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等他6岁上小学，日子更“特别”——上学路上满是写着“反共”的标语，学校围墙、教室墙上也贴满这类口号；每天早上八点全校要集合升旗，唱的歌还改了词，满是“对抗”的意思；校长讲话、每周五的专题演讲，没回都得提“反共”；更有意思的是，从三年级开始写作文，不管题目是啥，
1960年，蓝博洲生在台湾苗栗的客家家里，那时候台湾正搞戒严，“反共”的调子到处都是，他从小就泡在这种环境里长大。
等他6岁上小学，日子更“特别”——上学路上满是写着“反共”的标语，学校围墙、教室墙上也贴满这类口号；每天早上八点全校要集合升旗，唱的歌还改了词，满是“对抗”的意思；校长讲话、每周五的专题演讲，没回都得提“反共”；更有意思的是，从三年级开始写作文，不管题目是啥，都得硬塞“反共”内容，比如写中秋节，就得写“明年要去大陆过节，解救大陆人民”，全台湾的小学，一到六年级都这么教。
后来他五年级，家里买了电视，那时候看的中影电视剧、电影，都把“共产党”拍得跟坏人似的；学校也不让看1949年前的进步书，更别提左翼作家的作品了，当时台湾的文艺圈，几乎全是“反共”的东西。到了60年代，虽说李敖说的全盘西化、白先勇他们写的现代文学也进来了，但这些东西跟台湾老百姓的日子不沾边，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年轻人一边听着“反共”宣传，一边又接触西方那些新潮想法，脑子都乱了，整个台湾社会也偏右，没人提左翼观点，也没人用历史唯物主义看问题。蓝博洲后来就说，台湾社会不光像陈映真说的“丢了左眼”，更像是“忘了过去的事”，毛病不少。
时间跳到1987年春天，蓝博洲靠朋友介绍，进了陈映真办的人间杂志社当编辑。其实早在1983年，他就发表过第一篇小说，有点写作底子。这份工作让他接触到了报告文学和社会运动，巧的是，那年正好是228事件四十周年，杂志社想做个相关专题，蓝博洲负责一部分采访。
那时候台湾民间吵统独吵得厉害，有些台独的人上街游行，把228事件说成是“国民党镇压台独、欺负台湾人”，背后还有政治势力推所谓的“228和平运动”。可蓝博洲当时对228事件知道得不多，就听家里长辈提过一嘴“国民党杀台湾人”，具体咋回事根本不清楚。
采访老政治犯更是难上加难——打电话说要采访，一讲主题就被挂；上门拜访，有的人连门都不开。好不容易花两个月写出初稿，还被陈映真退回来，让他重新查、重新写。更麻烦的是，采访对象都不愿拍照、不愿出镜，就算用化名、拍背影也没啥用，蓝博洲好几次想放弃，可主编一直鼓励他，他就接着干，到处找地下资料，虽说分不清真假，倒也摸出点线索。
有一回跟大学生聊天，蓝博洲在马克思主义小组的书架上翻到一份旧资料，里面提了台大学生吴思汉，说他在228事件里带学生去中山堂抗议，这一下就有了采访的方向。后来经林书扬介绍，他又知道了郭琇琮——这人是台北帝国大学医学毕业的，以前因为抗日坐过牢，台湾光复后成了台北青年里的领头人，之后加入了中共地下党，1950年被抓后枪毙了。过了一周，蓝博洲找到郭琇琮的遗孀，这是他头一回真正了解到中共地下党在台湾的历史。
从郭琇琮遗孀嘴里，蓝博洲才知道：228事件那时候，郭琇琮借着给人看病的名义组织青年、发传单，呼吁搞民主改革，是个真心为老百姓办事的理想主义者。事件之后，好多台湾青年看不惯国民党的镇压，就觉得共产党能给他们指条明路。这话让蓝博洲特别震惊，也明白了教科书没说的真相：228事件根本不是啥“台独运动”，就是老百姓在中华民国的框架下，想争取民主自治、过好日子的行动，当时开枪杀人、镇压民众的是国民党军队，跟中国共产党没关系。
