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陈寅恪何以眼光奇差，最看重的学生偏毫无学术能力？

摘要：陈寅恪一代宗师，晚年最看重的学生，却是个平平无奇的小女生，确实很让人费解。那女生毕生在学术上毫无作为，连同班同学都颇轻视，终其生不过一介中学老师而已，连“学者”都不是，着实透着奇怪。难道本土近百年最厉害的史学大师，眼光居然差到离谱，会钦点一位资质平庸之人当“传

陈寅恪一代宗师，晚年最看重的学生，却是个平平无奇的小女生，确实很让人费解。那女生毕生在学术上毫无作为，连同班同学都颇轻视，终其生不过一介中学老师而已，连“学者”都不是，着实透着奇怪。难道本土近百年最厉害的史学大师，眼光居然差到离谱，会钦点一位资质平庸之人当“传人”？倘贵为史学家，连身边人都看不准，似乎也难怪钱锺书会瞧不上这位陈师伯，私底下嘲笑他“迂谬可笑”（《容安馆札记》第210则），甚至还当别人面批陈书“适足令通人齿冷耳”（范旭仑《容安馆品藻录》页135）。

至于“小女生”，就是高守真女士。说起来，高女士还是敝人广东潮汕大同乡，大约1925年出生，1950年代毕业于省内中山大学历史系，晚到2001年才辞世的，生前是汕头市澄海中学历史教师。她一辈子默默无闻，生活很坎坷，迟至39岁才结婚，也没留下什么文章与著作，唯一有价值的文字遗物大概就是残存的“一些课堂笔记及零星的谈话记录”，俨然非“能读父书”者，更非“能传父业”者。她在孤独寂寞中撒手后，也就生前就职所在的澄海中学印了一份“讣告”而已，一辈子就这么草草完结了。她到底是1925年生人，还是1927年生人，大家实际也没搞明白。

如今尚有陌生人听闻高守真之名，大抵就两个缘由，也均与她自身才情或成就无关：其一，她有个很有名的爹，那就是掌故学家高伯雨，老报人罗孚誉之为“在南天不作第二人想”，实力亦堪与高拜石颉颃，乃是名父之女；其二，按陆键东畅销书名作《陈寅恪的最后20年》的说辞，她是陈寅恪从教30多年生涯中亲授的“最后一个学生”，且是陈寅恪唐筼夫妇俩都最喜欢的后辈，差不多是彼时惟一能升堂入内室的“关门弟子”。而今网上广为流传的那张“陈寅恪中山大学授课照”，坐三戴眼镜的那位“小女生”，就是大学生时代的高守真女士。到了1957年底，高女士即将大学毕业，陈寅恪曾力求中大校方让高守真留校，当他的全职助手，可惜遭到拒绝，只因高守真未曾入党。

图：坐起第三位戴眼镜女生即高守真，后排埋头记笔记者为汪廷奎

晚年陈寅恪，尤其爱重高守真女士，当是彼时中大师生人所共知之事。端木正1950年代任教于中大政法学系，晚年还津津乐道，有位名为“高守真”的小女生最受陈家“喜欢与信赖”。到了2018年，时隔60载之后，当“陈学家”张求会探访中大老毕业生汪廷奎时，已是90高龄的汪老先生都还清晰记得，同学高守真是陈寅恪最喜爱的学生，且是老师惟一指名留校并当助手的。只是汪老先生似乎很自负，言辞间似乎瞧不上高，直白嘲笑她“其实并不聪明，程度也不好”。而对于陈何以又偏爱这么表现平平的学生，汪思来想去能找到的唯一理由，就是陈高两家熟悉，揣测是所谓“世交”，犹如当下的“关系户”。汪老先生还自许是彼时同学中底子最好的，说陈寅恪讲课全然对牛鼓簧白费口舌，惟他“一个人基本上能够把他讲的内容记下来”，以至于照片中就他低头做笔记。所以陈寅恪对高同学青眼有加，他显然不大服气，60多年后都无法释怀。（张求会《馀生流转：陈寅恪的生前身后事》，广东人民2025年版，页134）。

可事实上，据张求会事后考证，陈寅恪与高伯雨绝非“世交”，此前都不认识。二人唯一的往来记录，还是高守真作介绍人疏通，彼此互赠过新书而已。也就是说，1950年代的中大历史系，每年招收学生70多名，三四年下来至少有学生近300人，可陈寅恪就偏爱高守真，只能是他自己的心意，并无戚谊因素。而高守真女士往后余生的表现，又似乎真能大抵证实老同学汪廷奎的评议并非蓄意贬损，她是真的在学术上无所作为，后半生就在老家一所普中无声无息地逐渐消失。若非1980年代后“陈寅恪热”兴起，她必将彻底隐入历史尘埃，正如我手头在读的李济自传所感慨的那般，犹如“时代洪涛中的砂砾一样，沉淀到海底去了”。

是直到1990年代初，陆键东要写《陈寅恪的最后20年》，才多方打听偶然找到了高守真，获悉大量第一手信息之外，才让她作为陈寅恪学生突然“浮出水面”——该书第七章整整一半篇幅是专述她与陈寅恪夫妻交往史的。但即便是陆键东，尽管满心的尊敬与感激，书中照样很直率写到，高守真是修选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课程“30多个同学中很普通的一个”。我想，陆键东大概率也会和张求会同样疑惑：陈寅恪一代史学大师，如此明眸善睐独具只眼，古今多少苍茫事都目光如炬，何以在看待“高足”这个事上偏偏奇怪地“翻船”了，难道大师照样一老就糊涂？这种走眼，似乎也与陈寅恪“人设”严重不符。

