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者｜乔治·胡拉尼（George F. Hourani，1913—1984），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古典学者。出生于英国曼彻斯顿一个黎巴嫩基督教家庭。曾先后任教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政府学院、密锡根大学近东学系、布法罗大学哲学系以及加州大学洛杉机分校。1978年曾

作者｜乔治·胡拉尼（George F. Hourani，1913—1984），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古典学者。出生于英国曼彻斯顿一个黎巴嫩基督教家庭。曾先后任教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政府学院、密锡根大学近东学系、布法罗大学哲学系以及加州大学洛杉机分校。1978年曾被推举担任全美东方学会会长。其长期从教的布法罗大学在其退休后，还设立了“乔治·胡拉尼专题讲座”，专邀著名学者讲授近东与阿拉伯历史、哲学与文化。因其对哲学、古典文明和航海史等领域的研究，尤其是对中东文化的专业洞察力而受到学界广泛赞誉。

与地中海相比，印度洋是一片和平的海洋。印度洋的西海岸处于穆斯林的控制之下，距离最近的敌人也不过是印度半岛西北部的海盗团体。因此，我们发现在这个时代，印度洋的商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有一些也许可信的证据表明，波斯人在萨珊王朝时期曾航行到中国，并与中国有一定的商业贸易活动。现在需要阐明的是，在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统治时期，这种航行大概是如何进行的，以及阿拉伯人是如何继承了这一贸易，并在中断的情况下蓬勃发展起来的。

在 16 世纪欧洲扩张之前，这条从波斯湾到广州的海上航线是人类使用的最长的定期航线。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成就，值得引起关注。在这一历史时期，波斯湾和中国之间能够进行海上贸易，是因为在这条航线的始末两端同时都有着大型帝国的存在。在 660 年到 749 年这段时期，从西班牙到印度河流域的整个穆斯林世界都在倭马亚哈里发的统治下实现了统一。接着，在 750 年到 870 年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整个除了西班牙和北非以外的穆斯林世界，又在阿拔斯王朝的统治下继续保持着统一。至于中国，从 618 年唐朝建立直到 907 年唐朝灭亡的这近三百年的时间里，一直维持着统一；尤其是中国的南方地区，在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618—868）几乎一直享有和平，未有大规模的战乱。

《阿拉伯人的大航海》

[英] 乔治·胡拉尼 著

[英] 约翰·卡斯维尔 修订

孙博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3月

我们对早期波斯航行的了解来自中文史料，这些文献提到了 “波斯”的船只。中文史料记载的“波斯”人已经被认定为使用波斯语、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的波斯人（尽管并非毫无争议），而操阿拉伯语的伊朗裔穆斯林自然而然地被归类为“大食”（Tashih），即阿拉伯人。琐罗亚斯德教教徒被阿拉伯人称为“穆护”（Majū）或“麻葛”（Magian），在穆斯林征服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构成了伊朗高原居民的主要部分，就如同基督徒在埃及和其他国家那样。阿拉伯征服者倾向于让他们从事水手这种较低级的职业。

中文史料的首次记录来自 671 年，当时中国的僧人义净乘坐一艘“波斯舶” 从广州向南航行至苏门答腊东南的佛逝国（Bhoga，巨港？）。717年，一名印度人跟随一支由35艘“波斯舶”组成的船队从锡兰驶往巨港，其中大部分船只都失事了；最终，这位印度人于720 年抵达广州，不过是否有“波斯人”同行尚不清楚。727年的一则中国记载描述了波斯人的航行经历，其中提到他们曾前往锡兰和马来亚。文中写道：“他们也驾驶船只前往汉地［中国］，直达广州购买丝绸和其他商品。”