再说说228事件是咋来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0月25日台湾光复，国民党接手台湾后，不少官员又贪又腐，里头还有以前的汉奸；战后台湾经济垮了，好多人没工作，公务员连工资都领不到。1947年2月27号晚上，台北专卖局的人执法时，打伤了寡妇林江迈，还开枪打死了陈文溪，老百姓一下就炸了。到了2月28号，大家上街游行到行政长官公署，还占领了广播台，呼吁罢工罢市，各界代表在中山堂开会，成立处理委员会提改革要求，这股风潮很快传遍全台湾，高雄、基隆、台中、嘉义等地的人都响应。当时的行政长官陈仪表面上答应改革，暗地里却让人从大陆调兵。3月8号，国民党二十一师到了基隆，之后就开始镇压，一直到3月中旬才停，这期间好几千台湾老百姓没了命。后来国民党对台湾管得更严，1949年戒严后，开始大规模抓中共地下党。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开到台湾海峡，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网络也跟着散了，郭琇琮就是那时候被抓，最后在马场町被枪毙的。类似的事还有不少，比如1952年的鹿窟基地案，台湾保密局把村子围起来，抓了上千人，还诬陷那是“中共武装基地”；吴石情报组也被暴露，蔡孝乾等人被抓。当时蔡孝乾是台湾省工委书记，他领导的地下党虽说发展了不少人，但因为出了叛徒，最后全完了。国民党的情报部门借着这事搞白色恐怖，杀了好多有文化的精英，把台湾原本的进步风气全毁了。
1987年，蓝博洲写了篇关于郭琇琮的报告文学，特意避开敏感词，光写郭琇琮的人生和理想。文章发出来后，在台湾火了——以前没人写过这样的历史人物，大家都不知道台湾还有像孙中山那样，既是医生又有革命理想，还加入共产党的人。从这以后，蓝博洲就不写小说了，专门挖中共地下党相关的历史人物，他觉得这事比写小说有意义多了。1988年，他出了本《幌马车之歌》，写的是地下党领导人张志忠和季沄夫妇，还有他们儿子杨扬的事。张志忠1950年被抓枪毙后，家里人也受了牵连，书里把白色恐怖时期中共地下党人的不容易写得特别真切。
到了90年代，蓝博洲还在干这事，他接着采访228事件和白色恐怖受害者的家属，把他们说的过往整理成口述历史，后来又出了本《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作家身影》，写的是杨逵这些作家的遭遇。杨逵因为参与228事件坐了十二年牢，出来后没钱，只能靠种花过日子。2011年，他又出书讲台大生吴思汉的故事，吴思汉在228事件里参加了抗议，之后入了地下党，1950年被枪毙了；2014年，他的新书又记录了早期共产党人的事，包括1928年台湾共产党成立后被日本镇压，还有台湾光复后党组织重新组建的艰难过程。
这么多年来，蓝博洲一直忙着两岸交流的事，经常去大陆的高校开讲座，借着自己的作品给学生讲228事件的真相；2015年，他在苦劳网做演讲，跟大家说自己找台湾被遗忘历史的经历；2017年，他出了《寻找祖国三千里》，写的是台湾同胞回祖国的故事，2018年这本书的简体版在北京也发行了；2019年，他当了辜金良文化基金会的董事长，还在华侨大学当教授；2020年接受采访时，他特意说，两岸同胞得一起记住历史，不能忘了过去。
蓝博洲也常说，台独势力总故意歪解228事件，说那是省籍矛盾或者“独立运动”，可实际上，228事件就是老百姓嫌日子过不下去、不满当时的经济状况才闹起来的，跟“族群对立”一点关系没有。当年国民党的镇压，不光害死了好多台湾精英，还把台湾的理想主义根基给断了，而中共地下党在事件里的做法，当时给不少迷茫的台湾青年带去了希望。现在有些台湾年轻人不懂历史，很容易被台独思想骗。虽说每年都有228纪念活动，但有时候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拿来搞政治，忘了纪念的本意是缅怀逝者、反思过去。
蓝博洲觉得，自己的作品能让台独势力难受，就是因为他写出了历史真相，让大家看到台湾过去的真实样子。他总说，两岸的历史是连在一起的，“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希望两岸老百姓都能知道真正的历史，别因为忘了过去产生误会。三十多年来，他一直干着挖掘、记录、讲台湾真实历史的事，还说会一直干下去。同时他也提醒大家：国民党那时候歪解历史的教育已经害了不少人，现在得小心别再犯同样的错，而“当年杀台湾人的是搞镇压的势力，不是中国共产党”，这是他从以前听“反共”宣传，到后来自己采访、查资料找到真相后，最确定的事，也是他想通过作品告诉更多人的道理。
来源：时刻在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