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末，雾灵山的风牵着我的手腕，从北京出发，来到了近且美的河北兴隆县。老陈告诉我，这次目的地不在雾灵山中，在它之南，明长城以北，那里是怀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基地的燕山群峰，与雾灵山一脉相承。
周末，雾灵山的风牵着我的手腕，从北京出发，来到了近且美的河北兴隆县。老陈告诉我，这次目的地不在雾灵山中，在它之南，明长城以北，那里是怀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基地的燕山群峰，与雾灵山一脉相承。
“守山人”老陈
“选择了星空就选择了年轻。有一颗不老的心，干起天文事业来才会更有劲头。”
从高铁兴隆西站乘出租车赶往预订好的酒店，酒店与车站距离很近，就在基地脚下。如果说基地用来仰观星空，那么这家酒店也礼貌地仰观着基地。出租车司机排了两个小时的队，只等来了10块钱的生意，让我很过意不去，但他没有丝毫的抱怨，操着一口浓郁的兴隆方言说，短途的下一单兴许就是长途，要学会全面接受平庸和惊喜，懂得知足常乐。司机的厚道让我精神一振，觉得带着这份好心情，一定会遇到最美的星。
酒店到基地有二十分钟的车程，老陈说：“何必那么麻烦，基地就有招待所，无过往车鸣之乱耳，无繁琐俗事之劳形。”我向老陈解释，“可能还有其他朋友要来，怕住不下。”老陈说，“来十个团队都不在话下。”我紧跟了一句，多大规模的团？老陈得意地指了指山头上显著的乳白色复杂结构建筑：“还能大得过这个？”
让老陈为之骄傲的是他和基地一众科学家守护的郭守敬望远镜，简称“LAMOST”，俗称“拉磨”，是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承担研制的世界上口径最大的大视场兼大口径及截至2023年获取光谱最多的望远镜，也是唯一的中国人原创的天文大科学装置。
听老陈讲，它的诞生让中国镜面拼接和镜面变形技术走在了世界前沿，这是以崔向群院士为核心的科学家们的杰作。在当时科研经费有限、国外天文学家群体质疑、业内两块镜面拼接从未有人应用到实体装置的情况下，时任南京天文仪器研究所总工的崔向群，硬是迸发出花木兰的气概，带着团队在“开山立派”的摸索中辉煌逆袭，把国际天文界一致认为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做成了整个天文界都服气的科研标杆。卸下“战甲”换上“院士服”的崔向群感慨万千：“现在心头的天终于蓝了，‘攻城拔寨’那会儿，心头的天一直是灰色的。”
68岁的老陈看起来只有四十出头，他守护基地近三十个年头，从事专业望远镜和天文仪器的运行维护，干到高级工程师退休，被基地返聘后继续做天文科普工作，这一干又是快九个年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科普先进个人，也成了国家天文台年度榜样人物。老陈笑称，与其说基地需要他，倒不如说他放心不下山上这些朝夕相处的“老伙计”。
这个“守山人”一年365天，可以做到连续315天不下山。他不下山，他的另一半就得上山来，北京到河北兴隆并不远的距离，老陈硬是把他的爱情故事演绎成了牛郎和织女的版本。还好，“织女”是位通情达理的女子，时常单向走完“鹊桥”的全程，而老陈最大的诚意就是在基地960米的海拔处张开怀抱。
每逢科普示范，老陈张罗起来像个小伙子，周边的人际关系他处得一点儿也不含糊。不管是基地的同事，还是兴隆县的友邻，大家和我一样，都习惯喊他一句“老陈”或是“陈老师”，似乎已经想不起他“陈颖为”的本名了。
