心湘军日渐落没，多次向清政府请战。清政府任命其为帮办东征军务，与湘军宿将魏光焘、陈湜、李光久、余虎恩等率湘军官兵开赴战场，协同作战。

但是吴大瀓苦心经营的新湘军实际上只是一群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这样的军队在训练有素的日军面前不堪一击。湘军三战三败，接连的失败让湖南人感到巨大的羞辱，湖南意识到时代变了，需要寻求变革。

1895年10月，陈宝箴被任命为湖南巡抚，他早年曾在湘军将领席宝田幕府中任职，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展现出卓越的实务才能，与曾国藩、郭嵩焘等洋务派官员交往，思想比较开明。

当时光绪帝决心推行维新变法，陈宝箴决心抓住机会将湖南打造成全国维新运动的“模范省”。陈宝箴就任后，与湖南省内官绅深入交换意见，反复磋商，寻求振兴湖南的根本办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首先改善湖南的经济条件，让人民富裕了，人民的精神面貌就会焕然一新。

陈宝箴于是大力扶持有利于湖南经济发展的产业和工业，为开发湖南矿产资源创办湖南矿务总局；为加强和广东的经济联系修建湘粤铁路。就这样，湖南很快成立一批具有近代特征的新兴实业，大致形成湖南后来的经济格局。

陈宝箴除了发展经济，也重视文化教育。他与学政江标一起，努力倡导湖南先贤的经世学风，着力整顿旧式书院，创办新式学堂，增购西学典籍和新式设备，下功夫培养湖南本地新式人才。由此湖南知识界受到很大震撼，很快凝聚和吸引了一批具有维新思想、变革精神的新知识分子，为湖南新政的顺利推行准备了人才。

与此同时，民间新势力越发活跃。比如湖南青年谭嗣同敏锐的感觉到一个新时代将要到来，于是积极向家乡传递维新变法的信息，并下决心从事变法。谭嗣同建议湖南教育当局的改革应该先从一县开始，先在风气稍开的浏阳创办算学格致馆，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广。

谭嗣同的建议获得了积极回应，他的老师欧阳中鹄在浏阳创办了一所算学社，这大概是湖南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起点。

新教育的发生发展合乎思想潮流，也合乎清政府的既定政策。甲午战败，清政府高层在反思中认识到教育制度改革的必要性，总是想方设法在保障莘莘学子基本权益不受重大伤害的前提下，进行适度改革。

1896年8月11日，清政府根据刑部左侍郎李端棻的建议，要求各省因地制宜创办新式教育，致力实学。第二年春，清政府又根据安徽巡抚邓华熙的建议，鼓励各省在省会城市设立新式学堂。

湖南积极响应政府号召，1896年冬，经陈宝箴批准，在机器制造公司之下设立时务学堂，推广工艺。之后陈宝箴让熊希龄全面主持时务学堂，熊希龄邀请谭嗣同、黄遵宪等人参与其事。黄遵宪为新任湖南按察使，爱国外交官，出使日本等国多年，洞悉国际大势，深知中国实际处境。于是他积极推荐梁启超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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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接到邀请后舍弃如日中天的《时务报》，于1897年11月14日抵达长沙，出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到达当天，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公子陈三立、湖南学政江标、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时务学堂代总教习皮锡瑞以及湖南官绅、社会名流邹代钧、熊希龄、唐才常等前往迎接，学堂全体师生更是齐集学堂门前燃放鞭炮予以欢迎。湖南新政在这种和睦和谐的气氛中踏实推进。

当湖南及各地的维新运动正在稳步推进时，突然的外交危机打乱了中国的政治进程，中国人原本已经平和的心态在列强撩拨下突然又起波澜，民族主义和政治激进主义情绪相继爆发。

这次危机来自德国，日本占据辽东半岛时，它和俄、法联合阻止了日本，虽然中国付出了三千万两的白银，但毕竟没有损失土地。三国觉得对中国有恩，都借机向中国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其中德国向中国提出租借胶州湾。

考虑到中德贸易的商业往来和远东国际局势的平衡与稳定，清廷大致同意德国在东部沿海找一个地方建立储煤泊船的海军基地，但是德国被清政府拖延的谈判失去了耐心，决定武力占领胶州湾，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国方面答应。

1897年11月1日，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害，这终于为德国人提供了绝佳借口，德皇威廉二世迅即下令德国远东舰队不惜代价占领胶州湾。中国刚刚经历过甲午战争，此时的中国是无力应战的。所以清政府一方面请求列强帮忙劝阻德国人，一方面下令清军镇静以待，不要让德国人寻找新的借口。

德国并没有接受清政府的忍让，先前答应劝阻德国的沙俄，居然和德国狼狈为奸，出兵占领了旅顺和大连湾。

德俄的强盗行为无疑是中国外交的重大失败，严复等人创办的《国闻报》得到这些消息后，立即发表言了辞犀利的政治评论，批评德俄两国的强盗逻辑，进而批评清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强调中国的出路只有加快政治改革，急谋自立之道，紧随世界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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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心忡忡的严复深感中国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认为德俄两国的强盗行径可能预示着列强将要瓜分中国，所以他除了在《国闻报》上发表一系列政治评论以唤醒国人外，并着手将翻译的《天演论》删改就绪，期待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唤醒国民。

严复和《国闻报》的言论深深影响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梁启超、谭嗣同等知识分子深感亡国之危，他们甚至试图改变湖南维新运动的性质，如果局势持续恶化下去，他们打算以湖南为基地策动南部中国独立，为将来的民族重生奠定基础。

亡国的紧迫感促动了政治激进主义的迅速崛起。梁启超一改往日作风，积极宣扬政治变革，他甚至在学堂还与学生们讨论改朝换代的可能性，这在正统思想者看来无疑超出了清廷的政治底线。谭嗣同则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源是君主专制，他主张废除君主专制，建立和西方一样的近代国家。

他们激进的政治主义深刻影响了湖南维新运动的进程，湖南新政由先前比较单纯地发展近代经济向政治体制改革转变。课吏馆、保卫局等一系列新机构相继设立，尝试建立具有近代意义的文官体制、警察体制。因胶州湾事件直接刺激而创办的南学会，则逐步发展成一个地方议会组织，将政治理论付诸实践。

不过湖南的政治激进主义后来引发许多冲突，原本受到湖南各方面欢迎的梁启超更是千夫所指。

原本渐进的改革转向激进，而改革又逐渐失控了，这就引起了保守势力的不满与强烈反对，梁启超被赶出湖南，到了1898年下半年，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全面镇压维新派。谭嗣同遇难，陈宝箴被罢官夺职，湖南轰轰烈烈的维新改革就此告一段落。

但是湖南维新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在湖南播下了民主、民权、改革的思想种子，彻底改变了一代湖南青年的思想面貌。它是戊戌变法中最具光彩的篇章，为之后湖南成为革命策源地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人才基础。

来源：历史有深度也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