748 年，在海南岛上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波斯”聚落，同年，又有文献提及他们与婆罗门和马来人一同作为“舶主”出现在广州的河流上。758 年，《旧唐书》中有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大食人和波斯人一起劫掠并焚毁了广州城，然后他们从海路回去了。”这一大胆而无礼的行为能够发生，或许是因为当时中原王朝在广州的力量薄弱，因为当时天子正在全力平息北方突厥人安禄山的叛乱。尽管如此，这次劫掠表明当时在广州有相当数量的外国商人。这是中国史书中最后一次提到“波斯人”。与此同时，“大食人”也作为一个外国族群的名字出现在中国史书中。

至于阿拉伯一侧，则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最初到达中国的阿拉伯人是何时以及如何到达那里的。710 年之后不久，哈查只（alḤajjāj）征服了信德（al-Sind）。阿拉伯人通过这次征服获得了两个重要的港口：德巴尔港（提䫻）和曼苏拉港（al-Manṣūrah），从而可以更接近远东地区。在倭马亚王朝哈里发统治结束（749 年）之前，一些什叶派穆斯林为了逃避在呼罗珊（Khurāsān）遭到的迫害选择逃往中国，并定居于中国的一条大河港口对面的一个岛上。这是由马卫集（al-Marwazi）在大约 1120 年所保留下来的传说，而且他描述说这个群体在后来的某个时期仍然存在，并在中国和外国人之间的贸易中充当中间人的角色。艾巴德派（Ibāḍite）的晚期著作也依据可信的证据记载了一名信奉艾巴德派的商人于8 世纪中叶前往中国的一次航行：他叫阿布·乌拜达（Abu-‘Ubaydah），是一个阿曼人，在中国购买了迦楠香。

继倭马亚王朝之后，阿拔斯王朝继任了哈里发的权位，并将阿拉伯帝国的首都从大马士革迁往靠近波斯湾的报达（巴格达），这为往来波斯湾的海上贸易带来了新的动力。根据地理学家雅库比（al-Ya‘qūbi）的说法，曼苏尔（al-Manṣūr）非常清楚报达（巴格达）选址的经济优势，他曾说过这样的话：“这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一个‘岛屿’［Jazīrah］……也是世界的海滨。凡是从瓦西特（Wāsiṭ）、弼斯啰（巴士拉）、阿瓦士（al-Ahwāz）、法尔斯（Fāris）、瓮蛮（阿曼）、叶麻麦（alYamāmah）、白莲（巴林）和邻近地方的运抵之物，都可以到这里并在这里停泊。同样，从摩苏尔（Mosul）、迪牙儿·剌必阿（Diyār Rabī‘ah）、亚塞拜然（Azerbaijan）和亚美尼亚（Armenia）通过底格里斯河运来的货物，以及从迪（Diyār Muḍar）、叙利亚、边境地区、埃及以及北非［马格里布（alMaghrib）］通过幼发拉底河运输的货物，都可以到达这一终点站并在此卸货。它还可以成为贾巴尔山区［al-Jibāl］、哑四包闲（Iṣfahān）、库尔（Kūr）和呼罗珊等地人们的聚集地。”

幼发拉底河通过几条可通航的运河与底格里斯河相连，其中纳赫尔· 伊萨（Nahr ‘Īsa）运河终点是报达（巴格达）。新首都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富饶平原的中心，那里的灌溉条件和人口都比现在要好得多。报达（巴格达）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巴比伦”，一个庞大的人口、财富和奢侈品中心，它因此成为中东的商业大都市。这势必会刺激从波斯湾港口到远东的交通。乌剌（伍布拉）和尸罗夫（Sīrāf）是海船的主要港口，但内河船只可以将货物直接运送到报达（巴格达）。正如泰伯里转述曼苏尔的言论： “这就是底格里斯河，（藉由此河）我们和中国之间没有任何障碍；海上的一切都可以通过这条河到达我们这里。