我问老陈有什么“保鲜”秘诀，他说：“选择了星空就选择了年轻。有一颗不老的心，干起天文事业来才会更有劲头，这地方，魅力无限。”我知道老陈的评价源自他单反相机里史诗般的美景。他不仅拍到了绝美的星空，还收获了难得一见的云乡与雾海。“无人机飞得再高，却拍不到神仙，而我只要清晨跑到对面的山头就可以来场偶遇，神仙和我们一样都在云上住。”霎时间，我觉得老陈就是神仙，他不仅是可以和星空、云海对话的神仙，还是能把神仙留在兴隆观测基地做客的科研人。
老吴的少年志
“也没啥，我就是想看看星云和星团的背后究竟是什么。”
基地像是云游在雾霭里的某个部队哨所，也像是灵隐在绿水青山间的庙宇。通过交流，我觉得老陈是位抉择果断、取舍利索的科学家。他摇了摇头，“有个人在选择的路上就没有歇过脚。”他卖的关子成功吸引了我。天色还早，在老陈的引荐下，我见到了老吴——吴宏，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基地的负责人。老吴一米八几的身高，银丝眼镜和鬓发同色，俊朗不失干练。到底是地道的天文人，老吴的“穿越学”火候到位，把时间跨度直接拉回了他的儿时。
大地为床，目光所及的终点，是他梦想的起点。当年躺在北京医学院校园的大操场上看星星，是11岁的吴宏最开心的事。那时他还疯狂迷上了热播电影《少林寺》，爱上了少林功夫。
逐渐地，平日里的仰望，已无法满足这位小天文爱好者对星空深处的好奇。吴宏自信，凭借从天文科普杂志上学来的知识，完全有能力亲手打造一台自己的望远镜。他忍痛卖掉自行车，省下零花钱，凑齐了探索太空的“第一桶金”，父亲骑着二八自行车带着他赶到离家很远的天文杂志社，订购了镜片。他回到家又托人在周边的钢厂找了一个口径合适的废弃钢管，将牛皮纸反复缠绕在钢管上面并粘牢固定，抽出钢管，镜筒就这样做成了，再固定镜片，一个简易又不失专业功能的望远镜便出炉了。
在《天文普及年历》和《少林长拳》之间，吴宏反复摸索着口袋里有限的纸币，想法也在前者与后者间极限拉扯，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天文杂志。从此一扇通往太空的门为他打开，而少林寺失去了一名追随者。“也没啥，我就是想看看星云和星团的背后究竟是什么。”
初中时期，吴宏制作的航模在全国比赛中获了银奖，他的天赋生了双翼，得到了专业人士的关注。如果说北京海淀少年宫是承载他天文爱好的摇篮，天文组的田桂香老师和课外北京天文台的胡景耀老师就是给吴宏唱摇篮曲的人。他们带着吴宏参加科普夏令营、听天文科学家的讲座、追踪哈雷彗星。
1986年，地球迎来76年一周期的哈雷彗星，正在上高中的吴宏高度重视，在1985年就做好了观测准备，设备也不甘落后，在儿时自制的望远镜的基础上，又用竹棍制作了一个三脚架。第一次看到盼望已久的哈雷彗星，目睹它庐山真面目的时候，吴宏有些失望，望远镜里的“主角”很暗也很模糊。尽管如此，它仍然是吴宏心中最美的期待。
自给自足不够，还要借力，多年的天文爱好和积累让吴宏深知，想获取哈雷彗星有价值的数据，需要到沙河观测站去，那里有专业的天文设备。晚饭过后，月亮刚露头，吴宏就戴好棉帽，穿上棉大衣，揣着打印好的哈雷彗星的坐标、位置，骑上自行车顶着刺骨的寒风艰难前行。追星人夜以继日，哈雷彗星也如约而至。当太阳露头的时候，吴宏已经赶回了高一的课堂。
母亲在北航计算中心工作，这份得天独厚的优势，让吴宏在初中毕业的整个暑假有条件学习计算机编程，并很快就在计算哈雷彗星轨道中得到了应用。通过分解大学天体力学的轨道公式，他开始自己编程。小半年时间，基于在沙河观测站取得的哈雷彗星的位置数据，他不仅算出彗星的轨道参数，而且算出了彗星近日点时刻，计算结果和专业人士的计算结果几乎一样。凭此，他代表所在的人大附中参加全国天文竞赛，获了大奖。
吴宏的青春期几乎与哈雷彗星平行，1986年4月他带着父亲资助的100元，和师友一起追随哈雷彗星来到了北海涠洲岛。第一次来到这个位于中越前线的小岛，站在火山海湾边，吴宏捧起海水，也捧起了落在水中的星星和月亮，和逐渐变暗南去的哈雷彗星。
