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枫湾APP：欧洲艾滋病治疗小组官网消息，一项在欧洲艾滋病大会（EACS 2025）上公布的研究显示，尽管注射用卡博特韦/利匹韦林（CAB/RPV）的病毒学失败案例较为罕见，但病毒反弹可能导致耐药突变，可能使HIV患者之后无法再使用现有的整合酶抑制剂（INST

红枫湾APP：欧洲艾滋病治疗小组官网消息，一项在欧洲艾滋病大会（EACS 2025）上公布的研究显示，尽管注射用卡博特韦/利匹韦林（CAB/RPV）的病毒学失败案例较为罕见，但病毒反弹可能导致耐药突变，可能使HIV患者之后无法再使用现有的整合酶抑制剂（INSTIs）和大多数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NNRTIs）进行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

尽管INSTI卡博特韦（CAB）的耐药屏障较高，但在病毒反弹后，利匹韦林（RPV）耐药性可能会迅速出现，特别是当病毒群体中已存在易导致RPV耐药性的逆转录酶自然突变时。

长效注射治疗虽能克服因依从性差导致的治疗失败问题，但药物浓度不足等其他因素，仍可能导致CAB/RPV治疗失败。而治疗失败后，其耐药性特征尚不确定。

第一项研究

罗马天主教大学的Maria Mazzitelli博士及其团队对所有已发表的、包含耐药数据的CAB/RPV病毒学失败病例进行了回顾，并评估了耐药突变病毒对NNRTI类药物多拉韦林（DOR）和依曲韦林（ETR）以及INSTI类药物多替拉韦（DTG）和比克替拉韦（BIC）的敏感性。

研究确定了94例病毒学失败病例（占报告人群中启动CAB/RPV治疗者的1.3%）。其中，78例和79例分别有病毒学失败时的NNRTI和INSTI耐药性数据；分别有75例和65例有换药前的数据。

发生病毒学失败的人接受ART的中位数为9年，病毒学失败时的中位CD4计数为618。71人有延迟用药的信息，其中3人报告有延迟用药情况。

45例报告了注射用CAB/RPV病毒学失败的其他已知风险因素（BMI>30、基线RPV耐药突变或HIV A1/A6亚型病毒）的完整信息；57%没有病毒学失败的风险因素，37%有1个风险因素，2例报告有2个风险因素。

45 例药物敏感性完全明确或未知的患者可获取药物浓度数据，其中29%的人有1种药物的浓度低，但这与在CAB/RPV治疗下病毒持续得到抑制的对照人群没有差异，因此研究者得出结论，仅药物浓度不足以解释病毒学失败。

病毒学失败后的耐药性测试显示，56%的受试者对RPV和CAB都有耐药性，27%仅对RPV有降低的敏感性，5%仅对CAB有降低的敏感性。

通过使用斯坦福耐药性数据库对病毒学失败后检测到的耐药突变进行推断，研究者得出结论：44%经历病毒学失败的人对DTG和BIC的敏感性会降低，而39%对ETR的敏感性会降低，35%对DOR的敏感性会降低。但高度耐药较少见，这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第二代INSTI可与其他完全有效的药物联合使用。

第二项研究

研究分析了法国Dat’AIDS队列的真实世界数据，该队列随访了大约6.5万名HIV感染者。截至2023年底，有2196名启动使用CAB/RPV治疗，其中有42人（1.3%）发生病毒学失败。在有耐药性测试结果的26人，有13人检测到新的耐药突变——其中9人出现了NNRTI耐药性，2人已无可用的NNRTI药物选择，但其他人对DOR仍然敏感；12人检测到INSTI耐药，其中3人已无可用的INSTI药物选择，其他9人需每天服用2次的DTG才能达到足够高的药物浓度。

第三项研究

对7项临床试验的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显示，与含DTG的三药口服方案相比，使用CAB/RPV的患者在病毒学失败后出现INSTI耐药性的风险高出5倍。尽管接受CAB/RPV或三药方案的患者发生病毒学失败的风险相似，但在接受CAB/RPV治疗的病毒学失败者中，67%的人出现了INSTI耐药突变，而接受含DTG的三药口服方案的人中无一人出现此类突变（风险比为5.5，95%置信区间为1.43-21.18）。不过，在临床试验中出现INSTI耐药的16人中，只有3人为高度耐药，3人为中度耐药，其余10人仅为低度耐药。

来源：健康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