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把妈妈戴在身上”，听起来像一句童话，却在台北的初夏被做成了8条银灰色项链。

“把妈妈戴在身上”，听起来像一句童话，却在台北的初夏被做成了8条银灰色项链。

链子不沉，可舆论一戴上就喘不过气：大S走后三个月，具俊晔把部分骨灰封进吊坠，分寄给包括小S在内的亲友，自己留了一条，说“熙媛怕黑，这样她就能一起出门晒太阳”。

消息一出，台湾网络服务器差点被“变态”“浪漫”“自私”三个词挤爆。

先别急着站队。

把骨灰随身戴，并不是韩裔新郎的突发奇想。

韩国老派家庭里，至今有人把逝者指甲或头发塞进银坠，叫“念纪”，功能类似我们的牌位，只是缩小到可以摸得着。

差别在于：牌位供在厅堂，念纪戴出门，外人看不见就没人提醒“这是逝者”，于是冲突感骤降。

具俊晔在首尔生活三十年，这套文化编码写进了肌肉记忆，他以为“分一点”是温柔，没想到在台湾被放大成“分尸”。

法律层面其实没给浪漫留多少缝隙。

台湾《殡葬管理条例》写得冷冰冰：骨灰只能安置在公墓、纳骨塔或树葬花葬，若要“分装”，得全体继承人白纸黑字。

大S的继承人目前只剩仨——两个孩子各拿40%，具俊晔拿20%。

律师透露，文件最后确实都签了，但签名时间是凌晨两点，地点在信义区某住宅，现场没有法官、没有公证人，只有一张客厅茶几、两盏昏黄落地灯。

这份“家庭协议”能不能对抗公权力？

没人敢打包票，于是案子被送到立法院，成为“是否该给骨灰更大自由”的修法导火索。

更微妙的战场在孩子。

长子拿到奖学金那天，学校发了一张照片：男孩穿着西装外套，领口别着一枚小小的银色别针——不是项链，却和项链同款材质。

媒体放大后，网友惊呼“孩子也被迫戴骨灰？

”汪小菲罕见开直播澄清：别针是具俊晔送的“陪伴胸针”，里面只有一束母亲头发，孩子事先问过他，他点头了。

“他说想妈妈的时候可以摸一下，我没法说不。

”屏幕那端，汪小菲眼眶红，却不敢掉泪，因为身后马筱梅正抱着小女儿，小姑娘刚上完芭蕾课，还在比划“天鹅手”。

小女儿的状态是整件事里最柔软的部分。

舞蹈老师爆料，孩子第一节课怯生生站在角落，音乐一放，她忽然抬头找镜子，说“妈妈在看”。

没人告诉她项链的事，她却自己把“妈妈变小”当成事实，于是把芭蕾跳成了广播体操，老师也不纠正，任她在节奏里乱点头。

下课时，孩子把舞鞋抱在怀里，像抱一只猫，轻轻说了一句：“这样妈妈就能闻到我的脚臭。

”童言无忌，却把旁边几个家长当场说哭。

具俊晔那边也没闲着。8月，他和韩国珠宝品牌签约，把同款吊坠做成商业款，材料换成火山灰+银，限量三千条，收益30%捐给儿童白血病基金会——大S生前匿名捐款十年的项目。

消息一出，韩国MBC拍了专题，镜头里，他戴着耳机在录音室打碟，歌单里固定留一首《初恋》，那是两人第一次微信语音时，他放给她听的。

镜头扫过，项链在锁骨上晃，像一枚被汗水浸透的节拍器。

记者问他：“商业化会不会消费逝者？

”他沉默两秒，答：“如果熙媛能因此继续救下一个小孩，她会翻白眼说‘干嘛不早点做’。

”

争议最凶的时候，华山文创园悄悄办起“永远的杉菜”纪念展。

现场没有项链、没有骨灰，只有一条被剪烂的牛仔裤——大S拍《流星花园》时穿过的道具，裤脚还留着当年雨水干掉的泥点。

展览说明写道：“记忆不需要载体，只需要一个场景让你想起她的台词。

”五天涌入五万人，队伍排到路口，隔壁卖槟榔的大叔干脆把摊位改成“杉菜同款”牛仔裤租借，租一次五十台币，收入他全捐给流浪狗之家。

大叔说：“我不懂浪漫，也不懂法律，但能让大家因为同一个人做点好事，就是她的遗产。

”

立法院公听会上，心理师一句话让全场安静：未成年人对“死亡”的理解是滚动的，今天觉得妈妈变成星星，明天就可能担心星星掉下来砸到自己。

任何具象的遗物，如果没有专业引导，很容易变成情绪地雷。

话音未落，汪小菲在后排举手，说自己已经联系新加坡儿童心理中心，计划带孩子去做“渐进式告别”，第一步就是把项链暂时封存在银行保险箱，钥匙由孩子自己保管，十八岁以后再决定要不要打开。

现场没人鼓掌，但也没人能反驳。

故事到这里，依旧没有标准答案。

文化、法律、商业、亲情四条线缠在一起，像一条打了死结的项链，谁用力拽，另一头就勒疼皮肤。

唯一能确定的是：大S走后，世界并没有急着翻页，而是把她的骨灰、她的孩子、她的戏与歌，重新揉进活人的日常。

有人看见消费，有人看见纪念；有人闻到死亡，有人闻到脚臭。

死亡最公平的地方就在于此——它把解释权平均地分给每个人，然后关上门，让活着的人自己找路。

至于那8条项链最后会不会真的被戴上街，没人知道。

也许某天深夜，小S打开衣橱，摸到冰凉的吊坠，会突然笑出声：“姐，你今天是不是又偷吃了我冰箱里的泡菜？

”那一刻，项链不再是骨灰，也不再是新闻，只是一枚被体温捂热的私人笑话。

而笑话，比任何法律都长久。

来源：小华侃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