智慧、自信和无畏是吴宏的三大法宝，就像当初以令人羡慕的成绩考上人大附中时，他说，自己仿佛提前看到了诺贝尔奖发出的光芒。直到各路高手汇聚一堂，吴宏才摆正了自己的位置，体会到学海如星海般浩瀚，自己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沉下心的吴宏，虽然高考预考拿了高分，但在填报高考志愿时还是陷入了纠结。北京大学天体物理专业本是首选，而南京大学天文系却是专业学科中的翘楚，关键是，这一年南大天文系不在北京招生。两难时刻，那个“唱摇篮曲”的田老师又化身为伯乐，找到国家天文台的老师去和南大天文系协调，恰巧南大有类似先例，也珍惜吴宏这个天文人才。最终，父母希望吴宏拿手术刀的愿望落空，他选择了举起望远镜。
吴宏顺利迈进了南京大学天文系，爱好变成了专业，真是一件无比幸运的事。新的天文理念、现代的天文设备，让吴宏扩大了探索更遥远星系的视野。此时，他不仅开始观研几千亿颗恒星组成的群体，还拥有了和来自全国各地天文领域的骄子同台竞技的机会。最初，在班级里他的成绩只排在了中等，在勤奋与热爱的加持下，快毕业时，他已经名列前茅。到了研究生考试，吴宏没有紧盯着百分之二点五的保送名额，那一届班上的三个研究生，保送一个，调剂一个，而他是唯一通过考试被中科院录取的。
研究生的天文学前沿课堂上，大家都在等老师来。坐在吴宏旁边一个戴着破旧军帽，穿迷彩服，留着小胡子的人和同学们显得格格不入。吴宏以为这个人是校工，上课铃响，他善意提醒：“师傅，我们上课了，您赶快离开吧。”
“我叫南仁东，现在开始上课。”“校工师傅”原来是被称为“中国天眼之父”的南仁东。
在小学时候，选择天文还是选择习武；考大学报志愿，北京大学还是南京大学；考研究生，选择什么方式；选导师时的峰回路转；从英国留学归来，因为千金一诺放弃了师兄条件丰厚而诚挚的邀请；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家基金奖项时的一波三折；成为首席科学家带领团队攻关科研项目的酸甜苦辣；选择回到北京还是留在兴隆观测基地的细枝末节……吴宏的选择始终紧跟着他所钟爱的天文事业，矢志不渝。我们的谈话也随着日夜轮换而停止，天黑了，星月现身夜空。
自知渺小而不轻
“如果失去的不是所爱，那就不算失去；如果得到的都是钟爱，哪怕只有一点，也不虚此生。”
在去观星台的路上，我满脑子都是挥之不去的画面：雷电来袭，老陈不顾危险去护住设备；老吴为了确认一个结果，一晚上设十几次闹钟，一次次从困倦中起来核对数据。也许只有夜的安静，才配得上星的璀璨，和天文工作者安放青春的深情。因为有从军的经历，我像背诵军人守则那样严谨地默念着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基地观测时该注意的事项。直到路上碰见了基地两名年轻的辅导老师带着前来观星的学生团队，才让我放慢了脚步，放松了心情。
贾老师是基地2.16米望远镜的观测助手。他说，每年春节前后恰逢无月夜，正是天文观测的最佳时期，因此基地的春节没有放假这一说。一些老教授、院士会在这时来基地观测，和大家一起熬夜在现场工作。由于观测台地处高山地带，如果遇到比较剧烈的雷电容易遭受雷击，为了观测星月，也为了设备安全，“我们的基地主任，经常和设备一起过年”。我知道，他说的是老吴。贾老师比较内敛，而1997年出生的基地技术人员小王老师就外向得多。
小王是从自动化系跨专业过来的，和老吴一样从儿时起就是个妥妥的天文爱好者，本职做的又和老陈一样——研究仪器和设备的日常维护。科普是他们共同的志愿，也是天文台开展的一项业务。小王说，“在大学第一次用望远镜看月亮，感觉月亮离我很近，那凹凸的岩体好像就在脚下。每次带小朋友看星星时，他们都会对月亮、土星、星云发出由衷的赞美。我问他们，长大后想干什么？他们说，想当宇航员、飞行员，想飞向太空。那一刻我觉得他们接续了我的梦想，我的工作很值得。”小王来基地工作完全是自我抉择，他说，追求女朋友时就是在“拉磨”望远镜旁表白的，那一天整个星空格外璀璨。
