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捷报频传，一批批贪官被依法查处，彰显了党中央正风肃纪的坚定决心。但与此同时，不少老百姓发出“贪官经常揪出，焦裕禄、孔繁森式的干部却少了”的感叹。这种看似矛盾的认知，并非否定反腐成果，而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社会心理投射，值得我们深入

文/保明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捷报频传，一批批贪官被依法查处，彰显了党中央正风肃纪的坚定决心。但与此同时，不少老百姓发出“贪官经常揪出，焦裕禄、孔繁森式的干部却少了”的感叹。这种看似矛盾的认知，并非否定反腐成果，而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社会心理投射，值得我们深入剖析。

一、信息传播的失衡效应：负面信息放大与正面典型弱化

（一）信息传播的差异化呈现与影响

1. 反腐新闻的强冲击力与高曝光度。反腐败新闻因涉及权力寻租等敏感内容，自带话题热度。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025年7月发布的上半年通报显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52.1万件，处分42万人，其中36名中管干部接受审查调查。齐扎拉、金湘军等正部级官员落马的案例，经媒体密集报道后迅速刷屏，让大众形成“贪官频现”的直观印象。

2. 正面典型宣传的模式化与疏离感。相比反腐新闻的生动具体，部分正面典型宣传仍停留在“高大全”的老套模式，缺乏日常细节挖掘。其实新时代从不缺优秀干部：2024年获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河北李建军，扎根太行山深处，带领群众发展苹果种植产业，让3个贫困村户均年收入从不足3000元增至2万余元；云南驻村书记张桂梅式的后继者王丽，在边疆山区建起寄宿制学校，解决了200余名留守儿童的上学难题。但这些事迹的宣传多以官方通报为主，未能形成持续传播热度。

3. 算法推荐加剧的信息茧房效应。新媒体时代，算法更偏爱推送高点击量的内容。由于负面新闻的点击量通常高于正面宣传，平台会不断加大反腐新闻的推送力度，而正面典型内容容易被淹没。用户长期处于这样的信息环境中，只会不断强化“贪官多”的认知，逐渐忽略优秀干部的存在。

4. 受众心理对负面信息的选择性记忆。社会心理学中的“负面偏见”告诉我们，人们对负面信息的关注度和记忆深度远高于正面信息。一次贪官落马的新闻可能让人印象深刻，但多次正面典型宣传却难以产生同等冲击。这种心理机制让老百姓不自觉放大了腐败现象，忽视了优秀干部才是干部队伍的主流。

（二）信息传播失衡的深层原因

从传播学角度看，这种失衡源于多重因素：媒体为追求流量，更爱挖掘反腐新闻的戏剧性元素；而正面宣传缺乏创新，难以适应大众多元化的认知习惯。传统的“表彰通报式”宣传与当代群众喜欢的“故事化表达”脱节，导致正面信息难以真正走进人心。

二、干部队伍的生态变化：担当动力与评价机制的双重挑战

（一）干部队伍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

1. “唯上不唯下”的考核导向制约为民担当。现行干部考核中，上级评价权重更高，部分干部便把主要精力放在应对上级检查、完成量化指标上，忽视了群众的真实需求。比如信访工作中，有些基层干部为降低上访率，采取围追堵截的方式“捂盖子”，而非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自然难以养成焦裕禄式的为民情怀。

2. 基层职业发展空间受限导致人才流失。公务员体系呈“金字塔”结构，基层晋升通道狭窄。一位博士在中央机关十年内晋升局级相对常见，但在基层，很多干部直到退休也难晋升到同等级别。这种差距让基层留不住优秀人才，即便有想办实事的干部，也可能因看不到晋升希望而心生倦怠。

3. “躺平式”干部的存在稀释优秀群体影响力。干部队伍中仍有少数“混日子”的人，他们回避矛盾、推诿扯皮，比如对群众反映的民生问题拖延不办，对上级部署的工作敷衍了事。这些人的消极表现更容易被群众感知，进而以偏概全地认为“优秀干部变少了”。

4. 转型期干部角色冲突加剧履职难度。社会转型期，基层干部常陷入“上压下挤”的困境：既要执行上级的硬性指标，又要回应群众的多元诉求。比如在环保整治中，既要关停污染企业落实政策，又要解决企业工人的就业问题，这种角色矛盾让部分干部难以全身心投入为民服务。

（二）干部生态问题的理论解读

从激励理论来看，干部的积极性源于合理的激励机制和清晰的价值导向。当前干部生态的问题，本质上是激励导向的错位——当职务晋升成为核心追求，评价标准偏向“对上负责”，干部的行为自然会偏离群众需求。同时，转型期的社会变化让干部角色定位模糊，进一步加剧了履职困境。

三、群众期待的时代变迁：需求升级与认知参照的双重变化

（一）群众期待变化的具体表现与影响

1. 民生需求从“基本保障”向“品质提升”转型。焦裕禄、孔繁森时代，群众的核心需求是解决温饱。如今，大家对教育、医疗、养老、生态等领域的需求越来越高：不仅希望孩子能上学，更希望能上好学；不仅希望看病方便，更希望减轻医疗负担。即便干部付出巨大努力，若未能完全满足这些多元化需求，也可能达不到群众的期待。

2. 权利意识觉醒强化对干部的监督与期待。随着公民权利意识增强，群众对干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部分人以“完美标准”衡量干部，一旦发现干部有微小瑕疵，就容易否定其全部工作。比如某干部因一次工作失误被曝光，群众便忽略了他此前多年的为民实绩，这种严苛标准让优秀干部的“筛选”难度大幅提升。

3. 参照系变化导致对优秀干部的认知偏差。焦裕禄、孔繁森等典型经过长期宣传，已成为理想化的“完美标杆”。但当代干部面临的工作环境更复杂、任务更繁重，他们的困难与挑战往往不被群众了解。用理想化标杆对比现实中的干部，自然容易产生“今不如昔”的错觉。

4. 社会心态变化加剧对公平正义的诉求。社会快速发展中，部分群众因感受到收入差距、机会不均等问题，产生了相对剥夺感。他们将焦裕禄、孔繁森式干部视为公平正义的象征，对当代干部提出了更高的道德期待。当这种期待未能完全实现时，就容易引发“优秀干部变少”的感叹。

5. 基层治理中的矛盾聚焦放大负面感知。征地拆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利益诉求复杂，容易产生矛盾。部分群众将矛盾归咎于干部履职不力，甚至将个别干部的不当行为扩大为对整个干部队伍的否定，进一步强化了“优秀干部稀缺”的认知。

（二）群众期待变化的应对方向与争议思考

群众期待升级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应对这一变化需要双向发力：干部要主动提升履职能力，解决民生痛点；同时，群众也需客观认识干部的工作环境，避免用理想化标准简单对比。

值得探讨的是：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该如何重新定义“优秀干部”的标准？如何平衡干部考核中“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关系？这些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思考。

老百姓的感叹，饱含着对优秀干部的热切期盼。事实上，新时代的优秀干部并不少，只是信息传播的失衡、干部生态的困境、群众期待的升级，共同造成了认知偏差。破解这一困境，需要让正面典型宣传更接地气，让干部考核更贴合群众需求，让群众心态更理性包容。唯有如此，才能让焦裕禄、孔繁森式的干部不断涌现，凝聚起干群同心的强大合力。（全文完）

来源：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