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们还鼓励他们的阿拉伯和波斯臣民融合成一个讲阿拉伯语的穆斯林共同体。因此，当我们查阅 9 世纪阿拉伯人与远东的海上贸易记录时，我们发现这些材料提到穆斯林及阿拉伯人的次数远远多于提到波斯人的次数。这种变化肯定是逐渐发生的。当然，正如我们所见，一直以来都有阿拉伯人从波斯湾港口启航；但是，由于伊朗人改信伊斯兰教，并至少在宗教、文学、官方事务和商业方面采用阿拉伯语，所以这些“阿拉伯（大食）人”的数量现在大大增加了。然而，波斯人在当时的海上生活中还是留下了许多痕迹。在中世纪阿拉伯人的航海词汇中可以发现许多源自波斯语的词汇。例如：

balanj：船舱。

bandar：港口。在阿拉伯人使用的许多名称中都可以找到，例如东非赤道附近的贝纳迪尔港（Barr al-banādir），阿拉伯海岸附近的海兰港（Bandar al-Kayrān）、努斯港（Bandar Nus）、赖苏特港（Bandar Raysūt）等。只要翻一眼现代地图册的索引，就可以知道如今在印度洋沿岸附近仍有许多“Bandar”存在。

布祖格的《印度珍奇录》提到的许多船长的名字都是波斯式的——这是意料之中的，因为布祖格是伊朗人，他的许多故事都是从伊朗的尸罗夫港船长那里收集的。最后，甚至中国人也称呼阿拉伯人为“大食”了，这个词来源于波斯语“塔吉克”（Ta-zik），意为“塔伊（Tayy）部落的人”。

报达（巴格达）的建立并没有立即带来与中国贸易的增长。这座城市花了数年时间才建成并成为一个商业中心。在这条航线的另一端，广州遭到洗劫，这导致外国商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禁止进入该城；在此期间，东京湾（北部湾）成为外国船只的终点站。根据中国史料的记载，广州于 792 年重新对外开放。此后，我们有一些关于东西方往来的零星证据。据记载，另外一位艾巴德派商人——来自弼斯啰（巴士拉）的纳扎尔· 伊本—迈明（al-Naẓar ibn-Maymūn），曾访问过中国。中国的史籍中还包含了一段由贾耽写于 8 世纪末的有趣段落，该段文字描述了从广州到报达的航线；不过，贾耽却只字未提航行船只的国籍。也许我们也必须将这段航线与同时期布祖格著作中的著名船长“阿伯拉罕”（‘Abharah）联系起来，而他是第一个定期航行到中国的人。825 年，一支庞大的海军部队从弼斯啰（巴士拉）被派去惩治白莲（巴林）海盗，这群海盗袭击了来自伊朗、印度和中国的船只。

可以肯定的是，到了9 世纪中叶，已经有定期的船只驶往中国。我们有两份关于当时航线的独立记载，分别由伊本· 胡尔达兹比赫（ibn-Khurdādhbih）和《中国印度见闻录》（Akhbār al-Ṣīn w-al-Hind）的作者撰写。从现在开始，阿拉伯语的史料来源更加丰富，在继续叙述之前，对它们作一个说明是有用的。我们可以把这些作家大致地、多少有些粗略地分为两类：地理学家和旅行作家。

地理学家指的是那些对伊斯兰世界及其周边地区进行系统记录的作家。这些作品提供了有关印度洋港口和海岸的宝贵信息。伊本· 胡尔达兹比赫在他于850年左右写的《道里邦国志》（Kitab al-Masālik w-al-Mamālik）中记录了从波斯湾到中国的分阶段航程。马苏第的《黄金草原》（约947）可以归类为地理学著作。该书尽管还包含了其他内容，但马苏第对海洋、海员及其语言展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并以此为豪。他提供了许多地理和其他方面的信息，其中一些是基于目前仍现存以及早已散佚的早期权威资料，一些是基于他个人的经历。这位作家曾航行到印度和东非。不过，他的另一本著作《箴言书》（Kitab al-Tanbīh w-al-Ishrāf，约955年）与我们的要谈论的主题关系不大。麻合地昔（al-Maqdisi）写于985 年或986年的著作，讲述了自己环绕阿拉伯海岸航行的经历。在这三部作品之外，其他地理学家也提供了有关地望和其他细节的相关知识，可以用来补充那个时代的海洋地理图景。这些作品包括：雅库比撰写于891年或892年的著作、伊本·法齐赫（ibn-al-Faqīh）与伊本·鲁斯塔均撰写于约903年的著作、伊斯塔赫里（al-Iṣṭakhrī）撰写于约950年的著作，以及伊本·豪卡勒（ibn-Hawqal）于此后不久撰写的著作。所有这些人的作品，在体例上都属于相同类型的地理手册，并且在内容上自由地借鉴了彼此的作品。最后，马卫集在他大约于 1120 年编写的著作汇编中保留了一些有关早期时期的有趣细节。