兴隆观测基地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周边最现代化的天文观测基地，满足着现代化的观测和研究需要。直到今天，这里仍然是国内主流的观测站。
1968年，兴隆观测站建成，从此承载着几代天文学人的梦想，从三台望远镜的简陋台站，发展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光学天文基地。
这里有十余台科研级望远镜，包括首台我国自主研制的2.16米望远镜，曾领跑远东光学天文二十年；更有国家大科学工程LAMOST，以其革命性的光谱巡天能力，铸就了世界最大的恒星光谱库，与贵州FAST遥相呼应，奠定了“南平塘，北兴隆”的中国天文格局。
五十余年来，兴隆的镜筒指向宇宙的各个角落——从太阳系行星到系外世界，从恒星诞生到黑洞吞噬，无数发现在此诞生。它不仅是科研重镇，更是人才摇篮，与顶尖高校共建望远镜、培养学子，并化身科普课堂，向公众揭开星空奥秘。
如今，随着“司天工程”预研、中国科大实践中心建设，兴隆正迈向更高更远的星辰。这座屹立燕山之巅的观测圣地，仍以坚定的目光，守望宇宙，照亮中国天文的未来。
像兴隆观测基地一样，天文观测一般都选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我在想，是不是天文工作者们扎根的山越高，离社会和人群就会越远，他们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这个疑问，我问了老陈。他说：“得到和失去都是相对的。如果失去的不是所爱，那就不算失去；如果得到的都是钟爱，哪怕只有一点，也不虚此生。有人走，有人留，这是基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离开的理由可能有千百种，但留下来的原因只有一个——我喜欢这儿。”
老陈的话，让我对他们所探寻的太空再次充满了遐思。当人类把目光投向天空，会察觉到自身的渺小，却从未因为自身的渺小而停止对宇宙的探索。我们造出火箭、宇宙飞船，把探测器发送到月球、火星甚至更远的地方，就是以不灭的好奇心向太空抛撒人类文明的种子。
自知渺小而不轻，是人类的伟大之处。太空和星体看似很遥远，但兴隆观测基地的这些仪器却将它们送到了人类的眼前。事实上太空里任意一个光点，动不动离我们就有几十光年甚至千万光年的距离。当我们有了和星系互观的机会，想象的空间变得更加宽广。
那些庞大的星系中到底有什么？某一颗星球上会不会有和我们一样的生物，也在观测宇宙？我们大部分人终其一生都离不开地球，只有极少的人会成为宇航员，离开地球的大气层，和太空结缘。因此我们普通人就要放弃仰望太空吗？不是，一定不是，我们是宇宙的一分子，无可争议的一分子，太空的事是家里的事。
老陈、老吴这组“老天文”与小贾、小王这组“小天文”，是基地天文精神代代承继的精神图腾的缩影。这里的科研团队，这里的每一名员工，甚至一花一草，有的在实验室里微雕，有的在烈日与星群下匠心独运，傲然挺立。他们不需要热点和流量，要的就是那份安静与从容。
兴隆观测基地只是中国科学院一个普通的点位，如果科学院是无限宇宙的一个星系，那么他们分布的点位就是一颗颗默默无闻却奉献夺目光缕的星体。
夜色渐浓，繁星点点，正是观星好时分。在老陈的指导下，我调整望远镜的角度，对准了浩瀚的星空。
来源：子清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