这个事的解释，依我所见还属陆键东的看法最见允当。据陆说，高守真“一生苦寒”，离校后也再未涉足“专业史学研究”，不管资质还是实绩似乎都不足称道，何以陈寅恪如此器重，他起初也茫然难解。但当他现实中接近高后，似乎一下子就恍然大悟了，那就是高守真为人如此质诚、朴实、谦逊，她对恩师陈寅恪的感情是无法言表的深厚！尽管半个世纪已过，在电话中一听“陈寅恪”大名，仍抑制不住的激动，讲起恩师来滔滔不绝，而且“她只谈先生的好，其谦恭让我震惊”，实际她性格木讷并不善言辞。陆键东说，他写作期间几乎采访过所有与陈寅恪有过来往的人，独高守真的那份“忠诚”是令他最感深刻的。他说，陈氏夫妇那么偏爱她，只有一个解释最接近“真相”：高守真为人太忠厚了，也可说是陈寅恪中大学生中最忠诚的。

也就是说，陈夫妇与其说尤其重视高守真，不如说是最信任她。换言之，陈氏夫妇最看重的，是高守真的人品，而非什么才学识。虽说也是1950年代的“高材生”，亦有时代误人的因素，但高守真女士似乎也真缺少学术潜质。高守真老人自己，晚年面对来访者，也曾“无限内疚地称自己是陈老不成器的学生”（《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本，页180）。尽管真要实事求是地说，当时的中大也就是个了不起眼的地方大学，立校主要是为了解决吾粤子弟教育问题，生源是比较不理想的，陈寅恪在那能招收到的学生，多出岭南省内，本身也多是水准平平者，陆键东说他们“外语尚未过关，文史基础知识贫乏”也当是实情，所以宜乎当日陈寅恪的讲授几乎都听不懂，日后也没跻身出多厉害的学人出来（最有名的应该是蔡鸿生、姜伯勤、胡守为三位教授），高守真置身其中或许还真难说有多糟糕。

图：高守真之父高伯雨（1906－1992）

藉此似乎也可以看出来，以陈寅恪的段位，一生中所学所教都是最顶尖学府，接触过的“英才”乃至“天才”不知凡几，对于这些外在只怕还是最熟视无睹的，是不会有什么滤镜的。他最看重一个人的，不会是才华或学识，而是人品。这一点，其实也曾是本土传统知识分子的认知共识，他们自有一套知人论世的价值标准，鉴人最重“内在”。在他们眼中，饶是不世出的天纵奇才，若品行不过关，抑不过“小人”而已，是不足挂齿的，反之亦然。陈氏弟子蓝文徵回忆，早年陈义宁在清华研究院教学，就是主张“治学与做人并重”，平日总以学问道义相期的（《蓝文徵文存》，江苏人民2012版，页269）。更别说，陈寅恪晚年备受伤害，多少暗箭就来自学生，而惟有高守真这样老实且忠诚之人才是绝不会背叛他的那种人。他有这个识人之明，后来事实也证明他眼光没差，并不曾走眼。

陈寅恪一生，手下出那么多高弟，但真正感人的，我以为是蒋天枢与高守真（至于刘节从日记看反倒颇冷淡，黄萱则属于贡献最巨），而这两位恰好都是人品绝高者，人则难说“绝顶聪明”，学术成就也更不好置喙什么，识者自有公评。家鸡野鹜同登俎，春蚓秋蛇总入奁，当现代大学的机制导致无法自己选择学生时，过去老辈学者那套察人方法，似乎还是靠谱管用的。想1980年代，今之沪上名教授刘永翔登门拜访钱锺书，问及为啥不招学生助手，钱就指了指小区不远处俞平伯住所说，当初俞老先生最青睐的某助手兼高足，恰是后来落井下石背刺他最厉害的，把俞平伯整得苦不堪言，“殷鉴不远”云云（《蓬山舟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5版，页29）。所以钱锺书这方面很彻底，誓不蓄门弟子，对外宣告“苟有自称为予晚年门下士者，非吾徒也，诸君鸣鼓而攻之可也”（此处复旦王教授又躺枪）。

事实也证明，当“影底河山频换世”之际，陈寅恪亲自口授心传苦心孤诣培养出来的才学最好的那批学生，表现多堪忧。早年最器重的“天才”学生周一良金应熙汪篯们，自然都成了趋时趋新的“圣之时者”，并不值得他托付与信任。他们不想公然“谢本师”，陈自己也要动手“清理门户”的，同校同系的高足金应熙就被明言“终身不许其踏入家门”（仇鹿鸣《书生金应熙》）。陈在岭大时的第二任学术助手程曦，是追随他数十年的老门生，其毕业论文《恽南田研究》老陈给过91分的高分，据说“陈寅恪为程曦倾注的心血是最多的”，其学识才情不可谓不高，可在1950年代陈寅恪孤立无援最需要他帮助的时候，他照样“不辞而别，有负师恩”，老了以后又在那表示悔恨，痛哭流涕一番，于事何补？“毕竟一书生”，“书”这东西确实是翻来覆去之物。