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非洲的市集上，烤得滋滋作响的非洲大蜗牛是再普通不过的街头小吃，当地人视其为重要的蛋白质来源，甚至将其称为“穷人的鸡蛋”。

在非洲的市集上，烤得滋滋作响的非洲大蜗牛是再普通不过的街头小吃，当地人视其为重要的蛋白质来源，甚至将其称为“穷人的鸡蛋”。

然而同样是这种体型硕大的蜗牛，在中国却成了连触碰都需要警惕的“危险生物”。每逢雨季，它们成群出现在南方城市的街头，却无人敢将其当作食材。

这种巨大的反差背后，隐藏着物种特性、环境适应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复杂关系。

非洲大蜗牛，学名为褐云玛瑙螺，原产于非洲东南沿海的坦桑尼亚和马达加斯加岛。

成年个体普遍体长7至8厘米，最大可超过20厘米，几乎与成人手掌相当。

其外壳呈深褐色螺旋状，质地坚硬，外形酷似一只拖鞋，因而也被俗称为“拖鞋蜗牛”。

这种蜗牛的生存能力极强。它们的口腔结构特殊，能够啃食多种物质，包括植物、腐殖质，甚至墙皮和石灰。

这种“不挑食”的特性使其在缺乏天敌的新环境中迅速繁衍。

更令人惊讶的是其繁殖能力，单只蜗牛一次可产卵150至300枚，仅需一周即可孵化，半年内可重复繁殖5至6次。

若不加干预，一只蜗牛在半年内繁衍的后代足以覆盖整个小区。

非洲大蜗牛喜湿怕干，平时多藏匿于草丛、土壤缝隙或下水道等潮湿环境中。只有在雨后，它们才会大规模出现在街头，寻找食物和新的栖息地。这一行为模式也解释了为何它们在中国的南方城市中如此常见。

尽管非洲大蜗牛在非洲被广泛食用，但其体内潜藏的寄生虫和病原体却不容忽视。

据疾控部门研究，广州地区的非洲大蜗牛中，广州管圆线虫的感染率高达7.3%，平均每只蜗牛体内携带约72条寄生虫。

深圳地区的感染率更为严峻，达到31%，平均每只蜗牛体内寄生虫数量约为100条。

广州管圆线虫是一种可侵入人体中枢神经系统的寄生虫，感染后可能引起脑膜炎、脊髓炎等严重疾病。

其幼虫可通过皮肤接触或口腔摄入进入人体，尤其在蜗牛黏液和肌肉层中含量较高。

值得注意的是，非洲大蜗牛体内寄生虫的携带量甚至超过另一种入侵物种福寿螺，感染风险显著提升。

除了广州管圆线虫，非洲大蜗牛还可能携带多种细菌和病毒，如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进一步增加了接触或食用者的健康风险。

在非洲部分地区，非洲大蜗牛被视为重要的食物资源。其体型大、数量多、易于捕捉，成为当地居民补充蛋白质的便捷选择。

尤其是在农村和贫困地区，蜗牛是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非洲人食用蜗牛的方式较为原始，通常直接烤制或简单煮沸。

尽管当地人知晓蜗牛体内可能含有寄生虫，但在资源有限的背景下，解决温饱问题仍是首要任务。

此外部分地区的居民在长期食用中形成了一定的处理经验，例如长时间高温烹煮，以降低寄生虫感染风险。

然而非洲确实存在因食用蜗牛感染寄生虫的案例，只是这些案例未引起广泛关注。

非洲大蜗牛在中外待遇的巨大差异，根源在于环境、资源与文化的不同。

在非洲，食物来源相对有限，非洲大蜗牛作为一种易于获取的蛋白质，自然成为饮食结构的一部分。而在中国，食材种类丰富，人们无需冒险食用可能携带大量寄生虫的生物。

此外中国疾控部门对入侵物种的健康风险高度重视，多次发布提醒，避免公众接触或食用非洲大蜗牛。

另一个常见的误区是将非洲大蜗牛与法式焗蜗牛混淆。

法式焗蜗牛采用的是专门养殖的食用蜗牛品种，经过严格的检验和加工流程，确保其安全性。

而非洲大蜗牛多为野生个体，未经任何卫生控制，食用风险极高。

在中国，非洲大蜗牛已被列为外来入侵物种，其扩散对本地生态系统和公共卫生均构成威胁。

若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这种蜗牛，应采取以下措施。

避免直接接触，尤其是徒手捕捉，以免寄生虫通过皮肤或黏液传播。

加强环境卫生管理，清理潮湿角落和垃圾堆积区，减少其栖息地。

科学防治，若需清除，可使用生石灰或专用杀虫剂，并确保操作时佩戴手套。

非洲大蜗牛的“双重身份”揭示了物种在不同环境下的复杂角色。在非洲，它是生存的希望；在中国，它却是需要警惕的入侵者。

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自然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也提醒我们，在面对外来物种时，科学认知和谨慎态度至关重要。

来源：沧海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