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漓江画派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艺术立场与精神价值

摘要：本文以当代“快餐式文化”盛行的社会背景为参照，探讨漓江画派在艺术创作中对广西乡土经验的自觉表现与持续坚守。研究指出，在图像复制、消费主义与全球化审美趋同的冲击下，漓江画派并未追逐流行风尚或形式猎奇，而是选择扎根八桂大地，以漓江流域的自然山水与人文生活为核心题材

摘要：

本文以当代“快餐式文化”盛行的社会背景为参照，探讨漓江画派在艺术创作中对广西乡土经验的自觉表现与持续坚守。研究指出，在图像复制、消费主义与全球化审美趋同的冲击下，漓江画派并未追逐流行风尚或形式猎奇，而是选择扎根八桂大地，以漓江流域的自然山水与人文生活为核心题材，构建起一种以“在地性”与“情感真实性”为内核的艺术表达。

文章分析了该画派在题材选择、创作方法与美学追求上的乡土特质，认为其艺术风格的形成源于对地域生活经验的深度沉浸与文化认同的自觉建构。通过黄格胜、郑军里、张冬峰等代表性画家的创作实践，本文揭示了乡土情怀如何转化为笔墨语言与视觉结构，并成为画派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研究表明，漓江画派的乡土持守不仅是一种创作取向，更是一种对抗文化浮泛的精神姿态，体现了中国当代艺术中一种可贵的地域主体性与人文关怀。

关键词：漓江画派；乡土情怀；在地性；广西美术；艺术坚守；文化认同

一、引言

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进入高速信息化与消费化阶段，文化传播呈现出“快餐式”特征：图像的批量生产与快速更迭、艺术表达的娱乐化与符号化、审美趣味的同质化与浅表化，已成为普遍现象。在这一语境下，艺术创作往往倾向于追逐热点、迎合市场，强调即时性、冲击力与传播效率，而对深度体验、长期积累与文化根性则日渐疏离。在此背景下，艺术的“在地性”与“情感真实性”面临严峻挑战。

然而，广西“漓江画派”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反向的案例。自21世纪初正式提出以来，该画派并未随波逐流于当代艺术的潮流更迭，而是始终将创作重心置于广西本土——漓江的山水、壮乡的村寨、瑶寨的梯田、侗楼的鼓楼、渔民的竹筏、农人的劳作。这种对八桂大地最古朴的自然与人文景观的持续描绘，不仅构成了其外在的视觉特征，更体现了一种深层的艺术立场：对乡土情怀的自觉表现与坚定持守。这种持守并非简单的题材偏好，而是一种文化态度、一种创作伦理，更是一种对抗文化速食化的精神选择。

本文认为，漓江画派的艺术价值，不仅在于其风格成就，更在于其在当代语境中所彰显的“乡土持守”精神。这种精神使其艺术超越了地域风物的记录功能，升华为一种对生活本真、文化根脉与情感连续性的守护。本文将从文化语境、创作实践、美学特质与精神价值四个层面，系统论证漓江画派如何通过乡土情怀的表达，确立其独特的艺术身份，并为当代中国美术提供一种具有反思意义的发展路径。

二、文化语境：快餐式文化对艺术深度的消解

“快餐式文化”并非仅指饮食方式，而是借用其“快速消费、即时满足、低投入高产出”的特征，描述当代文化传播的普遍模式。在数字技术与社交媒体的推动下，文化产品以空前的速度生产、传播与淘汰。短视频、网络图像、流行艺术装置等形态，强调视觉刺激与情绪共鸣，往往追求“三秒吸引”“一分钟传播”，而弱化了作品的历时性、复杂性与思想深度。

在美术领域，这一趋势表现为：其一，图像依赖。许多创作直接取材于网络图片或既成视觉符号，缺乏对现实的直接观察与体验；其二，风格趋同。为便于识别与传播，艺术家倾向于采用夸张、变形、符号化的视觉语言，导致作品面貌雷同；其三，主题悬浮。创作脱离具体的生活经验，转向抽象概念、社会议题或个人情绪的泛化表达，缺乏地域根基与情感厚度。

在这样的语境中，艺术的“在地性”被削弱。所谓“在地性”（site-specificity），不仅指作品与特定地理空间的关联，更强调艺术家与所处环境之间的深度互动与情感投入。它要求创作者长期驻留、细致观察、反复体验，从而获得对地方文化的内在理解。这种创作方式耗时耗力，与“快餐式文化”的效率逻辑相悖，因而逐渐被边缘化。

漓江画派的实践，正是对这一趋势的自觉反拨。其画家群体并未将广西山水简化为可供快速复制的“明信片式”图像，而是通过持续的写生、考察与生活体验，建立与八桂大地的真实联系。黄格胜曾言：“我画漓江，不是画它的漂亮，是画它的呼吸。”此语揭示了其创作的核心——不是对外在景观的消费，而是对内在生命节奏的感知。这种创作态度，使其艺术在视觉喧嚣的时代中保持了沉静、厚重与真实的力量。

三、创作实践：扎根八桂大地的在地性表达

漓江画派的乡土情怀，首先体现为其创作题材的高度在地性。画家们长期聚焦于广西特有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形成了一套具有强烈地域识别度的视觉母题。