旅行作家的记录同样具有很高的价值。851 年，一位不知名的作家出版了一本来自商人的报告集，内容涉及从尸罗夫到广州的海上航线以及印度人和中国人的风俗习惯。这本《中国印度见闻录》通常被认为是由一位名叫苏莱曼（Sulaymān）的商人撰写的，因为书中提到了他的名字。但正如索瓦杰（Sauvaget）教授最近所指出的那样，没有充分的理由去支持这一观点。大约在 916 年，一位名叫阿布—宰德· 哈桑· 伊本· 亚兹德（abu-Zayd al-Ḥasan ibn-al-Yazīd）的尸罗夫居民根据他与尸罗夫商人和海员交谈所收集到的信息，对《中国印度见闻录》进行了评注和增补。在所有旅行作家的作品中，最重要的著作当属《印度珍奇录》，该书的大部分内容大约于 10 世纪中叶之后不久完成，但后来又添加了一些内容。传统观点认为作者是一个波斯人“拉姆忽鲁谟斯的布祖格· 伊本· 沙赫里亚尔”（Buzurg ibn-Shahriyār of Ramhurmuz），为了方便起见，我将简称其为“布祖格”。不管他的真实名字是什么，这位作者本人是一位船长。布祖格从尸罗夫、弼斯啰（巴士拉）和瓮蛮（阿曼）的其他船长和商人那里收集了一些关于印度、远东和东非的见闻，尤其是关于海洋的故事。在这本书中，除了充满奇闻逸事和荒诞传奇外，还夹杂着一些切实可信的细节，显得足够真实。这部作品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贴近当时海上生活的观察窗口，让人们更加真切地了解了那个时代的海洋文化。作者在叙事方面很有天赋，他的作品被视为《一千零一夜》中辛巴达故事的重要前身。布祖格的三个故事的译文见第三章附录。根据伊本· 胡尔达兹比赫、《中国印度见闻录》的作者以及同时代稍后其他人的描述，我们可以整理出 9 世纪中叶通往中国的航线。

中国船只的西方终点站是弼斯啰（巴士拉）、乌剌（伍布拉）和尸罗夫。运河上的弼斯啰可以被视为美索不达米亚下游的曼彻斯特，而乌剌则是它的利物浦。尽管弼斯啰是一个巨大的商业中心，但大型海船似乎无法抵达那里，只能停靠在乌剌。弼斯啰是阿拉伯人建立的新城，而乌剌则坐落于古老的阿坡洛古斯旧址上，由霍斯劳· 阿尔达希尔（Khusraw Ardashir）重新建立并一直延续到穆斯林时代。乌剌位于底格里斯河口的运河入口处；但由于该处有一个大漩涡，所以来往船只进入运河是非常危险的。乌剌还拥有造船厂。在阿巴丹（‘Abbādān）附近入海的河口，有一些危险的浅滩，船只经常在这些浅滩上失事。为了防止船只靠近这些浅滩，人们在海中搭建了三个“海舍巴特”，并于上面架设了瞭望塔，以便夜间灯光亮起时，起到灯塔的作用。这些塔还作为信号站，有人在上面守望，以防备来自波斯湾甚至印度的海盗。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