在自然题材方面，漓江的峰林、暗河、溶洞、雨林构成其山水画的核心。与北方山水的雄浑、江南山水的秀逸不同，广西山水以“奇、秀、幽、野”为特征，山体多呈锥状、塔状，植被茂密，水汽氤氲。画家在描绘时，注重表现其空间的纵深感、光线的穿透性与气候的湿润感。黄格胜的《漓江百里图》以长卷形式展现漓江四季变化，山势起伏如呼吸，江流蜿蜒似血脉，体现出对自然生命律动的深刻把握。

在人文题材方面，画家关注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与文化仪式。郑军里笔下的壮族少女、瑶族老人，形象质朴，神态安详，线条流畅而富有韵律，传达出一种未被现代性侵扰的宁静之美。张冬峰的油画《龙胜梯田》不仅描绘土地的肌理，更通过农人弯腰劳作的剪影，表现人与土地的依存关系。梁耀的作品则常融入壮锦、铜鼓、祭祀等文化符号，赋予山水以民族叙事的维度。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题材选择并非猎奇或装饰，而是源于长期的生活沉浸。漓江画派画家普遍坚持“行万里路”的写生传统，每年组织“八桂行”写生活动，深入偏远村寨，与当地居民同吃同住。这种“在场”的体验，使他们的创作超越了视觉表象，触及生活的本质。例如，黄格胜在阳朔渔村写生时，不仅描绘竹筏与渔网，更记录渔民晨出暮归的节奏、家庭生活的细节，使画面充满生活温度。

这种扎根式的创作，使漓江画派的艺术具有强烈的“非替代性”——其作品无法在画室中凭空想象完成，必须依赖真实的生活经验。这正是其对抗“快餐式文化”的根本方式：以时间换取深度，以体验置换符号。

四、美学特质：情感真实性与艺术语言的融合

乡土情怀的表达，最终需通过艺术语言实现。漓江画派在长期实践中，发展出一套与乡土主题相匹配的美学特质，其核心是“情感真实性”的追求。

所谓“情感真实性”，是指艺术表达与创作者内心感受的高度一致，拒绝虚假、矫饰与程式化。在漓江画派的作品中，这种真实性体现为三个层面：

其一，笔墨的质朴性。画家多采用松动、自然的笔触，避免过度修饰或炫技。黄格胜的山水以“写”代“描”，用笔如行书草书，既有力度又不失灵动，体现出对自然的直接回应。张冬峰的油画则保留笔触的痕迹与颜料的质感，使画面具有手工的温度与时间的印记。

其二，构图的呼吸感。不同于传统山水画的程式化布局，漓江画派作品常采用非对称、开放式构图，留白丰富，空间通透。这种处理不仅符合喀斯特地貌的视觉特征，更营造出一种自由、舒展的意境，象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其三，色彩的克制性。尽管广西自然色彩丰富，但画家在用色上多保持克制，以青绿、灰褐、淡赭为主调，避免艳俗。这种“淡而有味”的色彩观，与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审美一脉相承，也契合乡土生活的朴素本质。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美学追求并非保守或封闭。画家在坚守乡土主题的同时，积极吸收现代艺术的视觉经验。例如，谢森在写生中运用印象派的光色原理，郑军里借鉴构成主义的线条节奏，黄格胜则将传统笔墨与现代构成相结合。这种“守中求变”的姿态，使其艺术既具传统底蕴，又不失现代活力。

五、精神价值：乡土持守作为文化抵抗

漓江画派的乡土持守，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抵抗。在消费主义与全球化浪潮中，地方文化常被简化为旅游商品或文化符号，其内在的生命力与复杂性被遮蔽。漓江画派通过持续的艺术实践，重新确立了广西乡土的文化主体性。

这种持守的价值体现在：其一，对抗文化遗忘。通过艺术记录，保存了正在变迁中的乡村生活与民族文化，为后人留下视觉档案；其二，重建情感连接。在城市化进程中，许多人与乡土的联系断裂。漓江画派的作品唤起观者对土地、家园与传统的记忆，重建情感归属；其三，提供另类可能。在艺术日益商品化的今天，漓江画派证明了一种非市场导向、非潮流追随的创作路径的可行性，为艺术的多样性保留了空间。

因此，漓江画派的乡土情怀，不仅是题材选择，更是一种精神立场。它提醒我们：真正的艺术，源于对生活的热爱与敬畏；真正的创新，始于对根脉的坚守与深耕。

六、结语

在快餐式文化盛行的今天，漓江画派以其对八桂大地山与水、人与情的持续描绘，展现出一种可贵的艺术定力。这种对乡土情怀的自觉表现与坚定持守，不仅塑造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更构成其内在的发展动力。通过在地性表达、情感真实性追求与文化抵抗姿态，漓江画派在当代中国美术格局中确立了不可替代的位置。其实践表明，艺术的价值不在于追逐速度与流量，而在于沉淀时间与情感；不在于迎合潮流，而在于守护本真。这种“乡土的持守”，正是漓江画派给予当代艺术最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